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兩次征日戰爭的失敗,造就了日本「護國神風」的傳說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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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戰爭」是元世祖忽必烈於 1274 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文永十一年)和 1281 年(元至元十八年、日弘安四年)二次發動聯軍引發的戰爭,當時以北九州為主要戰場,從中國跨海征戰日本;這兩次戰役依當時的日本年號,稱第一次戰事為「文永之役」,第二次為「弘安之役」。

日本鎌倉、室町時代將這場戰爭稱作「蒙古襲來」、「蒙古合戰」、「異國合戰」、「異賊襲來」等,而江戶時代德川光圀(水戶黃門)所編篡《大日本史》則將其稱為「元寇」。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 (Source:Wikimedia

鎌倉幕府的外交課題

元日戰爭爆發以前,大元國曾六次派遣使者遞交國書招諭日本,希望兩國能建立合作關係,其中 1268 年、1269 年、1271 年,大元國的國書確實有經過幕府轉交予朝廷。

1268 年,國書初次送達日本,是元日交涉的開端。來自大元的國書從九州轉送到關東的幕府,交由主司軍事警備與御家人管理的政所來處理,政所再透過京都的幕府機構「六波羅探題」遞交至朝廷。當時朝廷裁示不予回應,幕府在尊重朝廷的立場上,辭退了大元的使節。[1]

1268 年和 1269 年大元的國書都是由元政府委託高麗使節遞交至日本,在使命未達的情況下,決定在 1271 年改派元使趙良弼前往日本遞交國書,朝廷本欲回覆,但幕府態度強硬不願配合,於是趙良弼仍一無所獲返回元國。

自忽必烈征服朝鮮半島上的高麗後,屢屢對日遣使招諭,但對於朝廷、幕府二元公權力並存的日本而言,如何應對來自大元國的通交要求,是外交關係的一大課題。

東大寺尊勝院所藏的「蒙古國碟狀」。(Source:Wikimedia

《馬可波羅行紀》曾言日本島「據有黃金,其數無限,……忽必烈汗聞此島廣有財富,謀取之。[2]」元世祖征日動機,過往多認為是貪圖日本的財富。

然而,近代有不少學者支持另一種推論,例如《蒙古寇記》:

「蓋彼﹙蒙古﹚既以兵立國,其志在一統,南宋之未亡,使我﹙日本﹚與高麗,結合出銳師,佐宋以擊蒙古,則一統之事,恐難成矣。世祖竊憂之,乃生事於我,使高麗承其供億導達,是其計欲使我與高麗,紛亂擾雜,無遑救宋耳。[3]

《蒙古寇記》的作者認為元世祖之所以招諭日本,實際上是顧慮南宋、日本與高麗若連成一氣,將不利於統一,因此欲加以牽制;另有一說是,大元國書和歷朝帝王的外交詔諭一樣,意在遣使遍告四方鄰國,希望其來朝或進貢,互通往來,故元世祖此舉不一定寓含特殊動機。

此外,1259 年蒙古第四大任大汗蒙哥猝逝,忽必烈與胞弟阿里不哥展開長達四、五年之久的汗位爭奪。忽必烈獲勝後亟需穩定帝位,也就是在這個時間點上,他嘗試向日本通信結好,故可推斷此時忽必烈尚無遠征之意。況且,當時蒙古正在攻打南宋,就其征服歷程而言,也沒有必要立即對日用兵。

而在日本方面,主要是透過南宋取得蒙古的消息,由於南宋持續受到蒙古的威脅,因此赴日的南宋僧侶形塑「蒙古即是侵略者」的印象在日本根深蒂固。

除此之外,1266 至 1284 年鎌倉幕府對外政策的實際指導者為北条時宗,所謂幕府的對應,基本上可以說是北条時宗一手主導的,而北条時宗受南宋影響,接受中國傳統華夷思想,認為蒙古屬於戎夷之類,對夷邦的招諭當然無需回應,且國書中寫到「哉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不宣。」更被認為是蒙古有武力脅迫之意。上述的種種因素,造成雙方認知差異,而幕府對元國的強硬外交,更導致元日關係惡化,終於兵戎相見。

北条時宗 ( 1251- 1284 )是日本鎌倉時代中期的武將,幕府第 8 代執權。(Source:Wikipedia

當日本武士遇上蒙古騎兵

1274 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文永十一年),元世祖下令出征,率先命令高麗建造船艦及提供遠征軍的糧食;兵源方面,以駐守在高麗境內的軍隊為主,蒙漢軍、高麗軍、梢工引海水手合計超過三萬人。

由契丹、女真、黨項、漢等族組成聯軍,共乘大小船艦九百艘,分為千料舟(即千石船,能載運約二百名元兵及糧食,是運送作戰兩用的船隻)、拔魯都輕疾舟(載送兵士上陸的小船)及汲水小舟(供給水的小船)三種。

竹崎季長繪〈蒙古襲來繪詞.前卷.文永之役〉。(Source:Wikipedia

聯軍於十月三日從高麗合浦(馬山浦)啟航,進攻對馬、壹歧島(現為長崎縣壹岐市管轄),掃蕩肥前松浦郡沿海地區(現今佐賀縣與長崎縣的北部地區)後,逼近博多灣,登陸今津及箱崎等地。面對元軍來襲,幕府動員在九州所領的御家人,予以反擊。

當時元軍的「集團戰」,擊鼓而進、鳴金而退,軍隊排列成隊;有逼近者,中間分開,再由兩端合圍;弓箭手集體排射,百箭齊發,箭矢矢尖塗有毒藥,另配有長柄矛可刺進鎧甲縫隙,且使用「鐵砲」等武器,軍容盛大,攻勢凌厲。

反觀當時日本武士以傳統一對一騎馬戰術的「一騎打」,元軍擊鼓鳴鑼與砲擊之聲使日本戰馬驚慌失蹄,戰術和武器居於劣勢,可說是毫無招架之力,傷亡慘重,史書記載:「倭兵大敗,伏屍如麻」。

佔有優勢的元麗聯軍於十月二十日登陸箱崎後,高麗將領金方慶主張繼續追擊,與日軍決戰,但元軍主帥認為以聯軍疲兵攻入敵陣並非良策,決定撤退。不料入夜遭遇大風雨,元軍不熟悉博多灣地形,船艦多因觸礁而損壞,士兵溺死者甚眾,連夜撤退卻導致傷亡加重。

此役元軍未歸者約一萬三千五百人,近於侵日元軍的半數,可謂損失慘重。而元世祖第一次對日戰爭也以失敗告終,被稱為「文永之役」。

竹崎季長繪 〈蒙古襲來繪詞・後卷・元寇防壘〉。 (Source:Wikimedia

文永之役後,幕府為防止元軍再度侵襲,開始整建防禦工事,構築防壘,積極備戰。防壘是為阻止元軍在博多灣沿岸上陸所建造的防禦陣地,石壘在海邊或與海岸平行修造,河口等不能建築之處,則打造「亂杭」,以防船隻駛入。

以博多為中心,幕府於博多灣沿岸構築防禦陣線,東起箱崎,西至今津,約二十公里的石壘防線,由九國分區修造,各國修造石壘的距離,以其所領田數決定負擔比率。

當時規劃的建造方法如下:地盤硬的地方,直接於上方修造;地盤脆弱或沙地地形,則先填以黏土,再開始修造。壘高六尺至一丈,上方寬約五、六尺,底部寬約十尺;壘的內外以石材堆砌,外石壘前崖壁立,不易攀登,後方成斜面,使防守軍士可乘馬而上。

果不其然,在第二次元軍征日,即弘安之役時,防壘成功發揮作用,日軍以石壘為掩護,擊退元軍的進攻,使元軍難以登陸。(元寇防壘於 1931 年被指定為國家歷史遺址。)

然而,元將統帥歸國後,掩飾文永之役敗退實情,使忽必烈誤信日本在元軍打擊下,必將與元通好,故於 1275 年二月又派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高麗譯官徐贊等人出使日本,但北条時宗仍採取強硬的外交手段,斬元使於龍口(今神奈川縣藤澤市片瀬)。雖然元世祖四年後才獲知此事,但依舊無法掩蓋他的怒火,以至於元使被斬一事成為第二次元日戰爭導火線。

1281 年(元至元十八年、日弘安四年),元軍再征日本,對蒙古而言,此役是接收南宋後,將海上戰力組織化的絕佳實戰機會。由蒙、漢、高麗組成的東路軍,兵力四萬,船艦九百艘,與南宋軍組成的江南軍,兵力十萬,船鑑三千五百艘,兵分二路,進攻博多灣。

七月,聯軍於鷹島本欲攻打太宰府,卻遇颱風來襲,大風暴作,船艦毀壞覆沒,「適值大風,蠻軍皆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而行」;《元史》記:「暴風破舟」,又言:「船為風濤所激,大失利,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元軍傷亡慘烈,甚或被俘虜,僅少數逃回。聲勢浩大的第二次征日,竟因風災而慘敗收場。

繪有摧毀蒙古入侵者艦隊的神風的紙本墨畫,由菊池容齋於 1847 年作。(Source:Wikimedia

摧毀元軍艦隊,拯救日本的護國神風是颱風嗎?

元世祖二次東征日本,在戰術和武器裝備上,元軍皆較日軍佔優勢,但兩次卻都鎩羽而歸。

關於元軍第一次征日的結果,朝鮮文獻《高麗史》、《東國通鑑》皆記載:「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自古以來,均以此為據,認為元軍是因暴風而敗歸。

對此,日本學者有正、反兩論,氣象學者荒川秀俊認為第一次元日戰爭於農曆十月,颱風季節已過;而另一說則是認為元軍撤退時的大風應是冬季大陸的旋風。但目前可信賴的史籍中,找不到此時發生大風雨的證據,由此可推測文永之役的大風可能與弘安之役的颱風相混淆。

《元史》中記載:「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若當時確遇大風雨,將成為元軍掩飾傷亡的最佳藉口,但元史卻無記載,又從文中元軍武器不足的情況,推知元軍撤退應是早已預定的撤軍計畫,而非單純遇風雨而退兵。

關於第二次元軍征日,中、日史書皆記載元軍遇大風慘敗。而這次戰役的大風,即是夏秋盛行於北太平洋西部地區的颱風。蒙古以精湛的馬戰騎射席捲歐亞,建立草原帝國,雖長於野戰馳騁,卻並不擅於海戰,跨海作戰糧食馬匹運輸困難,尤其船艦停泊海上,無法躲避風濤。

此外,大元聯軍是由蒙古軍、漢軍、高麗軍等組成,第二次征日時又加上新附軍,將帥不合,軍員素質不一,軍隊會合地點一再變更,嚴重影響士氣。上述諸多原因,以致元軍失利。

簡而言之,弘安之役聯軍失敗的原因,可歸納如下:

  1. 日本沿岸建造的石壘防線發揮效用,元軍難以登陸。
  2. 出航時間正值夏秋颱風季節,元軍不諳博多灣水域,大風巨浪使船艦漂泊覆沒。
  3. 船艦品質良莠不齊,自南宋接收的船隻,河船海艦新舊混雜。另外,新造船因趕工,品質低劣,以致船艦翻覆損壞。《東國通鑑》記載:「以為江南戰艦制大,遇觸則毀。
  4. 聯軍人事組合不當。征日兵源是由蒙古軍、漢軍、高麗軍、新附軍組成,不熟習海上遠航,影響鬥志;且自各地徵調,臨時編制的部隊,將帥士卒意見不合,缺乏組織紀律,指揮不易,無法統一作戰。《元史.日本傳》載:「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由此可看出,元軍將帥不合,連元世祖對此也感到憂心。

不明地理,不得人和,進退存亡之際又受天時所敗,此次的戰敗之慘烈,實在不難想見。

竹崎季長繪〈蒙古襲來繪詞.後卷.弘安之役〉 。(Source:Wikimedia

日本面對元國艦隊來襲時,在幕府統御下西國武士能同心備戰、團結禦敵,亦是促使元軍敗退的因素之一。

京都朝廷自接到大元國書到戰事間,曾先後至神宮寺院祈求神助,希望降服蒙古。龜山天皇於 1273 年(文永十年),至筥崎宮祈願戰事順利,國土安寧,並手書「敵國降伏」字條,而後元軍遇大風敗退,保衛日本的「神風」威德被廣泛宣揚。現今,福岡筥崎宮尚掛有「敵國降伏」匾額的樓門被稱為「伏敵門」,也成為知名祈願勝利的景點。

筥崎宮樓門正面。(Source:Wikipedia

對當時的日本人而言,使日本逃脫滅國命運的,並非物理性的「風」,而是「神」以風的形式顯現,擊退元軍,守衛國土。

曾於兩次元日戰爭中任職京都公卿的藤原兼仲,其日記《勘仲記》記載:「蒙古襲來,薦著壹岐對馬,雖驚九州官軍,今月朔日暴風上波,是則神鑒之應護也。[4]」以蒙古來襲為契機,進一步強化日本神國思想和武威意識。

在日本明治維新後,為了有足夠底氣與萬國對峙,對外擴張的同時,蒙古遭遇「護國神風」的威力被賦予特殊意義並形象化,成為日本人危難之際的救命神符。

繼續閱讀:為國家盛開,卻旋即凋落的大和之花──「神風特攻隊」

[1] 林呈蓉,《日本史》(華立圖書,2008 年),頁 94-97。

[2] A.J. H. Charignon 著,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台灣商務出版,2000 年),頁 411。

[3] 長村鑒編,荒川忠元等校,《蒙古寇紀卷•下》(東京:元寇弘安役六百五十年記念會出版,1931 年),國立國會圖書館,頁 79。

[4]藤原兼仲,《勘仲記.弘安四年閏七月》(收入笹川種郎編輯、矢野太郎校訂,《史料通覽》,日本史籍保存會,大正六年)國立國會圖書館,頁 141。

參考書目

  1. (明)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元史》。
  2. (韓)鄭麟趾等纂修,《高麗史.金方慶傳》。
  3. (韓)徐居正等修,《東國通鑑》。
  4. (韓)鄭麟趾等纂修,《高麗史》。
  5. 羅麗馨,〈元軍征日──日本的備戰與應戰〉,《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三十六期,200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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