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t down」能夠拯救日治臺灣的樟腦產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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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臺灣樟腦進入全球的醫藥產業,進而環遊世界的故事。 
上一集在這裡:臺灣樟腦如何參與了一座諾貝爾獎的誕生?

臺北華山文創園區的紅磚六合院,是一系列披著簇新黑瓦的磚紅色廠房。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建築物上鮮明的顏色與大片綠地相互輝映,模樣煞是好看。周末假日到這裡逛逛展覽,躺在華山草原上仰望一大片藍天,總能令人感覺到心曠神怡。

不過,當赤司初太郎在 1934 年的夏天走進同一個地方,點算著紅磚廠房裡每一件公司財產的時候,他的心情恐怕怎麼也愉快不起來,因為再過幾個月,這座樟腦精製工廠裡的一切設備,都將轉賣給總督府的專賣局。而由他所主持的「臺灣製腦株式會社」,也將就此走入歷史。

從公司的董事長,變成了公司的清算人──所謂樓起樓塌,大約也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面對這一切事態演變,初太郎只有滿滿的無力感。在這之前,他已盡了種種努力,試圖挽救製腦會社走向頹敗的命運。

然而,作為當時代首屈一指的企業家,初太郎必定也已感覺到:即便能夠說服總督府取消專賣制度、由他來主導臺灣樟腦產業的改革,種種舉措,恐怕也很難戰勝市場環境的急遽變化。

儘管被譽為「事業界の偉才」、「戰國豪傑の再生」,這位商場老將,終究不可能與自己身處的時代為敵。實際上,赤司初太郎所無力挽救的,不只是一家公司的興亡。此後,整個臺灣的樟腦產業,也都將在歷史的洪流當中,逐漸被沖蝕殆盡。

臺北華山文創園區裡的紅磚六合院,原為日本時代的樟腦精製工廠。Photo Credit: 國家文化資產資料庫

 

一、

在 1934 年的清算結束以後,赤司初太郎將永遠離開臺灣的樟腦事業。回首來時路,他也許會想起抵臺之初,自己如何從南投仕紳林月汀手上收購了樟腦事業,開始經營這項買賣。

不過,假若赤司初太郎的眼界更宏大一點,他可能會望向臺灣島的歷史,望向更遙遠的 18 世紀──那是清國統治臺灣之初,山區的林木採伐權利,仍由一小群「軍工匠首」所壟斷。

當時,清軍水師的戰船修造需要木料,這些「軍工匠首」就是承包商。冒著與「生蕃」發生衝突的風險,他們率隊進入山區,砍伐樟樹。樟腦其實是過程裡的副產品,「軍工匠首」完成了官府的委託以後,就藉著熬製樟腦來創造獲利。

彼時的臺灣樟腦,多半作為藥材賣往中國,整體產業的規模十分有限。一直要到 19 世紀中葉,外國商人收購的樟腦數量逐步增加,加上開港通商,福爾摩莎島的樟腦生產,也才跟著蓬勃發展起來。

洋人們對於樟腦的覬覦,甚至到了不惜發動戰爭的地步──西元 1868 年,英軍發動了一場對臺南安平的突襲,逼使清廷放棄了樟腦的專賣權利,繼而壟斷了這門生意。

那場「樟腦戰爭」過後,樟腦逐步躍升為臺灣最重要的出口產品之一,在全球市場上獨占鰲頭。到了 19 世紀末,臺灣島的政權易主,接手統治的日本也積極地把握這項財源,經營起樟腦的專賣事業。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願望是儘快地完成財政獨立,不必再倚賴殖民母國的資源挹注。而他們僅只用了十餘年的時間,便達成了這個目標。箇中關鍵,便是控制種種物產的專賣利益,特別是樟腦。這項商品的出口利潤,有時甚至能佔到經常性歲入的四分之一,可說是殖民地財政的一大支柱。

伴隨著這個產業起飛的過程,樟腦作為化學原料的功能,也不斷被開發出來。尤其是賽璐珞與無煙火藥的發明,更是大幅刺激了全世界的樟腦需求。產自福爾摩莎島的樟腦,自此被大量填進了現代化軍隊的槍管當中,成了戰場上的殺人幫兇。同時,臺灣樟腦也拯救了不少大象的性命──因為許許多多的象牙製品,日後都將由樟腦製造的賽璐珞所替代。

日治時期的「腦丁」執照。Photo Credit: Wikipedia

 

二、

赤司初太郎正是日治時候臺灣樟腦事業最為成功的經營者,無論是殺人或者救大象,都該算他一份。閱讀他的故事,除了是觀察一個日籍企業家在殖民地的創業歷程,也能夠看見日本時代,臺灣樟腦產業的盛衰起伏。

年輕時候的赤司初太郎,說的上是一位冒險家。這位出身日本四國的壯漢,很早就嚐到了異鄉漂泊的滋味。當時的北海道剛剛納入日本的國家版圖,大片處女地的開發亟需大量勞動力,赤司初太郎大約也是這股移民浪潮裡的一員。

1895 年日軍接收臺灣,年僅 21 歲的初太郎又跟著南征軍隊來到這個嶄新的殖民地,擔任築路工人──從寒冷的北國闖蕩到熱帶的南方島嶼,初太郎眼前的世界,應該比同時代的多數人都還要更為開闊吧。

在南投竹山,初太郎承接了原雇主的店鋪,成為地方軍隊與警察的物資供應商。那時的他必然已體認到:良好的政商關係,才是在總督府治下的臺灣,獲取成功的不二法門。爾後,初太郎逐步建立起一個人稱「赤司財閥」的企業王國。他所跨足的每項事業,背後基本上都存在一個綿密的官商網絡。憑藉著「關係」,像初太郎這樣赤手打拼的個體戶,也才能成為總督府的御用商人,進而分食種種特許事業的大餅。

文獻紀錄顯示:赤司初太郎與總督府官員以及臺灣的諸多仕紳,都有密切交往。投身於樟腦產業的初期,這位頗有交際手腕的商人,不僅成功說服總督府給予他特許資格,同時也透過自己的人際網絡,找到了當時準備放棄樟腦事業的林月汀,談成了樟腦事業的收購。

接手別人不要的事業,自是因為從中看見了機會。彼時的總督府,在島內各產業都有扶植本國商人的意圖,這是初太郎得以獲致成功的重要因素。

不過,這並不代表初太郎的樟腦事業總是一帆風順,在這樁生意裡,他也曾碰上連年的虧損、天災造成的歉收、勞工的缺乏等等難題。

為了提高樟腦的產製效率,初太郎先後找來許多專家加入經營團隊,又著手改善既有的生產制度、工具以及流程。同一時間,隨著國際樟腦的市況日漸嚴峻,小型製腦公司的生存越趨困難,初太郎得以持續整併那些無力繼續經營的業者,將他的事業版圖向全臺各個樟腦產區擴張。

1917 年,初太郎收購了霧峰林家的製腦權利。就臺灣歷史的總體脈絡而言,這個事件其實頗具意義:這代表整個樟腦產業的經營,已由傳統的世家大族,正式交棒給現代化的企業體系。

用美國學者 Antonio C. Tavares 的話來說,像初太郎這樣的企業家所引進的公司與工業體制,實際上讓臺灣的樟腦產業進入了一個朝向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轉型過程──當然,這個過程裡的最大利益佔有者,仍舊是殖民政府,以及像初太郎這樣的御用商人。

日治時期的南投集集樟腦出張所。Photo Credit: Wikipedia

 

三、

然而,赤司初太郎無力抵抗的是日新月異的科學進展 ── 當樟腦的分子結構被化學家所洞悉,這種原本稀有的植物結晶也可以在工廠裡合成製造的時候,臺灣樟腦的市場寡占地位,勢必要遭受嚴峻挑戰。

人造樟腦從發明、改良到逐步佔領市場,其實只有短短三十年光景。有趣的是,這三十年大約也與初太郎進入製腦產業、乃至黯然退出的時間軸,相互重合。

實際上,打從總督府決定在 1908 年採取砍價手段,以保持臺灣樟腦的市場優勢時,這場商業領域裡的「樟腦戰爭」,似已注定敗北。人工樟腦的製造產能由科技推升,不會停止進步,但削價競爭,總有一天會砍到自己流血見骨。而初太郎的製腦事業,就是在這場價格戰裡挨刀的倒楣鬼。

賣到國際市場的樟腦價格持續下修,總督府對製腦業者的收購價格必然也要向下調整。於是臺灣近代製造業體系裡最邪壞的那個動詞 ── cost down(降低成本,當然這是個「臺式英文」),也因此成了日治中期以降,縈繞著整個樟腦產業的噩夢。

為了再創產業榮景,總督府在 1918 年祭出了殺手鐧:整併全島的樟腦製造業,那也就是初太郎後來沒能挽救的「臺灣製腦株式會社」。這一招雖然短暫收到成效,不過仍然只能延緩產業的死亡時間。會社的獲利來自政府對樟腦的收購,而隨著臺產樟腦的國際市場價格持續走低,專賣局的收購價格也只能越來越壞。大環境是如此,再厲害的企業家,恐帕也要束手無策吧。

1930 年出任製腦會社最後一任社長的赤司初太郎,也曾試圖力挽狂瀾,儘管他的手段仍舊是 cost down 。裁員、整併、企業瘦身、緊縮與節約政策,初太郎每出一招,看似都讓公司獲利有些起色,但總督府每調降一次樟腦的收購金額,這些好不容易擠出來的獲利空間,轉瞬便又化為烏有。再良好的政商關係,此時也無用武之地。總督府不會犧牲他們的利潤,對於下游生產者的剝削,只會越來越嚴重。

而作為唯一的樟腦供應商,初太郎也不可能帶頭違抗殖民政府 ── 因為他的產業王國太龐大了。製糖、製酒、紡織、採礦、軌道,赤司初太郎的名字廣泛地出現在當時臺灣許多企業的董事會名單當中。製腦會社只是其事業版圖裡的一小塊拼圖,他其實沒道理要為了這家公司的存續,犧牲長久經營的那些「關係」。

於是,當整個企業的成本已經沒有一處可以再作削減的時候,製腦會社終於無法再撐持下去。

1934 年末,日本政府收購了會社,臺灣的樟腦產業從此歸於官營。而作為取締役社長的赤司初太郎,黯然成為企業的清算人。當他步出臺北樺山町的那座樟腦精製工廠,看著火車從他眼前的鐵路轟隆隆疾駛而過,夕陽正要落入地面,暗夜已準備來臨。

赤司初太郎。Photo Credit: 櫻田三郎編,《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事業概觀》(臺北:臺灣拓殖株式會社,1940),頁72。

 

四、

1933年,一個名叫普萊斯利(W. E. Priestley)的美國人,曾經說了這麼一句話:

當默劇大師卓別林為了拍攝電影而訂購大量底片的時候,他或許不曾意識到,有多少「福爾摩莎島上的獵頭人」與「倒楣的腦丁」,將會在這些膠捲的產製過程背後,喪失性命。

這個觀察不見得真確,因為 1933 年臺灣樟腦的國際市佔率應已下滑不少。不過,普萊斯利倒是說對了一件事:早期臺灣樟腦產業的榮景,確實是在漢人與日本人對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步步進逼當中,建立起來的。

這篇以產業發展史為視角的文章,述說的是日治時期一個內地企業家,如何在島上構築他的樟腦企業王國,聽起來像是某種時代風雲兒的立志傳(有趣的是,日本媒體曾給赤司初太郎起一個稱號,就叫「立志傳の白眉」)。不過,臺灣樟腦的歷史,若改換一個陳述角度,它完全可以充滿血腥與殺戮。讀者應該注意到這點,並且警醒地審視赤司初太郎的故事。

本文另外提到一個聽來有些促狹的關鍵字,即所謂的「cost down」。認真來看,那確實是百年前的臺灣,便已在發生的事情。當整體產業的競爭力無法在核心技術、品質與服務等等環節上做出差異,而毛利率又不斷降低的困境底下,低成本策略似乎成了不得不然的因應手段。

假若回到 1930 年代,我們會有更好的辦法,解決赤司初太郎所面對的困境嗎?他與臺灣樟腦產業的故事又能給我們什麼啟示?或許值得想想。

從中國醫生黃勝白、德國教授韋蘭德,到日本企業家赤司初太郎,「臺灣樟腦的世界旅行」系列文章,至此要告一段落。若讀者稍微仔細,應會注意到這三個故事,各別也提到了全球化時代的貿易競爭、產學合作、以及低成本策略。這三件事,說起來都與臺灣的產業現狀(或者問題)息息相關。

今天的我們,能否從百年前臺灣樟腦的產業發展史當中,學到一點什麼?這是撰寫一系列文章的過程中,我不斷在想的事情。

文末想提一件事,權充彩蛋──著名的紅頂商人、「辜汪會談」裡的海基會代表辜振甫,早年在東京,其實曾經擔任過赤司初太郎的秘書。臺灣特殊的歷史因緣,使這幾個出身於不同國度與文化背景的名字,發生了奇妙的聯繫。這些人物各自牽繫的世界,各自涉足的臺灣產業史,也仍有諸多值得書寫的故事。

樟腦只是其中一種線索,而在過往的臺灣歷史當中,一定也還會有許多類似的物件,可以串聯起許多精彩的故事。昔日臺灣的產業與世界旅行,還有許多類似這樣的歷史,沒有被看見。對於這座渴望走進世界的島嶼而言,故事的持續發掘與持續書寫,應是饒富意義的一件事情吧!

【臺灣樟腦的世界旅行】
第一篇:臺灣樟腦如何參與了一座諾貝爾獎的誕生
第二篇:一粒德國的神奇藥丸,為什麼讓這位中國醫師嘆氣連連?
本系列為贊助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