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千年史(四):戰後香港之普羅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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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的香港。(圖:Wikimedia Commons)

有異於定居香港的華人精英,開埠初期的華人勞動階層不少都只視香港為暫居之地,大多希望賺夠一定積蓄後返回在中國的故鄉。不過隨着香港經濟日趨工業化,臨時的外判工種逐漸為長期僱用的工作所取代,勞動階層居港的年期亦越來越長。他們不再只視香港為旅居之地,不再認為香港社會的種種問題與己無關,漸漸學會為此時此刻的社會議題勇敢抗爭。

早於1887年中法戰爭爆發時,華人勞工已經懂得在發起反法運動時,順道提出勞工權益的訴求。1920年的機器工人罷工以及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華人勞工階層亦為本土的權益團結一致。這兩次工潮的論述,均與中國國族主義無關,訴求亦只限於香港內部的社會公益(Chan 1991)。

戰前華人勞工階層之所以仍未有本土意識,主要原因在於他們仍然留有退路、在於他們仍然有衣錦還鄉的盼望。即或如此,觀乎他們為本土議題而進行的一連串抗爭,他們已經習慣香港特有的生活方式,至少會視香港為第二家鄉。而他們集體抗爭時,亦容易產生命運共同體的意識。這與完全的本土意識其實只有一步之遙。

1949年中共奪權後,港中邊界已不再如昔日般開放。中共政權按照社會主義理想,從上而下改造中國社會,共產黨的科層架構取代了昔日的士紳及宗族體系,維繫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及宗教都遭到否定。華人勞工階層的家鄉,已經不是那曾經令他們朝思暮想的家鄉。他們回鄉的路斷了,自此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只剩下唯一一個選擇: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香港人。

中國赤化前後,不少研究國學的知識分子既抗拒中共對傳統文化的摧殘,又不願接受國民黨政權的高壓統治,決定遷居至相對自由的香港。這群南來文人視中國赤化為中華文明的淪喪,而受到英國保護的香港則是中華文化的最後堡壘。他們寄望能在香港靈根自植,在中共那墮落的「新中國」以外,重新建立華夏文明。如此則成為一種大中華文化主義,即是一種熱愛中華文化卻抗拒中共的國族主義(羅永生 2012)。

這種中華遺民心態,或能與日本學者林春勝、林信篤1732年撰寫的《華夷變態》之意識形態相比。林氏父子認為清兵入關後,中原只剩下蠻夷,令日本成為獨一華夏正統。南來文人則寄望華夏文化能在殖民地的庇蔭下,免受中國的文化浩劫,於香港傳承下去。

在冷戰的氛圍下,香港政府擔心親共勢力滲入香港的教育體系,煽動青年人衝擊政府管治。政府於是像戰前與學海書樓的前清御史合作那般,拉攏南來文人加入香港的教育體系,期望他們反共的文化保守主義能令莘莘學子免受激進思潮影響。新儒家學人創辦的新亞書院之所以能壯大,並且日後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創始成員,乃是這種冷戰思維教育政策的結果(周愛靈 2010)。南來文人那套熱愛文化中國卻抗拒政治中國的大中華文化意識,成為了香港學校中的主流論述。

香港中文大學。(圖:Wikimedia Commons)

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香港人,自小就成長在一個與中國相對隔絕的城邦,既不像上一代那般有衣錦還鄉的選項,對中國的歸屬感亦不如上一代那般自然而有。他們接受的教育主張大中華文化主義,這令他們易於認同中華文化,卻又使他們同時視政治中國為陌生的他者。到六十年代,這群本土一代長大成人,開始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

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而誘發的九龍暴動,正好標誌着青年本土運動的開始。他們對香港的殖民地體系感到不滿,不再願意成為被殖民的二等公民。青年團體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中文運動中積極發聲,着重本土文化的身份政治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主要議題。

嬰兒潮一代對中國國族主義有着自相矛盾的表現。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令他們難以對中國國族主義說不。在六十年代末的火紅年代,西方社會的大學生對左翼思潮趨之若鶩,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反美抗蘇的中共政權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西化的香港大學生亦受此風潮影響。與此同時他們亦目賭中共國力日漸強大,部份大學生因此投入親共中國國族主義的行列,主張唯有中共能使中國現代化成功,被後人稱為國粹派。

1971年美國決定將釣魚台連同琉球群島撥歸日本,掀起全球華人大學生的反日國族主義風潮。香港的大學生亦有響應,發起多場示威集會。1972年7月5日,保釣學生在維多利亞公園和平集會時遭武力鎮壓,威利警司瘋狂棍打示威者的畫面被傳媒廣泛刊載。是次集會使市民對學生起了憐憫之心,開始認同市民應當享有和平示威的權利,長遠而言令香港社會運動的氣氛熾熱起來(Lam 2004)。

不過,我們絕對不應該過份高估當年大學生對中國國族主義的支持。這群大學生所謂的愛國熱情,不過建基於左翼思潮在頭腦上的認知,以及對中共宣傳一廂情願的盲信。他們與同期的中國人有着不一樣的生命歷程,即使部份人曾經造訪中國,見聞亦不過是預先安排好的樣版。1976年四人幫被捕,這群學生的中國想像不攻自破,國粹派的學生運動無以為繼,迅速崩潰。

此外,國粹派學生對中國國族主義的追求,並未能代表所有大學生的想法。1969年一篇刊登在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的文章,即批評國粹派「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在香港大學念書,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卻只空談愛國。對於香港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孰視無睹;(對)香港四百萬同胞,漠不關心,其實又談什麼愛國?」不少大學生的焦點,亦放在本土的社會公義問題,羅湖橋以北之事反而比較次要。他們同樣受左翼思潮影響,批判香港政府的殖民統治,卻堅持反殖必須由本土開始(羅永生 2012)。

於全香港的層次,這群學生參與了反貪污、捉葛柏的運動。此運動催生了廉政公署,自此香港政府逐漸由壓在港人頭上的殖民者,演化為替市民服務的公僕(Lam 2004)。而在地區的層次,一群被稱為社會派的學運人士則走到各基層社區做社會服務,並組織基層市民為種種社會問題發起抗爭。這些遍地開花的本土抗爭日趨政治化,演變為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So 1999)。

因敢言而遭親共歹徒殘殺的林彬。(圖:Wikimedia Commons)

對於無緣參與學運的一般市民,六七暴動乃他們本土意識的轉捩點。由於當時親共勢力的恐怖主義行為,街上遍佈土製炸彈、電台名嘴慘遭殘酷燒死、連街上嬉戲的兒童亦遭炸彈炸死。香港人雖然不滿殖民統治,但更不能容忍中共及其在港黨羽的暴行。在中共與香港政府之間,香港人大多選擇後者(張家偉 2012)。

此後香港政府痛定思痛,擴展了對社會基層的行政吸納政治制度,令政府回應民意能更有效率(King 1975)。英國方面亦察覺主權前途談判在即,需要以經濟發展及社會改革大幅改善市民的生活,提高政治認受性作為談判籌碼。港督麥理浩便在英國支援下推出一連串改革(李彭廣 2012)。社會派等社運人士於各社區的抗爭,反倒為改革中的政府提供表現機會,弔詭地令市民產生政府聆聽民意的假象。香港普羅大眾開始將殖民地政府視為服務自己的公僕,北方那政治中國與他們的距離越來越遠。

與此同時,香港亦已發展成一個以粵語為主的社會。粵語的潮流文化於七十年代興起,為香港人帶來不少文化自豪感。到七、八十年代之交,香港人在政治上、文化上,都確立了一種有異於中國的本土國族身份(Matthews et al 2007)。只可惜香港國族方才正式成形,早已變得陌生的中國已經決定要將香港併入版圖。

(待續)

作者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nationalhistory

本文作者新著:躁鬱的城邦

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國際書號:9789881438867
出版社:紅出版 (圓桌文化)
出版社專頁:http://www.red-publish.com/big5/book/2292

徐承恩

第三代香港人。祖先分別為廣東香山移民、四邑移民及祖籍廣東澄海的新加坡歸僑,都是來自處於中華帝國邊緣的海洋中華族群。於中文大學研究院修讀社會學,研究香港權力精英,並根據其研究撰寫《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一書。人無定志,好讀書而不欲投身學術,好遊樂而不願攀山越嶺,既非飛黃騰達亦非一事無成,總算能維持生活與發展興趣。舊作有《城邦舊事》,最新著作為《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