曾經引導美國政策與外交方向的蔣介石支持者:「中國遊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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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美國政壇,曾有個橫跨各界、專門替中華民國政權爭取援助的「中國遊說團」。他們曾經引起「是誰丟失了中國」的巨大討論,甚至還影響了美國的外交走向和政治局勢。這群「中國遊說團」究竟是什麼來歷呢?

緣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中華民國與美國兩國蜜月期的高峰。儘管羅斯福總統的首要戰略還是「歐洲第一」,但為了犒賞中國在太平洋戰場的功勞與提高中國士兵的士氣,他仍透過各種方式幫助中國。除了贈送物資外,他也邀請蔣介石夫婦參加開羅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以讓中國並列國際四強。

但是,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總統卻發現中國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再加上緬甸戰役裡,中美英三方的衝突,還有德黑蘭會議中,蘇聯承諾對日作戰,等等的因素都讓羅斯福總統發現,美國與中國不再是關係那麼緊密的戰略夥伴。

後來中國在抵抗一號作戰中失利,再加上蔣介石索求無度地向要脅美國援助,再再都讓美國政府與民間不再信任中國。對中共的認識加深了之後,美國甚至認為戰後的中國不一定只能有蔣介石一個領導者,而是有聯合政府的可能。在這個情況下,中國能夠持續得到美國的支持,主要靠的是美國對戰後亞洲的戰略規劃。

羅斯福。(Source:Wikipedia

縱觀十九世紀以來的東亞史,只有中國和日本生存了下來,成為唯二未被滅亡的國家。當年美國認為現代化有成的日本帝國是他們的亞洲盟友,也是唯一一個可以維持亞洲穩定的強權。

然而,日本帝國的戰敗與解體讓亞洲陷入了權力空白——蘇聯、英國等國隨時都想重新奪回在亞洲的權力。為了確保亞洲的穩定與美國的利益,羅斯福總統計劃扶植一個強大、統一且民主的中國,以維持亞洲的穩定,而這個角色當時只有中華民國可以勝任。

因此,繼任的美國杜魯門總統以及國務卿艾奇遜,一開始也繼續推行羅斯福的政策,但隨著對國府的理解日深,他們的態度也日趨務實,援助就日降。國府的腐敗(宋家將美援投資巴西房地產)讓美國與蔣介石之間的嫌隙越來越大。

誕生

這個時候,「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逐步成形。在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間,這個中國遊說團是一直支持蔣介石的非正式遊說團體。這個團體的成員包括參、眾兩院議員、退休高級將領、媒體巨頭、企業鉅子和宗教人士。

其中,國會議員藉杯葛其他對外援助,要脅夾帶通過援助國府的條款。而軍售牽涉到軍火企業的巨大利益,也是軍方將領退休後經由「旋轉門」獲利的捷徑。而宗教人士因為認為中國人民渴望基督教的拯救,也希望藉由支持「基督徒」蔣介石的政權,而將基督教傳給中國百姓。

團體中的成員還有媒體巨頭《時代》週刊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Ruce),其父路思義牧師曾在中國傳教,而魯斯本人就在中國出生,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即紀念路思義牧師所建;曾接替史迪威任職中國戰區參謀長、後來多次成為杜魯門使華特使的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在林孝庭教授《意外的國度》書中提及,多次協助蔣介石度過難關、取得軍購的美國退休海軍上將柯克(Charles M. Cooke);曾為福音派牧師、後為長期眾議員的周以德(Walter Judd);商業鉅子寇爾伯格(Alfred Kohlberg)等人。

在國共內戰時期,他們主張給予蔣介石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援助,協助蔣介石擊敗共產黨。但因當時美國的戰略考量,遊說團起初的影響力極為有限,他們需要製造一些「大事」來推波助瀾。

魏德邁與柯克。(Source:作者)

行動

然而,美國人沒有想到在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會如此兵敗如山倒。再加上蘇聯在 1948 年封鎖柏林,美蘇關係緊繃至極,共產集團進逼的情勢已經箭在弦上,這都破壞了美國戰後秩序的構想。

為了挽救危局,宋美齡 1947 年後親自赴美,接管其兄宋子文經營的人脈,運用大筆資金進行大量的遊說,藉此攀附關係、進行遊說、製造輿論、攻擊抹黑反對援助蔣介石的政敵。

在蔣家的金援(極可能來自美援)下,遊說團的成員動用傳播、政治等各種力量,在不同雜誌上援引相關成員的抹黑文章與論點,來交互製造大量的抹黑文章,藉此製造輿論,來影響美國輿論和政壇。當時美國一些共產黨成員脫離美共後,也都成為日後抹黑他人的作證主力。而左派雜誌《美亞》遭到情報局搜索一案,也成為日後蔣家抹黑他人的有力武器。

而美國國務院自從國內爆發《美亞》雜誌案(儘管無罪)後,就開始對其雇員進行忠誠調查,調查人們是否有叛國的可能,或者行為是否危害到美國國家利益,審查標準也日益嚴苛。之後,國會也開始召開聽證委員會,對有嫌疑者進行詢問。這都是遊說團日後用來對付他們敵人的手段。

天意

雖然遊說團逐漸得到支持,但此時的輿論力量和政治利益還是不足以扭轉美國的外交政策。徹底的扭轉還需要一件大事。

1949 年,中共在國共內戰中取得勝利,再加上蘇聯在歐洲的行動,使得美國國內的輿論開始倒向反對共產主義那方。美國國務院雖然試圖透過白皮書,向國內民眾表明美國既沒有故意不幫忙國民黨,也沒有偏袒共產黨——他們表達的立場是中立的,他們欲待中國政局穩定後,再採取最符合美國利益的行動。

然而,徹底扭轉的大事還是「韓戰」,以及美國國內反共的麥卡錫主義。值得注意的是,麥卡錫與中國遊說團成員關係密切,也大量運用遊說團成員提供的資料進行對共產主義的汙衊與攻擊。

這兩件事情使得遊說團的論點得到大幅支持,遊說團在美國政壇引發了「誰丟失了中國」的政治風暴與政治清洗,加緊對他們認定為「叛國者」的獵巫行動。

進攻

首先,他們批判發表《白皮書》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國務卿艾奇遜毫不援助國府,是要幫助共產黨取得政權,並針對給予觀察報告、政策建議的外交人員如謝偉志(John Service)、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等人發動強烈攻擊。

謝偉志(John Service)、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Source:作者)

頓時,美國國內輿論沸騰。國會議員泰丁斯等人對相關涉案人員頻繁舉行調查聽證會,而行政部門從杜魯門與其後的艾森豪總統,到美國國務院都強化對官員的忠誠審查制度。遊說團也在這個有利的情勢下,繼續抹黑、攻擊相關的官員、研究機構與研究者。

影響

因此,當時的許多官員如謝偉志等人,被迫投閒置散。而太平洋關係學會(the 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s)等研究機構則被迫解散、停擺,原因只是因為當時他們讓蘇聯的成員加入,而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們被迫放棄相關研究,或者是無力再研究。

例如曾任蔣介石顧問的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不斷地出席聽證過程中,被迫暫停研究。而福特、洛克斐勒等基金會也被迫停止贊助研究。這都導致美國遠東政策的參考資訊來源單一、片面,使得政策基本上也形成「一面倒」的狀況。

拉鐵摩爾與蔣介石。(Source:作者)

「中國遊說團」導致美國的對華政策往後都朝著支援蔣介石的方向,聽取其他意見的可能已不復存在。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遊說團對蔣氏集團在臺灣統治的鞏固,有著莫大的助力。

為國為民?

然而,中國遊說團並非完全是蔣家鷹犬。

他們支持蔣介石,是因為他們認為只有他們的利益才是對美國有利的。因此,中國遊說團願意幫蔣介石擦脂抹粉、爭取援助,都是為了美國與自身利益。林孝庭《意外的國度》一書中提到隱密來援助蔣介石的海軍上將庫克,其實也是遊說團成員,他幫蔣介石購買軍火,其實只是為了從中抽取油水。

然而,美國政壇真的因此被中國遊說團挾持了嗎?其實不然。美國畢竟是主導全球政治的大國,並不會因為一個遊說團體而改變他們的行動。國內的輿論對民主政府雖有制衡力量,但美國的戰略仍然是以時局變化優先,再來才是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國府逃亡至台後,中美雙方形式上不再是平等的合作架構,中華民國成為了扈從美國的協力體制,而美國利益與對中華民國的援助,兩者相互牽連,也因此鞏固了冷戰體制下「世襲專制」的蔣氏王朝。蔣介石對此憤懣不滿,是因為儘管能爭取到援助,但蔣的行動、援助的內容與條件等等,多數需要美國點頭,這對於蔣來說難以接受。

過眼雲煙

這個局勢直到 60 年代末,美國國內的政治氛圍,才因為越戰而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插手亞洲事務使美國人民激烈反彈,美國政府在國內外、越南戰場也都感到難以為繼。這樣的政治氛圍與強烈反共的 50 年代大不相同,麥卡錫主義已經破產,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無可動搖,國府已經使不上力,加上遊說團成員寶刀已老,也沒有能夠炒作的新聞。除了堅持不能拋棄盟友的理由外,遊說團實際上沒有再進行施壓的能力。

然而,當時美國的政治人物們都對過去那段歷史記憶猶新,這段歷史也成為了美國政壇人物的無形壓力,也影響了他們對外交情勢的判斷。他們仍恐懼再次面臨那樣的政治危機,例如詹森總統就因為不想承擔丟失亞洲的政治罪名與危機,而堅持繼續打越戰,但他們也沒有夠多的情報理解越南。

1970 年初,當尼克森總統嘗試與中共「破冰」,徵詢的對象仍然是謝偉思等人,但他也只能聽到謝偉志等人對 40 年代中共的瞭解。而尼克森也恐懼曾經是最親近盟友的中國遊說團與保守派,像是仍於政壇活動的高華德、雷根等人,故對此秘密行事,甚至玩弄手段讓雷根去替他安慰蔣介石。

最終,遊說團因為現實因素逐漸消散,加上尼克森訪華後,美國逐漸掀起新一波「中國熱」。紅色「中國遊說團」的崛起,逐漸取代了過去的「中國遊說團」,中華民國被迫得尋找新盟友。而「中國遊說團」的這段歷史,則成為塵封的一段過往軼事。

參考與推薦延伸書目:

  1. Joseph Charles Keeley, The China lobby man: The story of Alfred Kohlberg, New Rochelle,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69.
  2. Stanley D. Bachrack,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 Politics, 1953-197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3. Ross Y. Koen, 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中譯本:羅斯.Y. 凱恩著,張曉貝等譯,《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4. 孟捷慕(James H. Mann)著,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台北:先覺,1999。
  5. 黃昭堂、彭明敏著,蔡秋雄譯,《臺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新北市:玉山社,2004。
  6. 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新北市,玉山社,2006。
  7.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 : 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市:衛城,2011。
  8.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 著,溫洽溢譯,《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臺北市:時報,2011。
  9.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著,林添貴譯,《1949年後的海峽風雲實錄 : 美中台三邊互動關係大揭秘》,臺北市:黎明文化,2012。
  10. 殷惠敏,《誰怕吳國楨 : 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臺北市:允晨,2016。
  11. 詹姆斯.布萊德利(James Bradley)著,林添貴譯,《中國幻象 : 美國亞洲劫難的歷和真相》,新北市:八旗文化,2016。
  12.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新北市:衛城,2017。
  13. 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新北市:遠足,2017。
  14. 林孝庭,〈蔣介石與開羅會議〉,收於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李皓天(Matthew T. Combs)編,陳驍譯,《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頁339-365。
黎冠忠

黎冠忠

在五味雜陳的人生中掙扎,但有一個卑微的夢想,希望有一天可以用自己的文章和書評,組成一張世界地圖,成為人們導覽世界議題的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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