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敵國到祖國?——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人的再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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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臺胞成為地道的中國人

1945 年 9 月 20 日,中華民國政府公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裏頭定位管理台灣最高層級的「行政長官」,是個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於一身的特殊化統治方式,幾乎與日治時期的總督無異,引發了台灣人極大的不滿,紛紛在報刊中檢討批評此一作為。私底下人們稱呼行政長官為「新總督」,甚至連隨中國政府一同來台的半山(日治時期在中國的台籍人士)們也看不下去,如連震東曾投書《臺灣民聲報》,批評:「這將使台灣人民產生『總督制復活』的錯覺,以為行政長官又是以『統治殖民地』的姿態出現。」

其中,行政長官公署內的公職與縣市首長,又是由陳儀所指派,導致台灣人在政治參與上幾乎缺席,臺人在戰後參與改造台灣的希望落空。這種政治上的歧視,追究本源,是當時中國對日本的不信任,以及對臺人的歧視,認為臺人被「奴化」,需要再教育。這成了後續一連串「中國化」改造的起點。

在戰後初期,中國政府所派來的臺灣調查委員會,在經過一系列的踏查及與美國當局的討論後,所擬定的這篇〈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便成了戰後初期佔領台灣時重要的行事依據。其中的第四條明確提到:「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並認為唯一的做法唯有「使臺胞首先完全中國化,成為地道的中國人」才能達成。

當時擔任行政長官的陳儀,便在 1944 年的一封私人通信裡明白表示:「臺灣與各省不同,他被敵人已佔據四十九年。在這四十九年中,敵人用種種心計,不斷地施行奴化教育……收復以後,頂要緊的是根絕奴化的舊心理,建設革命的心理」。

同時間,《民報》在 1945 年 12 月 18 日所刊出的一位執政官員的投書,或許更有力地解釋了「中國化」的政策。這位官員認為:「台胞眼界太淺狹……以為台灣或幾乎變成他省的殖民地,因為眼看著各機關正在一批一批株連魚貫地插進外省的同胞……我們現在除了請外省人來幫忙以外,根本沒有辦法可以清除過去日本的遺毒,沒有方法可以學習祖國的文物和典章制度,為要建設新台灣的中華文化。」

由於長期的隔閡,以及對於日本人的敵視,導致許多外省人士覺得該對臺人「再教育」,認為台灣人受到日本奴化。而改正的方法,很大一部分體現在「國語運動」上。

圖片來源:共生音樂節臉書專頁

一年內學會一種語言就上手

1946 年 4 月 2 日,行政長官公署成立了「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藉由國語講習班、說國語運動等作法強力推行「國語」,同年 9月更進一步地禁止台灣人說日語、廢止報紙的日文版等措施。而此時,距離日本宣布投降,台灣被中國所接管(軍事佔領)還不到一年的時間。

在 1942 年日本統治末期時,台灣日語已經相當普及,尤其是對當時台灣青年層,除母語之外,日文已經成為印刷媒體之公用語,禁用日文等於剝奪他們的發言權,使其喪失對統治者提出任何批判之自由。

當時,一份半官方、帶有軍方色彩的報紙《和平日報》做了一項訪問調查,受訪的 181 人中,178 人反對廢除報紙的日文欄,認為日文欄應再延長 2 年者高達 124 人,這個政策在民間激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彈。而這個政策的影響更是全方面的,對於習於使用日語的知識分子與創作者,衝擊特別強烈。因此有人大力抨擊:「此舉無異等於封死本省人之耳目……連恣意施行鎮壓政策的日本當局,甚至也等到中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才禁止使用中國語。」

奉公守法,即是奴化

除了再教育外,陳儀政府大量搗毀日本相關書報、圖畫、唱片,這主要得歸功於 1946 年 12 月成立的「宣傳委員會」。他們重新整頓了圖書、雜誌、報刊、廣播、電影等事務,並宣稱:「本省淪陷五十年,敵人在思想上遺毒甚深,故光復後,文化宣傳工作極為重要。」此外,除了傳播媒體之外,執政當局更更改帶有日本風味的路名、地名,視之為帝國遺毒、台人奴化的象徵,並換上帶有中華民國色彩的符號。

以道路為例,中華民國政府甫來臺便公布的〈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街道名稱必須符合以下四類: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宣傳三民主義者、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者。臺灣街道因此成為了帶有強烈「中華民國」風味的空間。

再舉一個例子,關於木屐。《民報》在 1946 年底的報導提到,彼時的新竹市政府下令嚴禁市民穿日本式的兩齒木屐,更派警察到工廠裡禁做,而中式「無齒」木屐則不在此限。

長官公署種種拒斥臺人、鄙棄臺人自日本習來的一切的這些舉動,造成本地人的巨大不滿,更遑論政府當局的貪污枉法,因而有了如王白淵多次投書社論所接露的那種無奈的諷刺:

「在日本統治下,有『皇民化』三字,使台胞非常頭痛,光復後還有『奴化』兩字不斷地威迫著我們。台省現在的指導者諸公,開口就說台胞『奴化』……好像不說台胞奴化,就當不成台省的指導者,似有所失為政者的資格一樣」、「現在我們了解了,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禮義廉恥於度外,才能夠在這『祖國化』的社會裏生存。」

這種種的文化歧視和衝突,雙方心理上未被解開的心結,日後則成為了二二八爆發的導因之一。

當為中華民國而死

再中國化的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宣達「民族意識」,在台灣移植各種中國的元素,並藉由各種傳統、象徵、意義、記憶的創造,試圖將台灣重建為「正統」的中國。

1949 年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後,更進一步移植中國民族主義式的論述到台灣,將台灣變成中國的縮影。這一連串的舉動,是在晚清以來對中國一脈相承的黃帝論述、文化根源、傳統的形塑的基礎上,更增加了蔣介石政府熱中的三民主義、國父遺訓、反共抗俄等說詞。

這在蔣介石在 1949 年後發布的各式談話可見一班。領袖的呼告,重覆著官方對於中國正統的建構,政治上、道德上、認同上的一脈相承,訴諸家國意識,不斷嘗試激起人民「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的報效情懷。1950 年元旦時,蔣中正對全台人民的公開談話:「我們這一代既為中華民國而生,亦當為中華民國而死」、「擔起救國家、爭自由、維護歷史文化的使命」、「自由中國的同胞們」。

1952 年中華民國國慶,蔣介石提出了四項改造運動,其中一項即是「文化改造運動」,這項運動承繼了政府一貫的說詞:「台灣將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國父的民生、民主、民族主義在臺灣實現,我們深信漢奸必滅、侵略必敗、反共必勝、抗俄必成。」

圖片來源:共生音樂節臉書專頁

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在政府的領導下,「文化運動」從不間斷,而這種運動總是建立在「中國傳統」、「三民主義」、「國家危難」等概念上。政治學者吳乃德統計,1950、6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進行了一連串的帶有強烈民族情結的「運動」,從五零年代初期的克難運動(1953)、建艦復仇運動(1954)、支援武漢學生反共運動(1956)、保衛金馬運動(1958)、支援西藏同胞反共運動(1959),到六零年代的青年自強運動(1962)、青年自覺運動(1963)、毋忘在莒運動(1964)等。儘管主題上可看出小規模的變動,但每每都是以青年為主體、國家苦難為號召的活動。

另一項影響更為重大的政策,則是 1951 年 3 月通過的「國家總動員計畫綱領」。這項計畫要求「依據三民主義與當前國策及民族文化之根本精神,整理固有的,洗鍊外來的,俾能融鑄而成適合雪恥復國需要之新文化」,直白一點的說,就是要從小開始栽培「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經由學校集會、朝會、升旗等在系統性的訓練之下,創造符合中華民國政府所預期的「優秀」的國民,將兒童納入了社會「動員」的一份子。除了學校之外,如學友書局、東方出版社、台灣文化協進會、《國語日報》、《小學生雜誌》等或帶有民間色彩的刊物,經常性地刊登宣導文章,共同創建了一個符合期待的社會樣貌。

《小學生雜誌》中的一篇文章曾提到以下幾段話:「她不愛亂說話,說話的時候都說國語,所以許多人都愛跟她親近」、「我希望將來能考上醫學院,學習優良的醫術……為我們中華民族洗雪東亞病夫的恥辱」等,在在都表現了國家所期待的「國民」是什麼模樣。而這也讓家長與學童又一次薰陶在「新文化」的氛圍之中,使得他鄉中國再次成為許多台灣人想像的「原鄉」。而這種虛構的共體感與連結,也漸漸成為多數人的所認知到的「真實」。

全文修改轉載自共生音樂節2018年專刊。 共生音樂節是是由一群關心台灣歷史的年輕人舉辦、全台灣規模最大的二二八紀念活動。 今年,共生音樂節邁入第六年,今年的主題為:「查無此人」。 活動頁面
徐祥弼

徐祥弼

在台南出生長大,得過文學獎若干。現就讀政治大學。
徐祥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