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神道教為主的日本,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大群「潛伏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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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日本長崎縣長崎市、五島市以及天草市的 12 處「潛伏基督徒」遺跡,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最新的世界文化遺產。早在消息公布之前,已獲得內部通知的長崎、五島及天草市便開始進行推廣及宣傳。伴隨著這新一輪的世界文化遺產登錄,日本國內外的目光都聚焦在這 12 個遺跡上。

不過,比起這些史跡成為遺產所帶來的感動,更值得我們去記住的是,在這些歷史記憶的背後,所關係到的重要歷史問題,而它正一步一步消忘在這些感動與悲慟之中。

一、從豐臣秀吉禁教到島原之戰

時間回到 400 年前,眾所周知,日本與西歐的基督首次接觸是在 1549 年,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來到九州鹿兒島,在得到統治當地的「戰國大名」島津貴久批准後,開始傳教(有關傳教士與戰國日本的介紹,請參考拙著《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遠足文化出版)。

聖方濟.沙勿略 (source: wikipidia)

不過,沙勿略受到當地神道、佛教勢力的反對,被迫放棄,改到周防國的山口繼續傳教。自此之後,耶穌會為主導的基督教傳教活動開始在日本展開。到後來,傳教活動獲得大友宗麟、織田信長等人的勢力保護,於是便在日本各地持續推進,遠至東北的奧羽地區都有他們的足跡。部分武士領主、公卿貴族,甚至陰陽師、僧侶都以各種理由受洗成為教徒。

然而,情況到了 1588 年有了重大的逆轉。

平定九州的豐臣秀吉在九州博多宣布了著名的禁教令,也是日本的統一政權首次明確禁止基督教發展,更成為後來德川幕府全面禁止基督教的先聲。

秀吉在禁令中提出了三大理由:

一、日本乃神國,切支丹國教授邪法(傳教)之事,絕不相容。(「切支丹」即基督教 “Christian” 的日語譯音,「切支丹國」則泛指奉仰基督教教義的國家)

二、門徒(「切支丹」)在九州破壞佛寺神社,實在不可理喻。

三、若縱容傳教士利用才智,廣納門徒的話,日本佛法將有破滅之虞。

換句話說,平定九州的秀吉不僅以統一日本為己任,也將自己定位為守護日本傳統的保護者,將佛法(包括神道)定位為本土的傳統文化及核心,卻視同樣為外來的基督教為擾亂日本傳統的禍根。

在這立場下,傳教活動被視為非法行為,還在長崎等地堅持傳教的傳教士及其日本人門徒,有的被處決,有的被迫流亡到澳門或呂宋的馬尼拉,其中,一直協助推動傳教的武士領主高山友祥(右近)後來也被流放到馬尼拉。

高山友祥銅像 (source: wikipidia)

雖然如此,豐臣政權的禁教令主要針對的仍是上流武士社會,對黎民百姓的監控其實還是十分寬鬆。加上文祿慶長之役後豐臣秀吉病逝,豐臣政權隨即陷入政治鬥爭,無暇徹底地跟進禁教的推行。

德川家康獲得政權後,原則上沿襲秀吉的禁教路線,即「貿易歡迎,傳教嚴禁」,因此,家康開始尋求與英國、荷蘭合作,當時這兩國的貿易圈正好擴展到東北亞來,這兩國也跟西班牙、葡萄牙不同,願意只做生意不傳教,這正好與家康政權利益一致。

另一方面,眼見秀吉死去,耶穌會的傳教士既認為是基督教重見光明的開始,同時也有部分的激進份子準備請求西班牙出兵支援,以確保傳教順利。不過,在 1588 年英西兩國的海戰後,西班牙在海上的影響力已開始衰退,傳教士請求支援的願望也成為泡影。

到了 1610 年代,當德川家康已經穩定控制日本後,隨之而來的任務便是制衡日本各地區諸藩、鞏固幕府政權的權威及代表權等工作,相當迫在眉睫。西班牙無敵艦隊大敗的消息,讓家康確信外來的軍事威脅不會東來,於是,幕府大規模的禁教行動在 1612 年底展開。第二次的禁教進一步禁止教徒信奉基督教,將傳教士分階段地趕出日本,只容許為通商而來日的外國人繼續在長崎活動。

英西海戰 (source: wikipidia)

在這段期間,先後有去而復返的傳教士被幕府抓捕,到 1634 年為止,所有在九州長崎、島原、天草地區的耶穌會教士不是病死就是被幕府處決,肅清耶穌會等西葡系教會的工作已大致完成。

不過,三年後即 1637 年爆發的「島原天草民變」,卻讓幕府驚覺到,九州地區的門徒人數以及影響力,是在幕府的想像之上。當時天草及島原兩藩因為苛政激發民亂,最後演變成大規模的戰事。

不過我們要留意的是,這場著名的民亂並非是單純的宗教抗爭,事實證明,當時參與亂事的民眾既有仍然堅守教義的基督教門徒,也有純粹不滿藩政的非門徒。鎮壓民變後,幕府一方面定性這次民亂為「不滿苛政」的騷亂,另一方面,則更全面徹底鎮壓、迫害仍然潛伏的門徒,像是以鼓勵舉報、實行嚴格的人口調查等方式,或是強制百姓成為寺社的信眾,再由寺社進行宗教管理,不從者則會被強制改宗,再不從者則被處決。

島原天草民變原城遺址 (source: wikipidia)

以上的情節對不少有聽聞德川日本禁教的讀者來說,可謂耳熟能詳,配合近期上演的電影《沈默》,「為信仰而慷慨赴義」的殉教聖人形象,早已深入日本人心中。

然而,在現實的歷史考證工作裡,卻沒有那麼簡單明瞭。

二、「迫害」的實相

「為信仰而慷慨赴義」、「為了保存教義信仰,忍辱負重」的說法聽起來可歌可泣,賺人熱淚,但事實上存在極大的盲點。

前面提過,自 1637 年起已沒有傳教士留在日本,除了島原天草民亂後的追捕迫害外,後來發生的迫害其實都集中在十九世紀初期,換言之,距島原天草民亂已過百年之久,那時候所謂的「基督徒」,雖然靠著祖先用隱密方式流傳下來的「聖物」以保持信仰,但早已不是當初耶穌會傳入的原樣,其中更還加入神道、佛教以及土俗的諸多元素,簡而言之,便是徒有基督教形式。

再者,到了十九世紀初,由於時代久遠,又歷經強烈打壓,基督教早已無完卵,就連幕府當局也不知原本的基督教教義和形式,只能靠被迫害者是否自稱「基督教徒」來作為依據。那時候日本國內外的情勢嚴峻,使得人心浮動不穩,於是幕府便藉祖宗之法 ── 以打壓「基督教徒」為名,同時打壓所有不安分子,此舉早已失去祖法的原來目的。

在電影《沈默》中可以看到,幕府強迫被抓到的「基督教徒」踐踏刻有聖母瑪利亞、基督像的繪像,使他們冒瀆神靈及教義的一幕,這稱為「踏繪」。的確,「踏繪」主要在江戶時代的九州地區進行,但隨著島原天草民亂的殘局完全平息,「踏繪」也變得形式化,逐漸轉變為一種「不反抗藩政」,自證良民的儀式。

電影《沈默》劇照 (source)

即使是那些死守祖先教誨的「基督教徒」,由於只知形式,不知真義,也逐漸不再抵抗「踏繪」,而且這些「基督教徒」也強烈地認為自己只是死守祖先的智慧及教條,與島原天草民亂的參與者是完全不同的。

更甚者,有人以「踏繪」作為「更易獲得庇佑」的一個必要條件,甚至熱心地接受「踏繪」。原本用以檢出教徒的「踏繪」,完全失去作用,幕府威權受損,陷入兩難。

三、「潛伏基督徒」與「隱藏基督徒」

上述的情況早已獲得學界的證明,近 40 年來研究者真正到這些地區實地走訪研究,追訪這些「基督教徒」的後人之時,得到的答案其實是,他們既不認為自己是基督徒,也不認為自己是因為信奉「基督教」而被迫害。因此,研究上對於怎樣稱呼他們,一直存在極大的爭議,但由於明治開國以後日本便興起「西歐熱」,導致「純真地堅守原教旨」的教徒形象與印象被廣泛吹捧,早期的研究便以立場為先,在不明實情下稱呼這些「基督教徒」為「潛伏基督教徒」。

二戰後,為了讓日本重回國際社會,政府更進一步推動「光復」基督教,力主對西方世界的親善,於是「純真地堅守原教旨的教徒」的刻板印象繼續發酵,而研究界則在平行時空下,繼續努力去定明這些形式上的「基督教徒」。

有些學者將明治開禁以前的「教徒」稱為「潛伏基督徒」,而將開禁之後仍然自成一格,不與西方教會合流的「基督教徒」稱為「隱性基督教徒」。同時,其他學者又以不同的觀點創立不同的稱呼,結果便是使他們的真實情況越不明朗,加上非學術界主吹浪漫主義的傾向越發強烈下,到了 2018 年 7 月,12 個遺跡仍然以「純真地堅守原教旨的教徒」之印象被深深地被紀念著。

當然,筆者在此並非主張這些「潛伏基督徒」和「隱性基督教徒」是欺世盜名的群眾,也不認為他們是「冒牌貨」,筆者只是認為他們的真實故事及情況理應而且必須如實反映,而不是葬送在想像中的浪漫主義裡,如果無法以真實情況示人,即便以世界文化遺產被世人銘記,其內涵不過是失真失實的虛幻故事而已,何曾能夠幫助我們以歷史教育後人?

電影《沈默》劇照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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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一套三冊,以時間作為縱軸、地區作為橫軸,建構出自1493年明應之變至1616年家康過世之間逾百年的織豐時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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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煒權

胡 煒權

香港長大,曾遊走各大網路論壇討論戰國史,大學畢業後,到日本研究日本戰國史,剛出了《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接著要寫《戰國織豐時代史》,日夜與筆電共寢眠,但仍不忘健身、旅遊。
胡 煒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