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衛香港農業奮戰的這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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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肇祺(加拿大卡加里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序言: 環保界的聯署宣言

2016 年 9 月 9 日,香港的環保界發起了「停止暴力威脅 堅守環境正義」的聯署行動(將於 9 月 13 日結束),從分享出來的訊息看到,「由中午開始短短六小時,已有超過 86 個團體及 1621 個人響應」。 1聲明當中提及了「每個人都有健康生存的權利、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及與大自然和平共存的生活」及「我們支持的,絕不止是朱凱廸個人,而是他所堅持的價值和城鄉郊共生的綠運綱領」兩個重點意見。

本文整理從環境運動角度來看的新界環境政治,從而分析 2016 年立法會選舉,如何成為香港三十年來的農業發展及運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時刻。

新界農業環境變遷

現在我們稱的香港,可以分為三部份。 1841 年及 1860 清朝對英國的兩場敗仗後,割讓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予對方。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包括離島如大嶼山,則是在 1898 年以 99 年為限租借予英國。當地村民曾抵抗英國接收新界,在 20 世紀時和殖民政府屢有土地糾紛。殖民地政府以在新界丈量土地的資料,給予 1898 年前持有土地的宗族「原居民」身份,之後立村的為「非原居民」村。2

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動盪時期,數以十萬計的移民逃難到香港,因為都市住屋環境及工作機會缺乏,加上糧食供應為政策重中之重,政府在 1950 年代時空投單張,鼓勵到新界租地耕種。以現今的社會、政治分類來說,這些移民也屬非原居民。

 

圖片:香港簡圖(作者提供)
圖片:香港簡圖(作者提供)

自二戰以後,新界原居民出現移民潮,以脫離窮困的鄉村生活,亦因此出現大量稻田可租予新的移民進行耕作。難民、移民以朋友、親戚網絡,進入新界,以蔬果、雞豬、花卉等經濟作物,支持家庭收入。當中,由富商嘉道理家族成立的嘉道理農業基金,及另一個約瑟信託基金,在發展農業所需的水利、種苗等,提供了慷慨的協助。3

1960 至 70 年代,可說是新界農業的黃金時期,透過政府蔬菜統營署及菜站系統,以及其他肉類供應的渠道,新界農民支援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因為菜價不俗,農民的家庭經濟也逐步改善。

不過,由於 80 年代起中國開放出口大量農產品到香港,加上自由貿易的擴張,以及從事農業人口老化及減少(從 1971 年的 34,000 人下降至 2011 年的 5,800 人),因此香港的農產品自給率一直下降,至 2000 後,香港的本地蔬菜供應約為 2%,而 1980 年的本地菜與進口比例為 8:2 。4

表一:香港農業變化1963- 1994)

資料來源: 漁農署年報(1963/64, 1973/74, 1983/84 and 1993/94) ,整理於 Cheng (2009)。5

另一個與香港農業衰退息息相關的是土地問題。

簡單而言,在 1898 年後,原居民是可以自由買賣其土地,二十世紀中葉起,政府意圖在新界建立衛星城市,解決都市土地及人口問題,因此新界就成了其與原居民及發展商(開發公司)的角力場。一些非原居民村進入由原局民控制的鄉議局網絡,也參與了這場角力。

其他非原居民,他們的土地多為租用的。在九十年代前,農地價格相對便宜,但農民多選擇以長期口頭合約的方式使用,而非購買。他們的農舍,雖然逐漸在用料上有所改善以變得堅固,但由於在政府紀錄上屬於「寮屋」,如有拆遷,賠償金額可低至數千元。在 1981 年政府進行寮屋的普查後,新建的寮屋屬違法建築。

直到 2008 菜園村事件前,這些非原居民散戶在政治上只能依附在鄉村的原居民網絡。在土地利用上,除了因農業減少而造成廢耕外,都市化以及自 1980 年代生發案引致新界農地被改為貨櫃場等高污染活動,6當中的利益關係,使政府、一些銳意從中獲利的原居民、以及發展商從對手變成盟友,促使了香港可從事農業活動的範圍的大幅縮減,也導致了一群以環境保護、綠色生活、農業復興為主軸的運動者,在過去三十年間成為一個時以分散、時以集結的社群。

有機農場及寮屋,作者攝。
有機農場及寮屋,作者攝。

上述的鄉村、土地、農業及政治結構,緊扣而成了 2016 年新界選舉的多元聲音及緊張脈動,以及近日的朱凱廸事件,以及環保界的發聲。在理解什麼是「他所堅持的價值和城鄉郊共生的綠運綱領」時,我認為要從整個新界農業運動的發展去切入,方才能分析為什麼朱先生能高票當選,而同時收到人生性命的威脅。

從反核到慢熱的有機運動

我在碩士班階段研究有機運動 ( 2007-2009 ) 時,聽說過一些在八十年代嶄露頭角的環境運動先鋒,首個參與的事件,都是 1986 年的反核運動,亦有部份人在八十年代初期已開始引入有機耕種的資訊,並進行實踐。若以綠田園基金會( 1988 )的成立為起點,香港從下而上的有機運動已經持續快三十年。

與 2010 後的農業土地運動相比,我認為有機運動較為偏向綠色生活運動,即為從生活節奏、消費、甚至從事餘閒、兼職或專業生產,利用有機食物回應社會的各種議題,包括環境、食物安全、性別分工、社區關係、貧窮、人口老化等,都可散見於不同社會福利、商業及環保機構中。各種的參與者,不少同時關注數個議題,並同時具有不同身份。相對於政府,他們處理議題時較有彈性,如 2008-09 年反基因改造木瓜的小型運動,及前後的種子保育討論,各單位的合作是短暫,但溝通緊密,同時個別團體會在有興趣的議題上繼續發揮,使其一直發酵。

無基改種植聯盟參與2011年七一遊行,作者攝。
無基改種植聯盟參與2011年七一遊行,作者攝。

在處理和新界土地相關的問題上,有機運動參與者在我研究期間,一直意識到問題存在,尤其是有機農夫在找尋未受污染的泥土、水源的農地的過程中,往往會遭遇到地主租出意願不高的問題。加上九十年代後農地有價,要長期租用同一處農地非常困難,購買土地更不可能,租金也因個人、團體對農耕的需求以一直上調。換句話說,可供有機耕種的土地,受困於各種因素,並非具有理想的小資本的行動者能覓得合適的土地,實踐長期耕種的計畫。

在這場相對溫和的運動中,漁農及自然護理署一直扮演重要的仲介角色,建立有意耕種人士及地主的溝通渠道,一些對環保、鄉郊生活持直面意見的地主,也樂於把田地租出。可是,能找到理想的農地耕種,仍是困難重重。

我沒有收集有關 2008 年立法會投票的田野資料,除了尊重受訪者在投票上的隱私,同時也是由於當時社會對農業相關的問題意識沒有出現。相對於農業上各種政治,從我和不同人士聊天時的觀察及感受,有機運動參與者多以其生活上的需要、以及候選人的政績作考量,決定在選舉上的投票意向。

順帶一提,有機農業團體、個人在立法會選舉的漁農界功能組別上,並沒有投票權。在這個狀況下,我所形容的慢熱,也是指新界農業議題在 2009 年前,一直屬於小眾的話題及處理對象,縱然假日有機農墟(市集)出現、電視節目相繼報導農夫故事、以及週末採摘士多啤梨(草莓)活動興起,都市選民及議員並沒有對農業的政治生態予以關心。

慢熱的有機運動也帶來了農業的轉型。香港政府在 2000 年正式把有機農業列入政策範圍,協助農夫轉型。另外,以食物安全、環境保護及本土生產為前提的農業,也在中國食品事故頻生的情況下,逐漸引起香港市民的關注。我認為,這場從 1980 年代開展的生活運動,除撒下了種子外,也作為了養份,供應 2009 年後強而有力的農業運動。

各個運動的匯流

2009 年菜園村事件爆發,受興建高鐵香港支線而影響的石崗菜站(後稱菜園村)的農民,因不希望其寮屋被拆、鄉郊務農生活被取代,在投身都市保育運動的朱凱迪等人協助下,成立關注組(村民)及支援組(運動者),反對收地、拆村。過程中,兩個小組合作和原居民代表、鄉議局、區議會、立法會議員開會,並動員學者、社會運動網絡、媒體等提出替代方案,反對港鐵及香港政府犧牲這群在同一土地上生活了 50 年,經歷不少於三代的非原居民。

這事件後來引發 2010 年初的反高鐵運動,號召了過萬人包圍立法會,並把立法會建制派、政府、港鐵(身兼鐵路公司及發展商)及鄉事派的利益等公緒於世,雖然議案通過,運動功敗垂成,但也成為日後一些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啟蒙運動。

2011年菜園村的收地事件,作者攝。
2011年菜園村的收地事件,作者攝。

高潮過後,新界的農業、土地議題成為更多人了解香港社會、政治問題的切入點。除了朱凱迪等成立的土地正義聯盟,協助菜園村搬村及介入新界土地政治外,新界東北、南生圍、豐樂圍等土地發展,都獲得了數以千計的人持續關注、參與。

另外,本土研究社的成立及多個以土地規劃為重點的民間研究計劃,以及各個民間研究者(如朱凱廸、陳劍青、林芷筠、劉凱龍、鄒崇銘等),都以筆代耕,提供政府、發展商以外的論述。有機運動團體及環境保護組織,也相應在土地問題上聯合發聲,提出「沒有本地農業,那有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及「農地農用」等口號,同時在各自團體上加強樸門(  permaculture )、回收工藝( upcycling )等的實踐,這些加強了的社區、個人連結,當為 2010 年新界農業運動的新現象。

2011年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中的抗議活動,作者攝。
2011年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中的抗議活動,作者攝。

2016 選戰: 從新界到城鄉的政治生態

2016 年立法會選舉選戰,在近年香港面對中國政治介入的憂慮,以及 2014 年雨傘運動前後政治光譜的分散等因素影響下,一開始的焦點放於香港獨立、泛民主派分裂等民主議題。朱凱迪參選新界西地方直選,似乎並沒引起大眾的關注。

在第一個民意調查時,朱的支持度為 2%,他亦因缺乏財源,需求發起小額(港幣 999 )的群眾募資(眾籌)作為參選經費。我雖然身在國外,未能參與觀察,但從網上報導及朋輩網絡中跟進,可以看出這些年來參與環境、農業運動的人士都發揮創意,或是加入助選,以單車、重用的物資等打了一場另類選戰,或是在不同階段予於支持(endorsement )。7

朱的政綱,超越了新界及農業政治,涵蓋了墟市、民主、香港前途自決等,反映其城市及鄉郊保育運動者的背景外,也嘗決從自決的角度,帶給香港市民願景。

9 月 6 日的選舉日後,朱凱迪獲得超過八萬票,成為票王(雖然其本人不喜歡這稱號)。我不可能了解八萬人的個人投票原因,網上分析也多不勝數,但我認為,這突顯了本文初提及的聯署聲明中「我們支持的,絕不止是朱凱廸個人,而是他所堅持的價值和城鄉郊共生的綠運綱領」這句話。

在二十世紀到現在,新界的政治生態一直在轉變,結合 Agrawal (2005)的Environmentality 及 James Scott (1999)的 Seeing like a State 理論去分析國家與社會的互動,8我認為,香港市民把世界環境、民主、社會運動培養出來的視角,透視本地農業變遷,理解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發現其與管治、政治及個人的連結。

在這個過程中,政權的權力在生活大小部份的滲透,並不足於塑造一個又一個的順民,由於個人的意志及從生活上的學習,促成了一場從生活到政治表達都含有反抗意識的運動。因此,政權、商家、甚至目前的既得利益者(如部份原居民)的勢力擴張,不一定為香港帶來絕望,而這群香港人就如 Tsing 研究松茸與人的互動中提及,9了解受破壞後的廢墟 ( ruin ),我們需要的是保持希望( hope )。

從新界的政治生態學出發,我們可以理解,目前朱凱迪受到人身安全的恐嚇,確實是如聲明上「每個人都有健康生存的權利、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及與大自然和平共存的生活」的立場息息相關。如果因為社會結構中的暴力控制不了人心,而取緒於行動上的暴力的話,民心的向背就更加呼之欲出。在香港,種植一棵蔬菜,是一場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的角力。但願未來,那只是一棵單純健康又美味的新界油菜。

※本文於 2016 年 9 月 10 日由菜市場政治學網站上載,作者授權非營利團體直接全文轉載。


 
  1. 長春社臉書
  2. 有關歷史可見劉潤和 ,1999。《新界簡史》 。香港:三聯出版。
  3. 參考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1979) KAAA, (Hong Kong: Eurasia Publishing Corporation)。
  4. 參考蔬菜統營處歷年年報。
  5. 筆者論文內容可參考Cheng, Siu-kei. 2009. Adopting a New Lifestyle: Formation of a Local Organic Food Community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producegreen.org.hk/image/en/en90image/Thesis_EricCheng.pdf
  6. 參考陳劍青、黃宇軒 ,2011,從丁屋僭建到原居民身分的僭建
  7. 朱凱廸選舉工程臉書
  8. Arun Agrawal. 2005. Environmentality: Technologies of Government and the Making of Subject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Scott. 1999.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9. Anna Lowenhaupt Tsing.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鄭肇祺

鄭肇祺

加拿大卡加里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鄭肇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