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以來中英間的交往,中國為何一再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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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賡武

我從中英兩國一開始就動盪不安的關係說起。

兩國人民之間能對上眼的東西本就不夠多,以至於無法增進相互了解。箇中原因是複雜的。有些源於政治經濟上的直接衝突,但大部分是出於歷史文化上的千差萬別。

這一點本來就不足為怪。英國深受西方文明的薰陶,而中國有着自身創造出來的獨特的文化傳承,雙方可謂大相徑庭。

另外,在跟中國相遇之前,英國人已和其他偉大的文明國家打過交道。事實上,與中國人的聯繫相比,英國人跟西亞的穆斯林國家、南亞的印度這兩大文明的交往更加深入。

英國跟上述兩者的關係也好不到哪裏去。英國人的帝國疆域越來越大,始終苦於寡不敵眾。他們覺得自身勢力橫豎不穩固,便建立起防護欄,並擴展到社會和文化關係。外族環峙,令英國人根本應對不及;人手不夠,也實在做不到減少防禦工事。

1897 年的大英帝國疆域。(Sourc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via Wikipedia)
1897 年的大英帝國疆域。(Sourc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via Wikipedia)

儘管如此,中英關係的發展卻豐富多彩,卓有成效,儘管兩國差異懸殊,但漢語世界的人與英語民族在許多場合中過往甚密,有些交往甚至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

例如,中國對英國海軍的強大耿耿於懷,但更羨慕一個現代的民族主權國家造就了這種實力。中國不斷地評估自身的國防和國家安全,但是國家為應對那種實力所須作出的洗心革面卻姍姍來遲;同時,中國的官僚階層對海外商企能夠創造的巨大財富感到震驚。這最終使他們重新審視中國商人的地位,重新定義在中國復興過程中商人的角色;此外,不同的中國羣體對於英國傳教文化的反應也是不同的,最終,英國的科技進步贏得了最多的信徒。

其結果是,對於中國各民族而言,科學思想成為衡量現代文明的方式,並決定了現代教育的意義;最後一點,大多數中國人對英國人的遵紀守法、市民自律和行事高效感到驚訝,儘管他們並不總是理解如何培養起對法律的這種尊重,要理解這個法治社會的管理體系是如何分級建構的,也不是一樁易事。但無疑,兩國範圍廣泛的交往日積月累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我將擷取中英交往的歷史,分析和思考其在當下和未來的意義。

第二、三章探討中國對戰爭和海外創業戰略的態度。第四、五章講述中國科學史的重新發現和中國對於現代治國方略的回應,包括對政黨制的試驗。然後我將對這些思想進行整合,以提供對英中現象的一個長遠的眼光。

馬戛爾尼於1793年晉見乾隆皇帝,可視為中英官方交流的開端。(Source: by William Alexander, via Wikipedia)
馬戛爾尼於1793年晉見乾隆皇帝,可視為中英官方交流的開端。(Source: by William Alexander, via Wikipedia)

一旦比較英國對中印兩國產生的影響,我總是震驚於十九世紀印度穆斯林詩人米沙‧迦利布(Mirza Ghalib, 1797-1869)的兩行詩。當時,他正向印度阿里格爾穆斯林大學創始人賽義德‧艾哈邁德‧汗(Sayyid Ahmad Khan, 1817-1898)提議,希望後者不要過度關注莫臥兒人的過去。他這樣寫道:

睜開眼睛,審視英國人,
觀看他們的作風、風俗、貿易和藝術。

同時代的中國官員是不能夠聽從這一建議的。

為什麼會這樣?背後有重要的文化因素。這也能衡量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與中國人世界觀的不同起點。

在迦利布希望賽義德‧艾哈邁德‧汗審視的四個品質中,只有英國人的「貿易」才可能吸引中國的沿海商人,但另一方面,清朝官員要控制的也正是貿易。他們絕不會鼓勵中國商人學習英國的經商之道。對英國人的「作風」和「風俗」更是如此,清朝官員一般會積極找茬。

一些中國人可能覺得英國人的「藝術」有趣,尤其是其實用設計藝術、工藝美術,以及材料使用上的創新。但在大多數時間,中國人所景仰的還是英國人的強國之道。

那麼中國人的關注點是什麼?我注意到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在《我們欠中國的情義債》一文中卓有高論。

文章寫於 1942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兩年後,該文在蕭乾(1910-1999)的《千弦琴》中再版,韋利談到在二十世紀首 20 年,「我們與中國的關係的偉大轉捩點到來了」,當時英國的有閒之士、詩人、教授和思想家,接替以往的士兵、水手、傳教士、商人和官員,開始到訪中國。韋利竟吸引大家留意這種轉變,有點令人驚訝。

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Source: by Spudgun67, via Wikipedia)
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Source: by Spudgun67, via Wikipedia)

伊萬‧莫里斯(Ivan Morris)這樣寫道:

最奇怪的是韋利從沒到過中國和日本。我問起原因,他始終沒有直接答覆。雷蒙德‧莫蒂默說,「韋利癡迷唐朝時期的中國和平安時代的日本,他不能一邊直視現代的醜陋,一邊在荒蕪中尋找許多保存完好的美跡」,他這麼說自有一番道理。韋利心中早存有中日兩國的風光景致,他不希望旅行沖淡這種美好感覺。

韋利揭開中國詩歌的神秘面紗,將中國詩歌領入英語世界,他自己就屬於「偉大的轉捩點」。他獨闢蹊徑,與中國人進行深層次的心靈和審美的交流。遺憾的是,能意識到這份情感如何對中國的思想、語言和藝術產生咒語般魔力的中國人,實在寥寥無幾。

亞瑟‧韋利在文中提到幾個人,他們「不是去傳教(convert)、貿易(trade)、統治(rule)或打仗(fight),而僅僅是為了交友和學習」。他認為這些訪客本該為中國帶去英國人的嶄新形象。

他提到的高斯華夫‧路斯‧狄堅遜(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 1862-1932)和羅拔‧特里維廉(Robert Trevelyan, 1872-1951)沒有產生影響。只有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給中國留下了印象,但像他這樣有影響力的學者屈指可數,且訪華時大多為時已晚,沒能結交多少朋友。

事實上,韋利前面提到的這四個詞比他期望的更正確。

當然,我們不能怪他沒有預見到在接替英國的更強大的國家身上,用這四個詞同樣適用。我指的是非正式的美帝國,已經不知不覺地進入中國人、東亞人和東南亞人的視線,取英帝國而代之。不管正式與否,美國榮登帝位,加入中英交往的第二階段,使更加寬廣的歷史畫卷無縫連接,直至當下。

所以,我建議依然將這四個詞作為故事展開的關鍵字。「傳教、貿易、統治或打仗」描述了中國和英語民族關係史的核心內容。

這四個詞暫不按順序來講。我先說「打仗」,中國對這詞的關注度最高。

1842 年,中國初嘗鴉片戰爭失敗的屈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厄運的開端。也許,中英人民之間從此沒法把關係理順的原因正在於此。

1841 年 8 月 26 日的廈門戰役。1842 年,中國初嘗鴉片戰爭失敗的屈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厄運的開端。也許,中英人民之間從此沒法把關係理順的原因正在於此。(Source: Anne S. K. Brown Military Collection / Wikipedia)
1841 年 8 月 26 日的廈門戰役。1842 年,中國初嘗鴉片戰爭失敗的屈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厄運的開端。也許,中英人民之間從此沒法把關係理順的原因正在於此。(Source: Anne S. K. Brown Military Collection / Wikipedia)

我再說「貿易」。「貿易」起步很早,但只有當戰爭的硝煙散盡,貿易的影響方能彰顯。中國人遠較英國人了解對方,隨着雙邊合夥貿易的深入,彼此評價較少發生偏差。

「傳教」則是單方面的,中國傳統上較少關注勸人皈依的工作,但當該詞延伸到涵蓋宗教和世俗兩方面的教育,雙方就有了充分的探討空間,結果是,沒有什麼對上眼,但中國人還是設法從接觸中獲得了很多其所需要的東西。

「統治」更是單方面的,但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勢必是不完全的體驗,如果不是邊緣化的經歷的話。在打開中國沿海地區之前,英國不得不統治印度,但對於中國,卻並無統治的興趣。

英國最後還是統管了零碎的行政權,管轄範圍包括中國通商口岸、中國海關,轄區涵蓋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社區,主要是香港、馬來亞和婆羅洲(東南亞加里曼丹島的舊稱)的北部地方。中國人對此反應不一。但這可能加深他們對現代治理本質特徵的理解,值得關注。

香港總督宣讀兼併九龍法案。在打開中國沿海地區之前,英國不得不統治印度,但對於中國,卻並無統治的興趣,而是以拓展貿易為主。 (Source: Library of Congress / Wikipedia)
香港總督宣讀兼併九龍法案。在打開中國沿海地區之前,英國不得不統治印度,但對於中國,卻並無統治的興趣,而是以拓展貿易為主。 (Source: Library of Congress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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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克利斯蒂安‧史穆茲會理解二十世紀前後半葉世人觀點之嬗變。他是同齡人中最國際化的布林人。他敬仰溫斯頓‧邱吉爾的世界觀,惋惜美國的孤立主義,畏懼蘇俄的崛起,認識到印度獨立的必然性。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他於 1937 年 9 月帶着不詳的預感,寫下這樣的評論文字:

完全釋放之後,這個巨人將做甚麼?我擔心日本所為不僅自毀前程,而且日後可能威脅到西方國家幾代人,這種破壞將超過東方國家歷史上的任何歷史事件。中國的英雄主義或將震撼世界。

引用史穆茲的原話,他的悲劇是「擔心淹沒在黑非洲……造物主犯了一個錯,造成了不同膚色,我們有什麼辦法?」因此,英國沒有管好南非,史穆茲沒有加以責備。

回想起來,英國人錯在跟布林人打仗。英國勝得並不輕鬆,儘管最後是贏家。他們終究未能阻止世界上最醜惡的政權在英聯邦誕生。但英國在經貿方面幹得不錯。南非確實成為非洲大陸上最富有的國家。

至於勸人皈依基督教理念,功勞當屬英國國教,培養了像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這樣的基督徒。照中國人的話來說,曼德拉就像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這朵美麗的蓮花定會得到中國文人雅士的敬仰。

更有甚者,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不經意地誕生了另一位傑出人物,那就是印度國大黨領袖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他先前在南非擔任律師,與史穆茲是同代人。韋利用在旅華的英國人身上的四個詞──打仗、貿易、傳教和統治,如果用到印度身上,甘地會拒絕接受。

1930 年,站在英國首相官邸外的甘地。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不經意地誕生了另一位傑出人物,那就是印度國大黨領袖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Source: Old Indian Photos / Wikipedia)
1930 年,站在英國首相官邸外的甘地。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不經意地誕生了另一位傑出人物,那就是印度國大黨領袖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Source: Old Indian Photos / Wikipedia)

甘地反對一切戰爭,因為印度人和英國人造成了太多的殺戮,他看不見在印度這片戰場上戰而勝之的曙光。甘地欣賞基督教的精神力量,但反對基督教會。他在公開場合引用基督教中那些能夠使他堅持本來信念的信條。

他更加強烈反對英國統治,但在尋求民族獨立的道路上,他對遇到的每個問題都堅持非暴力解決,這難住了頑固不化的大英帝國當局。他還反對基於大規模生產的貿易方式,英國人借此壟斷了印度市場,削弱了印度的傳統農業經濟和文化。

與甘地的四個拒斥相比,中國缺乏如此徹底革命、不屈不撓的政治領導人。

中國宣導徹底改革和革命的領導者,如康有為(1858-1927)、孫中山(1866-1925)、激進的民族主義者蔣介石(1887-1975)和青年毛澤東(1893-1976),對大家看到的以英國為代表的現代化和世俗化的反應,比甘地來得更加迅急。跟許多實幹的中國人一樣,這些領導人樂於以西歐模式為學習榜樣,而不單單向英國看齊。

那麼,為什麼在今天看來印英交往結出的碩果貌似多過中英交往?為什麼英國對印度的影響甚至大過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產生的影響?我將不去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希望通過我對中英交往的述說,幫助其他人揭開這一看上去引人入勝的謎題。

本文摘自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十九世紀以來的中英相遇:戰爭、貿易、科學與管治》
十九世紀以來的中英相遇
本書作者圍繞着「戰爭」、「貿易」、
「科學」及「治理」這四個詞彙,
闡述了中國和英語民族複雜、多采、動態的交往關係,
既審視兩者交往的可能,
同時又洞悉其限制,
為讀者展示了一幅既深遠壯闊又細緻入微
中西文明之間相遇融合的歷史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