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開袁世凱的百年之冤──他並非獨裁者、也非親日派,只是個君主立憲的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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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解開袁世凱的百年之冤──他才是中國近代史上「創造第一最多的人」

袁世凱非親日派,從未簽署《二十一條》

早在梁啓超為學生蔡鍔的「護國軍」起草討袁檄文時,就指出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是賣國行徑。這是康梁對袁世凱的栽贓──早在戊戌變法失敗的時候,康梁就編造了譚嗣同游說袁世凱發兵包圍頤和園並軟禁慈禧太后、袁世凱向慈禧太后告密的謠言,史家已經考證,此事根本不可能發生。

而袁世凱乃至整個北洋系,都是反日的。北洋之建立,主要就是對抗日本。

關於《二十一條》的歷史事實是,從 1915 年 2 月 2 日開始、歷時 105 天,袁世凱政府與日本艱難談判,往返 25 個回合,採取拖延戰術,利用英美各國向日本施壓,也以中國反日民意為支撐,部分遏制了日本的蠶食鯨吞之企圖,是弱國外交取得的最大成果。

《二十一條》圖。從一九一五年二月二日開始、歷時一百零五天,袁世凱政府與日本艱難談判,往返二十五個回合,採取拖延戰術,利用英美各國向日本施壓,也以中國反日民意為支撐,部分遏制了日本的蠶食鯨吞之企圖,是弱國外交取得的最大成果。 (Source:Wikimedia)

袁世凱早年出使朝鮮,宛如朝鮮的太上皇,一手主導朝鮮推動近代化改革,但因作風過於強勢,遭致朝鮮朝野的怨恨。在日清甲午戰爭爆發前夕,袁世凱被迫離開朝鮮,眼睜睜地看著朝鮮落入日本手中,以及此後北洋艦隊灰飛煙滅。

袁世凱對日本非常痛恨,他絕非親日分子。日本與袁商談《二十一條》,從未拿出支持袁稱帝為條件。恰恰相反,袁稱帝失敗很大的一個原因,乃是日本的反對。日本學者岡本隆司在為袁世凱所寫的傳記中指出:

最後袁世凱還是回歸到了清帝退位前的「君主立憲」,這也與以日本為模型設計的政體一致。從此一角度來看,《二十一條要求》這個讓袁世凱轉而對抗日本的契機,對於袁世凱的皇帝即位,其實具有意想不到的影響。他在臨終前留下的遺書寫道,「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也許暗指了此事吧。

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拿來威脅袁世凱的,居然是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中國革命黨與日本在野人士過從甚密,勢力甚大,倘袁總統不表示友好,則日本政府實難控制革命黨不在中國行事。」確實,孫文等流亡者為在反袁上得到日方大力支持,早已向日本提出割讓滿洲和山東的建議。

5 月 7 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調兵遣將,在五月九日期限的最後一刻,袁世凱及北洋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條》中的十二條,其他關鍵部分被刪除。即便是接受的部分,如有關山東和滿洲的條款,簽訂的條件與原先提出的大為不同,不是「留待日後磋商」,就是加進限制條件。

5 月 25 日,在簽訂《中日民四條約》後,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通告此事並告知原因:

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條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後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及自居優越各條亦盡力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

在南滿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稅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嚐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對比孫文主動向日本提出條件超過《二十一條》的賣國協議,毛澤東 6 次感謝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才使其奪取政權,袁世凱難道不是真正的愛國者嗎?

據自始至終參與對日交涉的外交部次長曹汝霖,他晚年回憶:

日本此次提出《二十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閔、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於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隨其所欲,直可亡國。

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稱《二十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決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曹汝霖像。(Source:Wikimedia)

如果説袁世凱、曹汝霖是當事人,有可能是為自己辯白,那麽後人可以參考在野知識分子的對袁世凱外交成敗的評價。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評價説:

「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

寫過《袁世凱傳》並對袁基本持負面看法的左傾新聞界人士焦隱菊,也對此事公允地評論說:

「有一事可為袁世凱呼冤,就是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的事情,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啊!」

在對日外交中,袁世凱和北京政府確實作出很多妥協,但妥協不等於賣國,妥協往往是救國的惟一辦法。中國的歷史書寫,往往將主戰派稱之為「民族英雄」,而把主和派稱之為「民族敗類」。

在傳統的史學模式下,歷史研究淪為一種宣傳,忠奸的判斷模式約束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其實,主戰派閉眼不去看中國的現實,被一種狂熱的愛國激情蒙蔽,將中國帶往危險的境地。而主和派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為和平奔走,才換來避免戰爭、生靈塗炭的結局。

袁世凱君主立憲制的失敗嘗試

稱帝之舉堪稱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錯誤。據袁世凱的秘書張一麐回憶,1916 年 3 月 22 日,袁世凱在稱帝 83 天後發現此舉不得人心,將其召到總統府起草撤銷帝制的文告。

袁世凱對張一麐說:「我糊塗,沒能聽你的話,以至於此。」

張回答説:「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

袁不愧為敢作敢當、敢於承擔責任的領袖,失敗就是失敗,錯誤就是錯誤,他總結說:「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對比崇禎皇帝諉過他人的「君非亡國之君,臣是亡國之臣 」的名言,袁世凱顯得光明磊落、謙卑自省。

袁世凱並非獨裁者,其人品也遠高於孫文、蔣介石和毛澤東這些真正的獨裁者。袁稱帝,是看到民國初年政局混亂,認為實行兩千年帝制的中國,驟然引入共和體制未必妥當,或許像英國和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國情。他要當的只是憲政之下的君王,而不是一人獨裁的君主。

人們不能一看到「皇帝」這個名詞就產生厭惡之情,沒有皇帝的政權未必就能實行民主──蔣介石和毛澤東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政權對民眾自由與人權保障,比得上袁世凱時代嗎?

袁世凱君主立憲的想法來自於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古德諾因提倡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遭到國共兩黨和左派知識分子的百般辱罵。其實,古氏為美國公共行政與市政學的奠基人和權威,著有《政治與行政》等專書,對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市政管理體制改革運動有重要影響。

袁世凱君主立憲的想法來自於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古德諾因提倡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遭到國共兩黨和左派知識分子的百般辱罵。 (Source:Wikimedia)

古德諾來華擔任民國政府憲法顧問,經過調查研究後指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強固政府,維持政局穩定,以改良財政、修明法制、厘定政府與人民的法律關係。

他認為,中國的國情類似法國而迥異於美國,中國不宜學習美國而應當學習法國,若干年後,「民國如採用法制(法國式內閣制)或較為有益」。但當下百廢待興,西方現代政治制度及其抽象原則對於中國人來說毫無意義,在中國建立共和制只不過是一場夢,中國實行總統集權和負責制會有「更令人滿意的結果」。

古德諾給袁世凱上了一篇意見書,建議說:在中國這樣一個毫無代議制經驗的國家裡實踐代議制,短時期內難望有成效,因此民國國會目前只應作為諮詢機構。

在洪憲帝制的高潮期,古德諾發表長文《共和與君主論》,認為君主制最大好處即在於權力交接時不致引起動亂,從而保證政治穩定。文中稱:

中國數千年以來受制於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

古氏的結論是:「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古德諾晚年的封筆之作為 1926 年出版的《解析中國》一書。他並未因袁世凱君主立憲嘗試的失敗而放棄自己的觀點。

他將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挫折歸罪於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的「激進,而對晚清「立憲」因辛亥革命而中斷深覺惋惜,稱若非革命,中國到 1917 年就可能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質的代議政體。

最後,他寄希望於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整體性進步,包括經濟發展、科學普及、家族觀念的淡化等,由此將可逐步走向憲政,逐步實現真正的共和制度。

古德諾來華服務時間只有一年多時間,但他對袁世凱影響頗大。袁世凱未必具備美國國父華盛頓、富蘭克林、麥迪遜們的崇高品質和清晰理念,但他至少不是草菅人命的暴君,而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對於反對者,他從未痛下殺手。孫文、章太炎等人,他可以殺之而不殺;蔡鍔一起兵,他就約束部下,停止內戰,不願傷及無辜。對照蔣毛之殺人如麻,何止天淵之別?

蔡顎像。(Source:Wikimedia)

日本學者岡本隆司指出,讓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時百般苦惱、並促成失敗的原因,是南北對立。

自武昌起義起形成的對立趨勢,在首都為總統府與參議院的對立、在全國則是北京與各省的對立,辛亥革命後雖然改變了型態,卻依舊持續。

表面上是主義、主張的對立,是政府、政局上的紛爭以及軍事上壓迫與抵抗,然而本質上卻有更深的歷史脈絡:不論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還是「三次革命」(護國戰爭),反抗北京並脫離中央形成各省分立的局面,都是如出一轍的,這是十九世紀末的戊戌變法、東南互保」就開始的趨勢。

弔詭的是,袁世凱本人正是如此情勢開端的始作俑者之一。袁世凱培育、掌控了中國最精銳的軍隊,並將其納入自身的資本,這也是依循李鴻章時代以來「督撫權重」的體制才能做到的。

然而,當袁世凱取代清廷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執掌中樞之後,由於身份的變化,他不得不以「今日之袁世凱(總統、皇帝)反對「昨日之袁世凱」(很多像擔任直隸總督時代的袁世凱那樣的地方強人)。他以北京、中央的立場來強化體制權力,也因此演變為與地方對峙、北京孤立的情勢。

袁世凱培育、掌控了中國最精銳的軍隊,並將其納入自身的資本,這也是依循李鴻章時代以來「督撫權重」的體制才能做到的。 (Source:Wikimedia)

袁世凱擊敗「二次革命」的孫文一黨,是因為得到外國借款而軍費充沛,以及革命黨力量分散、準備不足,這場虎頭蛇尾的戰爭依然延續了清末以來「洋人的朝廷」之結構——藉外國之力來壓迫地方。但袁世凱被「三次革命」(護國戰爭)擊敗,使得他死後北京淪為不受地方遵從的中央政府,也就是「失去地方的中央」。

此後數十年的中央政府(無論是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都處在國內很多省份不受其管轄,僅有外國予以認可的奇妙局面。有若干地方省份通過與外國直接的交流而深化了經濟成長,降低了對中央和其他地區對依賴,更足以建立其自給自足的財政、軍事運作。岡本隆司指出,這就是袁世凱的悲劇所在:

袁世凱對於這樣的中央、地方關係之來歷、趨勢、實際情況,究竟瞭解多少呢?從他的言行來看,似乎是被侷限在西式的立憲制及近代國家概念裡,而無法洞察全貌之結構、動態。不過説穿了,並非只有袁世凱有這樣的問題,當時幾乎所有檯面上的人物,都沒有例外。從這一角度來看,他的施政無法讓中央與地方有效地結合,而是引發了反目與抗爭,也是必然的結果了。

在此意義上,袁世凱的失敗的遺產仍然有參考價值。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致力於國家整合(國民黨未能完成而共產黨完成了),但使用的工具卻是共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與之相比,袁世凱的失敗反倒是另一種成功,他至少沒有將中國變成「動物農莊」或「一九八四」。

袁世凱北洋政府時期的十二張國徽。 與之相比,袁世凱的失敗反倒是另一種成功,他至少沒有將中國變成「動物農莊」或「一九八四」。 (Source:Wikimedia)

為袁世凱正名,乃是歸正中國未來之路的第一步,張永東在《百年之冤》一書的結尾提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中國未來之路是繼續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農民王朝的道路;還是和平變革,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的民主與憲制社會?未來中國需要袁世凱,還是需要孫文?需要理智、冷靜、和平、民主的制度變革,還是需要革命、激情、暴力、專制的權力轉變?

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袁世凱》的作者佐籐鐡治郎就指出:

支那之立憲,能達其目的與否,姑不具論,惟二十世紀中,專制國斷難生存於世界。由是言之,支那立憲之成與不成,即前途興亡之關鍵也。支那苟亡,袁世凱亦湮沒無聞矣;使支那立憲果成,將來雄長東方,為地球強國,則最近世界進化史中,袁世凱三字亦必能佔一特別地位矣。

而今日中國之情形,居然脫離佐籐所設想的兩種可能──中國實現了沒有民主憲政的、法西斯式的「大國崛起」,但這種畸形的「大國崛起」無法長久持續,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很可能將跌入比清末還要悲慘的全面崩解之中。

而袁世凱這個名字,在中國的民主憲政未實現之時,注定了仍然是被唾罵和羞辱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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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杰

蒙古族,出生四川,求學北京,居住美國,以台灣為第二故鄉。關注人權議題的作家、政治評論家。著作有《火與冰》、《劉曉波傳》、《中國教父習近平》、《我是右派,我是獨派:我的思想自傳》、台灣民主地圖系列等五十餘種。
余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