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安古鎮:一座越南古城與大明皇朝的往事

Print Friendly, PDF & Email
會安古城的街頭上
會安古城的街頭上

會安(Hoi An),一座位於越南中部的歷史古鎮。漫步於狹長的街道,兩旁的舖屋(Shophouse)遊走,這裡少了大城市的繁亂,多份小城鎮的懷舊。自1999年,會安古城被列為「世界遺產」後,成為越南的旅遊熱點。

陳舊舖屋,小橋流水,百年會館,古舊風韻,讓遊人對會安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吸引人們在「來遠橋」和各家會館前拍照留念。然而,光靠懷舊的風景,便能使會安古城列入「世遺」名錄中?還是說這座古城背後,隱藏著旅遊書沒有告訴大家的故事呢?

因紛爭帶來興盛

文明總是離不開河流的滋潤,會安也是如此。秋盆河(Thu Bon river)從遙遠的越南山區,流至會安古城,不久便來到出海口。幾個世紀之前,多艘船隻往來秋盆河口,在會安的河岸上進行貿易,但當時的河岸卻是在陳富街(Tran Phu Street)上,這正是為何多數歷史建築聚在這條古老街道上。

會安古城的秋盆河岸,昔日這裡是商船泊岸的地方。
會安古城的秋盆河岸,昔日這裡是商船泊岸的地方。

會安作為貿易港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兩世紀。早期占婆(Champa)王國的首都「因陀羅補羅」(Indrapura,又名「林邑浦」),正是設在會安一帶,而這裡也是東南亞重要的港口,但公元1000年,「因陀羅補羅」被越南人佔領,會安一時間沉夕下來。

帆船在港口中,等待季節風來;會安在多年的沉睡中,靜待再次活躍的機會。來到十六世紀,越南正處於南北朝的分裂時期。1527年,後黎朝權臣莫登庸篡位,建立莫氏皇朝,但不肯歸順的鄭氏與阮氏家族,則在南面進行抵抗。然而,在對抗莫朝的過程中,兩大家族卻反目成仇,在消滅莫朝後更是分道揚鑣,導致新一輪的南北對峙。不過,這場「鄭阮紛爭」又跟會安有甚麼關係?

十八世紀末的會安港口
十八世紀末的會安港口

當時,廣南國(阮氏政權)的土地不論在人口和資源上都遜於鄭氏,難以長期跟鄭氏對抗,幸好他們擁有一處良好的港灣,也就是會安。廣南國於是大力發展貿易,一來以備軍需,二來供國使用。會安也憑著地理優勢,一躍發展為東南亞的貿易港。來自中國、日本、東南亞各國的船隻都來停泊在會安河岸,而隨著歐洲人的東來,這處他們稱為費福(Faifo)的港口也多了克拉克帆船和白人的身影。十六世紀的會安,是「海上銀絲之路」的一站,百貨匯聚,貿易最盛。

來遠橋:見證朱印船貿易

會安古城的來遠橋,又稱「日本橋」,據說由十七世紀住在會安的日本人興建,其後木橋由華人和越南人修繕,成為一座古老的廟橋,內裡供奉中國道教神明——玄天上帝(北帝)。
會安古城的來遠橋,又稱「日本橋」,據說由十七世紀住在會安的日本人興建,其後木橋由華人和越南人修繕,成為一座古老的廟橋,內裡供奉中國道教神明——玄天上帝(北帝)。

說到會安古城最著名的地標,相信非「來遠橋」莫屬,也就是遊客們口中的「日本橋」。廣為人知是,木橋由日本人在1593年(猴年)興建,並在1595年(狗年)完工,因此在橋的兩頭分別有猴子和狗的石雕。然而,來遠橋曾屢毀屢建,現時所見的木橋可追溯至1763年。在十六世紀末,日本人和中國人各自在會安河岸上建立兩個市街,以便進行貿易,但為何兩國千里迢迢來到越南經商呢?

會安陶瓷貿易博物館內的朱印船模型
會安陶瓷貿易博物館內的朱印船模型

自明朝立國以來,因倭寇為患而斷斷續續地實施「海禁」,明日兩國只能以走私形式進行民間貿易。1567年,明穆宗開放福建漳州的月港(史稱「隆慶開關」),讓泉州和漳州的商人對外貿易。日本方面,豐臣秀吉結束連接戰亂,看中海上貿易帶來的巨大潤利,於是在1592年批准「朱印船」渡航海外。儘管明日貿易仍被中斷,但兩國商人仍可在東南亞的港口,包括會安、馬尼拉等,進行商貿。

每年一月至三月,海上吹起東北季風,那些獲幕府批發「朱印狀」(海外渡航許可證)的日本商船從長崎出發,各自前往不同的港口。在1604至1635年間,每年約有十艘朱印船來到會安,船隻花上四十天便抵達,參加為期七個月的「交易會」。來到秋盆河岸時,港口上聚集來自中國、暹羅(泰國)及其他國家的商船,絲絹、瓷器、香料、木材等珍珠貨物,全都匯聚在會安港口上。

日本人繪畫中的會安古城
日本人繪畫中的會安古城

那時候,會安的貿易由名為「艚司」的機關主管。各國商船在貿易前,需要先向「阮主」和大臣獻禮,艚司再檢查和登記船上貨物,並由官府優先選購貨物。由於廣南國缺銅,造成銅錢緊張,官府一見日本商人的紅銅,便立即收購。除了紅銅,華商也對日本人帶來的另一種金屬相當感興趣,那就是白銀。在十六世紀,日本發現豐富的銀礦,使人們攜帶巨額白銀,在各地港口購買商品。在會安,他們就以大量白銀收購中國的上等絲綢和瓷器,滿載而歸回國。憑著巨額的白銀,日本商人具有控制東南亞市場的能力,影響各地物價的波動。

在會安不僅有跟隨朱印船而來的商人,也有日僑商人居住在港口內,並在十六世紀末形成一條「日本人町」。這些日僑主要從事仲介商、買辦和通事,靠著熟悉當地語言和風谷,為同胞和他國商人服務,掌握當地的對外貿易。然而,隨著1635年德川家康禁止日本人出國,中斷了「朱印船貿易」,而會安的日本人町也漸漸沒落,與越南人同化。時至今天,日本人在會安的遺跡除了「來遠橋」,還鮮為人知的日僑墓碑,與日本人的足跡一起隱藏於茫茫稻田中。

華商會館:會安的華商足跡

走過來遠橋,與「失落」的日本人町相比,會安倒是帶有不少華人的色彩,如陳富街上有華人會館、關帝廟,連「會安」這個名字也是來自漢語。會安開埠以來,除了日本人在此建立日本人町,中國商人也在港口建立華人聚落,兩國商人各自居住在所屬的市街,各依原有的習俗生活。然而,到底華人從何時來到會安?

放置在福建會館內的中國帆船模型
放置在福建會館內的中國帆船模型

相傳在1444年,出身福建泉州的明海和尚來到會安,創立「祝聖寺」(Chuc Thanh Pagoda);而中華會館也曾收藏一件「五百年遺鼎」,據說鼎上提及「江浙會館」及「成化」。由此推測,在十五世紀時,大明華人來到會安從事傳教或經商,而早期的華商可能來自江浙地區。可惜,古鼎卻遺失了,下落不明,有關華人在會安的最早期歷史,也可能難以考究。

會安關帝廟早在1653年已存在,是古城內最舊的廟宇建築,供奉關羽父子、赤兔馬、白鶴馬等。
會安關帝廟早在1653年已存在,是古城內最舊的廟宇建築,供奉關羽父子、赤兔馬、白鶴馬等。

不過,從陳富街上的歷史建築中,可以確定至少在十七世紀中葉時,華人已經在會安聚居經商。在中央市場附近的關帝廟(又名「澄漢宮」),是會安古城內最古老,也是最具規模的華人廟宇,早在1653年已經存在。除了創立廟宇,華商也在會安組織各自會館。福建閩商緊接江浙商人來到會安,在此建造一座「茅廟」,在六十年後,他們於1757年重修為「金山寺」,也就是今天的福建會館。其後,粵商建立「廣肇會館」,潮州商人成立「潮州會館」,海南商人創立「瓊府會館」。隨著華商陸續到來,他們在1741年成立「洋商會館」(中華會館前身),作為華商們的總館。

福建會館建於1757年,前身是茅廟金山寺,是會安最大的會館。
福建會館建於1757年,前身是茅廟金山寺,是會安最大的會館。
廣肇會館的建築風格表現強烈的嶺南特色,但會館內卻供奉天后和關羽等,帶有閩南色彩的神祗。
廣肇會館的建築風格表現強烈的嶺南特色,但會館內卻供奉天后和關羽等,帶有閩南色彩的神祗。
中華會館原名「洋商會館」,是會安華商的總館,早在1741年已成立。
中華會館原名「洋商會館」,是會安華商的總館,早在1741年已成立。

這些華商會館,不僅是各地同鄉商人議事的地方,也是一座廟宇。會館內多供奉天后(即媽祖)和關帝,前者是廣為人知的海上女神,保祐水手和商船的安全,後者則是與商業有關的財神。另外,一些會館供奉的神祗亦與越南歷史有關,如潮州會館供奉的「伏波將軍」,相傳是鎮壓越南「二徵起義」的東漢名將馬援;而瓊府會館的「昭應公」,就是悼念1851年慘遭海盜劫殺的180位瓊僑。

潮州會館供奉的主神是伏波將軍馬援,他曾經在越南鎮壓「兩徵起義」。
潮州會館供奉的主神是伏波將軍馬援,他曾經在越南鎮壓「兩徵起義」。
瓊府會館為海南人的會館,內裡供奉的「昭應公」為1851年慘遭海盜劫殺的180位瓊僑。
瓊府會館為海南人的會館,內裡供奉的「昭應公」為1851年慘遭海盜劫殺的180位瓊僑。

在十七世紀末,華人在會安的人口遠多於日本人,特別是在日本鎖國後。當時,會安有一條約四里的沿河直街,相信位於今天陳富街一帶,有眾多華人居住,街上商行店舖連綿不斷,當中大多是閩人的房屋,而這些華商都迎娶當地女人,以便經商。當然,並非所有在會安皆是經商的華人,也有一批華人背負滅國飲恨的包袱,他們是「明鄉人」。

明鄉萃先堂:明朝遺民的故事

明鄉萃先堂是會安明鄉人的會館,也是他們的義祠。
明鄉萃先堂是會安明鄉人的會館,也是他們的義祠。

在關帝廟不遠處有一座「明鄉萃先堂」,約建於十八世紀末期。有別於華人廟宇及會館,萃先堂內供奉並非天后和關帝等神明,而是「十大老」及「三大家」等明鄉人的祖先。這種似「華」非「華」的特色,多少反映明鄉人的族群特點。不過,為何在同一座城市內,卻出現這種截然不同的華人族群呢?

1644年清兵入關,大明帝國大勢已去,皇族宗室、大臣及將領紛紛到國外四散,如鄭成功在台灣建立「明鄭」政權。除了鄭成功,明朝遺臣陳上川和楊彥迪,則在三藩之亂後率三千餘部,逃往廣南國的會安。面對這批明朝遺民的到來,廣南國阮主阮福瀕決定收留他們,一來是對宗主國(大明)的同情,二來是打算借助他們來開發南方疆土。這批華人於是在越南落地生根,並納入當地行政體系,名為「明香社」(後來又名「明鄉社」),帶有「維持明朝香火」之意。

明鄉萃先堂內供奉的是「十大老」及「三大家」等明鄉人的祖先,而非傳統華人的神明。
明鄉萃先堂內供奉的是「十大老」及「三大家」等明鄉人的祖先,而非傳統華人的神明。

早期的明鄉人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身穿明朝漢服,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生活,可見他們還存有復國的希望;而他們對廣南國的商業、開闢疆土等貢獻甚多,一些人更在朝廷擔起重職。因為明鄉人頗受當地人的尊重,得到較優權益,所以不少在會安居住的清國華人後代也自認是明鄉人。

位於關帝廟後面的明鄉佛寺,現已改建為「會安歷史文化博物館」。
位於關帝廟後面的明鄉佛寺,現已改建為「會安歷史文化博物館」。

在十八世紀末,西山阮氏(有別於廣南國的另一派阮氏)結束長達百年的「鄭阮紛爭」,越南回歸統一。在1829年,阮太祖下詔稱明鄉人家族不得復返中國,意味著朝廷把這批華僑視為本地人,而隨著明鄉人的越南化,他們已不同於以會館為首的華人,成為帶有華人血統、卻地道的越南人。不過,祖先們離鄉背井的往事,依然印證在明鄉萃先堂上。

二十一世紀的「商埠」?

今天的會安,同樣有來自各地的外地人,但他們不是昔日的商人,而是遊覽古城的遊客。
今天的會安,同樣有來自各地的外地人,但他們不是昔日的商人,而是遊覽古城的遊客。

直到十八世紀末,會安仍然是東南亞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但隨著十九世紀的到來,會安也迎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首先,由於秋盆河帶來淤泥,使會安港口的河道愈來愈窄、河床愈來愈淺,不利於新型蒸汽船的使用。同時,越南正受到西方國家的入侵,特別是法國,使阮朝政府不得不限制對外貿易政策。在這樣不利的困境下,會安作為貿易港的地位被鄰近的峴港(Da Nang)所取代,漸漸淡出國際經貿的舞台,回復寧靜小鎮的面貌。

今天的會安,因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關係,成為越南中部的旅遊景點。街上人來人往的情況,相信不遜於古時的「交易會」,無數的外地人在這裡遊覽景點、光顧商店,看似回到昔日商埠時的繁華。

參考資料:

  • 尼古拉斯‧塔林(主編)(2003年)。《劍橋東南亞史(第一册)》。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
  • 李慶新(2003年)。《貿易、移植與文化交流:15 – 17世紀廣東人與越南人》。「第二屆海外華人研究與文獻收藏機構國際合作會議」發表之論文,香港中文大學。
  • 黃蘭翔(2004年),《華人聚落在越南土地上的深植與變遷:以會安為例》,《亞太研究論壇》No.26,2004,154-191頁。
  • Hoi An Centre for Monuments Managements and Preservation (2008). “Impact: The Effects of Tourism on 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Cultural Tourism and Heritage Management in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of the Ancient Town of Hoi An, Viet Nam”. Bangkok: UNESCO, 2008.
  • 李慶新(2010年)。《瀕海之地—南海貿易與中外關係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蔣為文(2013年)。《越南的明鄉人與華人移民的族群認同與本土化差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期刊,9(4),63 – 90頁。
 
Alex Lou
Follow me

Alex Lou

埋頭於歷史的寫手,因為對過去一無所知。
Alex Lou
Follow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