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的「切腹」,其實不全是一種死中求義的榮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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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的「切腹」(hara-kiri/Seppuku)是日本傳統道德觀念所形成的行為,一般認為切腹自殺是日本武士為了承擔責任的表現,但其實並不是這樣。

切腹的起源眾說紛紜,最早的切腹行為大概可追溯到公元 11 世紀,即平安時代。當時切腹的用意是什麽我們現在並不清楚,因為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追溯。當時的切腹比較像是一個帶有宗教意義的儀式,因為初時的切腹還沒有跟介錯(讓從者在切腹後斬其首級)連結在一起,可以說,切腹這行為仍然在發展之中。

江戶時代末期的切腹儀式。(Source: Wikipedia)

事實上,初期的切腹只是死刑的一種,並沒有任何榮譽可言。後來發展出來的切腹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1、戰場上的切腹。因為兵敗後無法逃離又不堪被俘,於是選擇在戰場自殺,但除了切腹外,刎頸也是常見的手法。

2、因犯錯而被判處切腹。這種情況原本並沒有特殊的含意,但在江戶時代由於重視武士的節操及榮譽,於是將切腹的行為昇華,升格為保全家族個人榮譽名聲的死刑,一般的武士犯錯會斬首或施以其他刑罰。

3、作為詛咒的一種方法。古代的日本人對於自身及家族的榮譽看得很重,也因此非常小氣和記恨,而且以死相迫也是平常事。一旦遭遇難以忍受的冤屈及傷害面子的事情時,除了申訴外,還會以切腹以示不滿。只要知道申訴失敗時,要不忍耐,此後被嘲笑一輩子;要不就選擇切腹自殺,並在死前留下要對手賠罪的要求。

在當時人的觀念來說,這種以死相逼的行為是十分可怕的,他們也相信,如果沒有滿足含冤而死的人的要求,死者便會化身怨靈,帶來疫病及災難。

4、殉主而死。室町戰國時代的日本武士有時會為了表示對主君的忠心,會在主君死後一同自殺相隨,到九泉下繼續侍奉主君。這些選擇自殺殉主的人原本都會被人們景仰。但由於這種風氣事實上就是對主君個人感情的流露,一旦出現大量家臣仿效,就會對家臣團及下一任主君帶來壓力及人才凋零的危機。因此到了江戶時代,為殉主而切腹的人及其家族都會被追究責任。

以上的各種理由大多在戰國時代成型,但也有不屬於上述的特別例。

天正八年正月的三木之戰中的別所長治(Bessho Nagaharu),天正九年十月因幡國鳥取城的吉川經家(Kikkawa Tsuneie),與翌年天正十年六月高松城之戰的清水宗治(Shimizu Muneharu),此三人無獨有偶地,皆是在面對當時還是織田家將領羽柴秀吉的攻擊,彈盡糧絕的困境中,以自殺謝罪為交換條件,換取城兵上下的活命。

換言之,雖然事實上是戰敗,但並非怕身首被敵人奪去受辱而自殺,而是積極地以自己性命換取有利的停戰條件。

這種情況即使在戰國時代也十分罕見,因為絕大多數的同類情況,大多是開城投降,或者讓出城池,城將(主)撤出戰鬥,又或者戰至最後,與城共存退。

然而,上述三人的情況卻偶然地都因為秀吉的戰略戰術而促成,及後別所長治、吉川經家及清水宗治三人的事績受惠於各種《太閤記》、吉川藩的《陰德太平記》等影響,成為江戶中後期其中一個渲染武士「殺身成仁」、「從容就義」、「滅私奉公」的典型教材。

也有學者認為,這種美化與粉飾後來成為二戰期間日軍的「神風特擊隊」的精神支柱。

那麼,選擇以一己之死換取兵士百姓存活的人,自己的想法究竟是如何呢?三者之間又是否完全相同呢?以下我們舉出別所長治及吉川經家的例子。

別所長治像(Source:Wikipedia)

當初別所長治因為背叛信長,與本願寺,毛利聯手,遭到秀吉兩年多的圍攻,最終面臨斷水斷糧斷援的困境,於是通過秀吉向背後的的織田信長提議要殺身成仁,以命換命。長治與願意一起切腹換命的家臣一起寫信給信長說:

「事已至此,若為我們盡忠至誠的臣民都要為我們而被殺的話,實在太過可憐,我們於心不忍,也絕非我們的本意。如果閣下以一念之仁拯救他們的性命,我們三人願意切腹以換取閣下的憐憫,絕無異念」

秀吉作為代表知道長治等人的意向後,十分感慨,表示願意向信長傳達三人的想法。不過,這只是長治三人為了解困而想出的方法,並不代表所有人都同意,家臣之一的別所吉親以不能受辱為由,反對交出長治等人的首級,最終在城內反被殺害。

這足證以自殺換償還不是一種武士思想上的通念,加上站在織田陣營的角度而言,長治本來就因倒戈在前已有,他的行為本身雖說是悲壯,但對於信長來說也帶有認罪自裁的含意,並不是完全潔白無瑕的犧牲。

那麼吉川經家的情況又怎麼樣呢?

同樣面對秀吉的圍攻,同樣是斷水斷糧斷援,經家同樣選擇了以城將的身份,向秀吉提出了以一命救萬命的要求。雖然史料上沒有任何說明,但經家之舉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前一年別所長治的行為所啟發,認為秀吉或許會接受這種停戰要求,於是才主動向秀吉提議的。

吉川經家得到秀吉答應後,便向自己父親、兒子和主君吉川元春、元長、廣家三父子報告情況,寫了自己的遺言狀。當中,寫給主君的書信中,經家說:

「能夠在織田—毛利對決這種國家大戰中,以切腹作一個了結,實在是作為武士的最高榮譽,至今絲毫沒有忘記多年來主公對我等的賞識」

另一方面,對生父吉川經安以及遺兒們,經家在遺書上說:

「秀吉進攻我城以來二百餘日,我等一直死守,如今軍糧已絕,事已至此,我作為城將,已經決定以一人切腹,救助城中士兵性命。能夠有這種機遇成就此舉,足以成為我吉川一門今後的榮譽」

吉川經家塑像與山上鳥取城遺跡

從以上經家的真心話,我們可以這樣看,他選擇犧牲,是為了救出陷入地獄般困境的城兵。他所謂的「一門榮譽」指的不是切腹犧牲而已,更準確的說是「以犧牲換得大量人員生存的機會」。這種大仁大義、為上者的美德便是通過自己切腹來成就,換言之,對經家而言,他讓自己的犧牲多了一種價值和意義。

所以,不論經家這樣的想法是否只是一種自我陶醉或自我安慰,他主動提議下也得到了敵我雙方的同意,獲得相互尊重。這跟前面提到的別所長治本身帶著些「倒戈反叛」的負面因素去「認罪」自殺求饒不太相同,也跟後來清水宗治被要求切腹來結束圍城之困也不盡相同。

然而,這種的自我實現所達成的「榮譽的切腹」在後來也幾近成為絕響,究其原因之一是如上述所說,經家的提議要成真,還必須得到敵方的秀吉認可並確約才能成立。

換句話說,沒有秀吉的成人之美,經家想要光榮犧牲也只能是一廂情願。與其相反的例子,如同時期發生的第二次高天神城之戰,城方雖說沒有像經家那樣殺身成仁,但也願意出降換取保命,但卻得不到信長及家康的認可,最終也只能玉碎。

可見,經家的例子還是比較特殊,也因此能流芳百世,但我們卻不能忘記秀吉在這裡的作用,可以說,「榮譽的切腹」在一定程度上是假手於秀吉的成全,秀吉獨有的「識英雄重英雄」的「為敵之道」或許就是成就他的物資戰背後,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也是他能成功統一天下的一個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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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煒權

胡 煒權

香港長大,曾遊走各大網路論壇討論戰國史,大學畢業後,到日本研究日本戰國史,剛出了《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接著要寫《戰國織豐時代史》,日夜與筆電共寢眠,但仍不忘健身、旅遊。
胡 煒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