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滿之進:「餘生當為台灣盡力」,推動一視同仁政策的文人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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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欣儒

隨著陳澄波作品《東台灣臨海道路》的現身,圍繞這幅畫的故事也一一重獲關注,其中包含當時委託陳澄波創作的日治時期第11任總督上山滿之進(Mitsunoshin Kamiyama, 1869-1938)。

如果不是上山滿之進,這幅陳澄波現存第二大尺寸的作品或許便不會存在。

而上山滿之進何以會在卸任時特別委請陳澄波描繪台灣風景,供其及後代子孫留念,也促使我們進一步透過史料及與日本學者兒玉識(Shiki Kodama)和安溪遊地(Yuji Ankei)的訪談(編按),以了解上山任職台灣總督期間的治理方針及主要作為。

上山滿之進受命擔任台灣總督時,台灣已受日本統治逾30載(註1),歷經殖民初期的武官總督治理,台灣人民對日本政府的武裝抗日行動已大幅減少,社會趨於安定、經濟持續成長,此時日本改由文官總督治理台灣(註2),並採行內地延長主義(註3),著重於內政及經濟建設的發展。

出身山口縣的上山,少時即展露對人文科學的才能及對鄉土文化的關愛,不僅能寫和歌、漢詩,更編著至今仍有高度學術價值的地方誌。

1895年自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後,便開啟其政治生涯,曾任法制局參事官、農商務省次官、貴族院議員等,並在憲政會的若槻禮次郎(Reijiro Wakatsuki)内閣奏薦之下於1926年就任台灣總督,任職時上山即以「一視同仁」為治理原則,以促進台灣人和日本人之間的融合、文化發展及產業興盛為目標(註4),從尊重並瞭解差異、進而保護本地文化,期能逐漸感化融合,因此即便上山的任期只有將近兩年的時間,任內促成文教局設立、首個官展「台灣美術展覽會」創辦、台北帝國大學成立等等,卸任後仍持續關注台灣議題,並促成原住民文化及語言的相關研究,皆為往後的文化教育發展奠下基礎。

對原住民文化的關注

安溪教授提及上山滿之進自中學時代即堅信平等的價值,並屢屢於雜誌發表評論當時日本的政治,以實現平等社會為理想。

平等可以說是上山政治生涯中一以貫之的理念,任貴族院議員期間,上山為解決地主和佃農之間種種不平等,即使與政友會執政當局的相關利益有所妨礙,仍傾力倡議公正的米價訂定制度,而不畏勢力、擇善固執的上山後來也成為日本米價議題的第一把交椅。

兒玉教授指出,上山認為台灣雖然是日本的殖民地,但三個民族(日本人、漢人、原住民)沒有所謂貴賤,不論漢人或原住民都應視為和日本人平等的群體,不應有差別待遇,而保護漢人和原住民的既得利益也是上山主要的施政方針。(註5)

上山認為台灣原住民的文化非常豐富,值得珍視研究,並強調無論是漢人或原住民的信仰都不應輕視,在《台灣施政方針訓辭草稿》中闡述「信仰是每個人神聖的自由,應當尊重其他不同的信仰」。

兒玉教授認為當濟弱扶傾的上山,瞭解到台灣原住民面對殖民統治身處弱勢時,便自然欲深入認識其文化、試圖改善不平等,而這樣的態度與其他總督多採高壓式「理蕃政策」顯然非常不同。

上山在近兩年的台灣總督任內,多次到原民分布區域巡視三次,巡視雖有其政治目的,期能藉此提升原住民對日本政府的親近感及忠誠度,但上山卻也在多次與原住民接觸中深受其文化吸引;他在辭任翌年發表於《日本評論》的〈台灣的原住民族〉一文中提到,「幾次與原住民接觸的經驗中,他們不把我當異族、待我相當親切,原住民相信無形的神、崇敬祖先,接觸到他們單純樸質的精神,並聽聞其崇高的道德生活等,讓我逐漸對原住民文化充滿熱情」。

同時,他也提到原住民與大和民族在血緣與精神層面的相似性,以輔佐說明自身對原住民文化高度關注的理性成分。

或許有人會質疑其論點是否類似「日朝同祖論」,即透過宣稱兩個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似性以鞏固殖民統治的合理性,但兒玉教授認為不同於「日朝同祖論」中有所謂「日本是本家、朝鮮是分家」的分別,上山的論點中無關優劣,更關乎他對文化的關心,也正是何以他會將卸任時的惜別紀念金幾乎全額用作原住民文化的研究基金。

1928年辭任台灣總督時,依循往例獲贈紀念金,上山滿之進認為過去設立財團的慣例,因本金不多所生利息有限,能帶來的實質助益自然薄弱,反覆思量後決定透過台灣文化史的學術研究留下不滅的紀念,將總額一萬三千円中的一萬兩千円捐贈給台北帝國大學,委託創校校長幣原坦(Taira Shidehara)推動台灣原住民族群的調查研究(註6),由「土俗人種研究室」及「言語學研究室」於1930年至1933年間進行研究,前者係針對搜集原住民的系譜與神話傳說為基礎的民族史研究,後者則負責進行原住民各族的語言調查,並整合研究內容出版《台灣原住民系統所屬之研究》,涵括台灣各原住民族的起源、系統、遷徙、氏族制度到社會組織等詳細的研究記載,及以原住民語言紀錄的《台灣原住民族傳說集》,兩本著作在當時引起國際廣泛關注,至今仍被文化人類學者奉為不朽名著,更是研究台灣原住民及南島語系的重要素材。

其實,不僅為補足當時台灣文化研究嚴重缺漏的遺憾,安溪教授提及,上山滿之進也希望透過此研究讓台灣原住民瞭解自己的起源及獨特性,也就是喚起台灣原住民的自我意識,由此可見上山對原住民文化的關愛之真切;而針對這點,兒玉教授認為上山會特別囑咐台灣畫家陳澄波繪製台灣風景供其私人留念,並強調假使紀念金做為原住民調查研究已無餘裕,便將以私財完成的強烈意圖,也是出自上山對台灣鄉土的關愛及對文化的推崇。

鹽月桃甫Toho Shiotsuki(鹽月善吉)│祭火 第三回台灣美術展覽會(昭和4年、1929)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鹽月桃甫Toho Shiotsuki(鹽月善吉)│祭火 第三回台灣美術展覽會(昭和4年、1929)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台灣美術展覽會的創始 

上山在任內設立文教局,有了主掌文化及教育發展的專門機構後,台灣總督府在相關事務的推動上也更加穩健,第一個官辦展覽「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於1927年創始,成為台灣美術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對形塑台灣美術史面貌影響甚鉅。

透過《台灣日日新報》等媒體的宣傳報導,及相關活動如「台灣新八景」全民票選活動的推波助瀾,1927年台展首日即湧入超過一萬名觀眾,盛況空前。台展的創辦是由當時在台任教的日籍美術老師及文化人士推動而成,包含石川欽一郎(Kinichiro Ishikawa)、鹽月桃甫(Toho Shiotsuki)、鄉原古統(Koto Gobara)等人,為普及並提升台灣的美術發展,欲以民間自行籌辦常設的大型美術展覽會。

然而與總督府意見交流後,當局希望以日本的「帝國美術展覽會」(1907年創立)及「朝鮮美術展覽會」(1922年創立)為參考,由總督府主導推行,自1927年至1936年間由與總督府高度相關的法人組織台灣教育會籌辦,1938年至1943年間則直接由總督府文教局籌辦,分東洋畫和西洋畫兩部分。

文化藝術常做為官方的社會教化工具,身處殖民背景的台展自不例外,當時的文教局長石黑英彥(Hidehiko Guro)即於首屆台展前談及「台灣美術展覽會目的在於提高台灣在住美術家之鑑賞研究機會,同時鼓吹民眾培養美的思想趣味」(註7),另也提到「(此展覽會)為島民生活提供趣味與品質,另一方面則廣泛地向社會介紹蓬萊島的人情、風俗等事情。藉此提供我台灣之地位」(註8),則不難看出總督府將台展視為向日本及世界宣揚台灣治績的企圖。

帶有政治社會意圖的官展固然有諸多侷限,也難以承襲本地既有的藝術脈絡,然而,台展歷經16屆的演進,活絡了許多民間美術活動、畫會團體的成立,對台灣美術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台北帝國大學的成立

台灣高等教育在上山的任內也有承先啟後的關鍵發展。

台北帝國大學的成立是近代大學模式在台灣發展的開端,屬於日本綜合西方教育制度後自創的「帝國大學」體制,由台灣總督府的文教局代理日本文部省的職權直接管轄,學科及課程內容除了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及產業發展等目的,並以台灣為中心貼近本土需求及特色,以台灣及南洋等地為研究重點。

根據松本巍(Takashi Matsumoto)1960年的著作《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台北帝國大學在1922年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Kenjirō Den)時即有籌辦大學的計畫,並研擬高等教育設立時程表,至1925年當時總督伊澤多喜男(Takio Izawa)承其志、決心設置,正式編列「帝國大學創設準備費」預算,並委任幣原坦負責籌備,台北帝國大學的成立才具體化。

上山滿之進接任後,則持續與日本內閣溝通、延攬合適教職人員、安排歐美見習等,終於在1928年3月成立,當時《台灣日日新報》報導上山提到因經費緣故,先設文政、理農兩個學部,且皆須有台灣特色,前者以研究東洋所關學術,後者則致力熱帶及亞熱帶所關研究(註9)。

蕃人狩獵野豬明信片(埔里柯保安商會發行)。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蕃人狩獵野豬明信片(埔里柯保安商會發行)。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台北帝國大學的成立除了符合內地延長主義的治理方針,也與當時日本高等教育擴張政策有關,最初考量在台日人的高等教育需求,並憂心赴日本、中國或其他地方留學的高等學校畢業生,所吸收的知識對殖民統治恐帶來不利的結果。

然而,日本內部對在台灣設立大學仍有嫌之過早的聲浪,並對於設置文政學部有所顧慮,因此台北帝國大學終究得以做為綜合型大學成立,當時幾位總督的積極態度有決定性的影響。

因不敬事件引咎辭職

另一方面,上山滿之進任內的台灣銀行財務危機,也有賴於其積極處置尚能順利解決。

1927年日本爆發金融危機,台灣銀行瀕臨破產,上山滿之進為力防台灣更受波及並為安定民心,召開緊急內閣會議,斡旋日本銀行貸予台灣銀行二億元,才讓台灣銀行度過危機得以延續,台灣的財政也始能穩定下來。

當時的日本正值由藩閥政府過渡到政黨內閣的所謂大正民主時期,然而才萌發的政黨與議會政治基礎並不穩固,兩大勢力憲政會和政友會之間的對立日益激化,內閣輪替頻繁,台灣身為殖民地,發展方向自然隨著異動,並牽連台灣總督府人事,因此文官總督時期的歷屆總督任期均相當短暫。

前述日本金融危機迫使奏薦上山任台灣總督的若槻內閣總辭,由政友會的田中義一(GiichiTanaka)內閣接任,兒玉教授提及上山因立場理念與執政當局不合遭遇排斥事件,但仍職守台灣總督期許有更多建樹,直到1928年5月朝鮮少年趙明河在台中行刺訪台的久邇宮邦彥親王(Kuni no miya Kuniyoshiō)未遂(台中不敬事件),上山滿之進引咎辭職,結束其將近兩年的台灣總督任期。

在上山卸任後,其「一視同仁」的理念雖難在台灣總督府內延續,但回到日本後上山仍持續關注台灣發展,公開評述台灣米穀問題、阿里山建設議題等,實踐其告別詞「餘生當為台灣盡力」的表述(註10),而上山對台灣的真摯關切更透過原住民文化研究、陳澄波的繪畫等有形文化資產留存下來,在時間洪流的洗滌中愈顯珍貴。

本文原刊於:
楊欣儒,〈「餘生當為台灣盡力」:論一視同仁的文人總督上山滿之進〉,《典藏.今藝術》280期(2016.01),頁78-81。

註1 台灣日治時期始於1895年,至1945年結束。

註2 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於1919年就任,開啟直至1936年的文官總督時期,而後中日戰爭爆發推行皇民化政策,回復武官總督領政。

註3 內地延長主義係指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的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

註4 原文引自《台灣施政方針訓辭草稿》,1926。

註5 引用自《台灣在職中備忘錄》及《台灣施政方針訓辭草稿》,轉引自兒玉識著,《上山滿之進略傳》,2015。

註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9.02.16及1930.10.16。

註7 石黑英彥,〈台灣美術展覽會〉,《台灣時報》,1927.5,轉引自顏娟英〈營造南國美術殿堂─台灣展傳奇〉,《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台北:雄獅美術,2001。

註8 同上。

註9 〈台北帝國大學 欲發揮台灣一特色 上山總督欣然快談〉,《台灣日日新報》,1928年3月17日。

註10 〈上山前總督告別詞〉,《台灣日日新報》,1928年6月19日。

編按

兒玉識(Shiki Kodama)因受日本官方委託而進行地方誌的研究與撰述時,其中曾任台灣總督的上山滿之進的生平特別吸引他,開啟他對於上山滿之進的研究興趣;而安溪遊地(Yuji Ankei)則是山口縣立大學教授,專長東亞史前研究,亦是協助兒玉識聯絡上陳澄波後代的引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