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國的文字獄──「國家安康」四字為何會惹怒德川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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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少人對慶長十九年七月中旬發生的「方廣寺鐘銘事件」耳熟能詳,因為這個事件被認為是數月後德川幕府滅亡豐臣家的導火線。事件露骨地顯示了德川家康急於滅豐臣家的而狡詐陰險的一面,也因為如此,德川家康遭受了不少後人的指罵和批評。

不過,縱然從結果上來看,「鐘銘事件」成為後來大坂之陣的一個契機,但受到後世戲劇、小說等的影響,「鐘銘事件」中一些不可忽視的細節都被一一淡化,成為了現在普遍所傳「狸親父」故意「找碴」的陰謀。那麼,事情究竟是怎樣的呢?

眾所周知,豐臣秀賴與茶茶為了紀念亡父、亡夫豐臣秀吉的 17 年忌日,準備在當年進行盛大的法會,其中一個主要工程,就是要重建秀吉當年精心建立的京都方廣寺大佛,以示對秀吉的追慕,並一振豐臣家逐漸萎靡的威嚴。

豐臣秀賴(Source:Wikipedia)

這個早在一年半之前便全意準備的法會和供養會,一直到慶長十九年中為止都在順利進行,江戶的將軍德川秀忠與駿府的「大御所」德川家康都沒有阻撓或刁難,但到了 7 月 21 日,事情卻出現轉折,那就是「鐘銘事件」的起端。

當時豐臣家族在鑄造此鐘時,形狀、大小以及鐘銘的寫法等細節已一一向幕府通報,也得到了幕府(秀忠與家康)的批准,但是,當大鐘鑄好後,鑄在鐘上的銘文,其實一反當日的約定,變成幕府從未獲知的內容。原本,鐘銘的寫法在年初就已經決定好了,將會仿照奈良東大寺的鐘銘格式來寫,但結果卻是完全的「FREESTYLE」,這個問題成為不久後幕府發炮的藉口。此外,在這之前,關於方廣寺大佛落成的法會,也有不少問題,例如:出席的各宗派佛教,其坐席順序前後不一,象徵著各派地位問題的混亂,也成為了幕府方開始關切法會的一個原因。

回到鐘銘問題,7 月 21 日,德川家康陣營第一次對鐘銘表示不悅,表明鐘銘內容存在「關東不吉」的字句,負責書寫銘文的南禪寺住持──「文英清韓」是當時的有名僧侶,其才華不凡早有定評,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會遭到幕府的非議呢?

德川家康(Source:Wikipedia)

說到這裡,相信有不少讀者會聯想到,這一定是家康故意刁難所致,既然是找碴,自然沒有什麼理由可言了。從結果上來看,家康利用了鐘銘問題向豐臣方施壓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事情卻不像一般描述的那樣簡單。

從「關東不吉」的字句聯想到大鐘上被後人特意著色的「國家安康」、「君臣豐樂」八個字,一般的說法都認為,家康方覺得「國家安康」是將德川家康的「家康」分斷,有詛咒之嫌,而「君臣豐樂」則是暗示豐臣家為君,萬民才會安樂,是暗批幕府不應為政。

不過,翻開史料細究的話,便會發現這個說法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家康陣營其實一直不滿的只是「國家安康」,對「君臣豐樂」並不關心,換言之,家康對「國家安康」有不滿是真的,但後面的「君臣豐樂」,還有「源僕射」的部分則是被後人放大,也就是後來家康手下的儒學大家,同時是排佛論者的林羅山所捏造的事,有很大程度上是林羅山或他的弟子為了強調師祖的「功勞」而加插的。

林羅山(Source:Wikipedia)

如本文所述,問題的焦點一直只是「國家安康」而已,而且,林羅山作為儒者,在這個佛教學識的問題上,其實沒有什麼發言權,加上他在大坂之戰時其實還沒受家康重用,所以就算林羅山的「找碴」是事實,其影響力也十分有限的,史料上也沒能確認幕府方拿他的說法作為批判豐臣家和清韓的證據。

當時,家康命令的是智囊金地院的崇傳,崇傳在獲家康的指示後,請來當時知識界的高手──京都五山住持(東福寺、南禪寺、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就「國家安康」在內的鐘銘行文發表意見,崇傳更明言住持等人「無須忌憚,暢所欲言」。

關於「國家安康」的問題,五山的住持都認為有不妥之處,因為這是「古無此法」的「惡事」,即古法規定古來當權者的名諱不應出現在鐘銘之類的文章,暗示清韓在這方面犯下了重大失誤。

那麼,為什麼清韓會寫出這個既「敏感」又犯忌的四字呢?後來清韓回應林羅山的批評時,表示當時寫的「國家安康」、「君臣豐樂」八個字,是將當權者豐臣家和德川家康的名字包在一起,是一種隱含祝福、稱頌「緣語」,清韓認為林羅山是嚴重的曲解、「夏蟲語冰」。

引起爭議的鐘銘(Source)

不過,既然上面提到清韓與林羅山之間的口水戰不一定是當時的事,那麼兩人的互罵也沒什麼意義,重點還是回到「國家安康」身上。五山住持都一致認為這有問題,但這些意見是不是帶有政治立場,留待各位讀者的思考與判斷。

這裡我們要留意的有幾點,首先,五山住持只云清韓將家康的名字分斷而寫,是不當不敬之舉,所謂「國家安康」有詛咒之嫌的問題,在一手史料中,除了林羅山外,家康陣營既沒有提及此事,五山住持的意見書上也是隻字不提。因此,五山住持的意見雖然會被人理解為帶有政治性,但客觀來說,他們實乃按各自的識見,總之,所謂詛咒之嫌只是林羅山站在排佛的立場藉機攻擊清韓的藉口而已。

另外,我們也要冷靜的將鐘銘事件跟後來的大坂之戰分開處理,畢竟在家康炒作「鐘銘問題」時,幕府還沒有準備動員,引發大坂之戰的直接原因其是後來片桐且元的逃亡問題,兩者雖有關連,但卻不能因此斷定「鐘銘事件」是幕府事先計劃好的陰謀。

再者,雖然書寫名諱的問題對我們現代人來說可能是小事,自然會覺得家康陣營無中生有,十分可恥,但這種想法在某程度上也是輕視了當時的社會風俗,無助於全面掌握、理解事件的本質。

從民俗史的角度來說,當時日本的確有對名諱的禁忌,上流聖俗社會是普遍存在的常識。縱使我們多番強調林羅山是帶著目的去找碴,但他的依據,即「將貴人的名字分開書寫,有詛咒之嫌」卻非子虛烏有的指責,因為當時的日本人相信人的名字具有靈力,會左右當事人的安全,中世也曾廣泛存在攻擊者向對手名字下咒的施法,因此,貴人的名諱從來都不能輕率處理與言表。

方廣寺(Source:Wikipedia)

總的來說,撰銘的文英清韓理應是沒有什麼理由去犯忌而得罪家康,甚至他很可能本是想逢迎豐臣德川兩邊,只是弄巧成拙,聰明反被聰明誤,結果成為了德川陣營借來生事的材料,實在是十分諷刺。

無論如何,「鐘銘事件」越鬧越大後,大佛供養大會被迫停止,始作俑者清韓被囚禁,而除了清韓外,另一個遭殃的還有片桐且元。

「鐘銘事件」以及其他大佛法會的問題發生後,且元作為秀賴的代言人夾在中間,奔走於大坂與駿府之間。為了平息德川家康的不滿,且元去了駿府,希望能當面為秀賴與家康辯解,同時秀賴方面也表示可以寫下誓詞,證明對幕府沒有不敬之意,但幕府都一一無視。

有此之舉後,當片桐且元仍然在前往駿府的路上時,豐臣家內部的主戰派已經開始行動,一方面派出了茶茶的重臣大藏卿局(大野治長之母)趕到駿府,與且元一起確認家康的意圖,另一方面大坂方則在穩健派的且元不在後,私下開始好兩手準備,集軍糧、向西國大名表明自己無辜,希望獲得他的同情與支持。

片桐且元(Source:Wikipedia)

且元到達駿河後,沒有立即獲得家康的接見,反而後到的大藏卿局,因為是茶茶的使者,而先被家康即時的安排會面,事後且元才再得以單獨謁見家康。這裡,家康以確保秀賴日後不會與幕府為敵,或被人利用為由,開出了著名的「三大條件」,即秀賴到江戶,或者茶茶到江戶為人質,又或者豐臣家退出大坂城,幕府再安排其他相應領地,即轉封。這些條件都意味著一旦豐臣方接受,豐臣家將成為一介藩主,再不是從前的豐臣政權了,當然,幕府開出這個條件,意在終極測試與挑釁,以摸清豐臣方的底線。

且元帶著這三個條件回大坂前,京坂一帶的氣氛已經十分緊張,當且元將「三大條件」報告後,秀賴與茶茶當然大感不快,加上與且元一同回坂的大藏卿局向豐臣家指責且元有變節之嫌,帶來「壞消息」的且元便成為了豐臣家內部的眾矢之的,甚至傳出大野治長等人正打算派人刺殺且元來祭旗。

不久後,片桐且元與他的關係者紛紛逃出大坂避難,同時,幕府也掌握了豐臣家已密密地招兵買馬,廣集兵糧的消息,當片桐且元落難的消息傳來後,也意味著豐臣家已用行動拒絕了家康的提議,兩者加起來,幕府便有了動員的正當理由和必要性,大坂之陣也因此打響了。

大坂之陣(Source: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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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煒權

胡 煒權

香港長大,曾遊走各大網路論壇討論戰國史,大學畢業後,到日本研究日本戰國史,剛出了《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和《戰國織豐時代史》,2019 年將繼續寫作日本史的書籍,如《天皇與天皇制的世界》(時報出版),日夜與筆電共寢眠,但仍不忘健身、旅遊。
胡 煒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