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超越歷史的框架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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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昱翰(臺大歷史所碩士)

電影《KANO》上映後毫不意外地掀起了一陣討論熱潮,津津熱道其熱血劇情者有之,聲色俱厲攻訐其史觀者有之,抱持溫情為其辯護者有之,被曹佑寧的青春肉體/永瀨正敏的大叔魅力迷倒者亦有之。這樣的風潮大概也印證了,魏德聖出品的電影在臺灣已成不可忽視的文化商品與現象,而臺灣史上的日本殖民時期,則是當代臺灣人種種想像寄託之所在,也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KANO》所講述的故事,在相當程度上是很能引起我共鳴的。我自己打過幾年壘球,也看了幾年棒球,片中描述的練習的艱辛、比賽勝負、隊友之情……在我的球員生涯裡面或多或少都曾經歷過。於是我在觀賞《KANO》的時候,很快就把自己帶入了電影所營造的情境之中,幾乎每個段落,我都能在其中找到一些自己經驗的影子:兩位前輩未能完成最後一場比賽的悔恨之情、首度戰勝對手的欣喜、對於勝利的渴望、奮戰不懈卻功敗垂成的失落……不誇張地說,有幾個段落確實成功地刺激了我的淚腺。

就以運動競賽為主題的電影來說,《KANO》無疑是非常成功的一個例子。這部電影完全符合少年漫畫式的「友情、努力、勝利」定律,從頭到尾除了熱血還是熱血。這部作品裡有著睿智堅毅的嚴父師長、同樣熱血的勁敵、性格各異有時還帶點喜感的戰友,整部電影的主線劇情乾淨無雜質得活脫是老派少年冒險漫畫的作風,甚至連用以點綴劇情的少年少女清純而無果的愛戀,也都在在凸顯這是個多麼純粹的故事。

我相信在近期之內,臺灣大概很難再拍出更「好看」的棒球電影了。

“Kano-2014-film-poster”。采用海報,版權極可能屬於製作本圖的作者。">合理使用授权,来自Wikipedia。
Kano-2014-film-poster”。采用合理使用授权,来自Wikipedia

但話又說回來,《KANO》感動我的地方,其實就是它對於棒球這項運動競賽的描寫刻劃,以及圍繞著這項運動展開的種種人際關係與情感流動。我對於本片的感動,實際上毋寧是一種私密的情感,是一種對於青春記憶的召喚與同理。但顯然本片的監製魏德聖、導演馬志翔想做的,並不只是對於這種情感的共鳴與召喚。若要提到這部電影的本意,那就不得不去思考該片對於重構1930年代臺灣社會歷史的嘗試吧。

本片所建構的1930年代臺灣,很明顯地是循著殖民現代性的脈絡開展的。片中出現了許多殖民地臺灣踏入近代社會的符號,大者如嘉南大圳工程,小處如嘉義市區的現代化街景和噴水池圓環、收音機等,並且呈現了片中角色是如何接受這些事物的到來。這可以說是貫穿全片的一股主要脈絡,鋪墊了嘉農棒球隊得以在這個時代成型的背景。

事實上,棒球這項運動在日本帝國域內的風行、甲子園作為中學棒球的最高殿堂、乃至於嘉農這所學校的成立,無一不和帝國在其領域內推動的現代化進程相關。於是除了嘉農,在片中也(儘管一閃即逝)出現了來自(同樣作為殖民地的)朝鮮、滿洲的球隊。這些元素都暗示了《KANO》這個故事特殊的時空脈絡。

於是,《KANO》不得不面對外人對於其歷史立場的批評。「媚日」的質疑自本片展開宣傳工作以來就揮之不去,片中對於八田與一的形象塑造,更是讓一些人深感不快。為什麼要在這部棒球電影當中放進嘉南大圳、八田與一這類的元素呢?魏德聖是這樣說的:

嘉南大圳的開通,一個很大的目的是,台灣南部『水的問題』解決了,稻田面積增加好幾倍,稻田跟這支棒球隊有什麼關係?因為這支棒球隊是嘉義農林學校的球隊,他們是要在土地上面實習,種稻、種樹、甚至要在土地上打球奔跑,所有東西都跟土地結合在一起。農業跟工業產生連結,農業又跟運動產生連結,為什麼而打……【註1】

簡而言之,魏德聖是試著爲嘉農這支球隊尋找一股與土地、現實生活的聯結:嘉農的學生接受著現代化的農業技術教育,而他們所學得的技術以及他們的棒球,對於豐富、澆灌這塊土地都有其意義。於是,嘉南大圳這一重大農業水利工程所澆灌出的金黃色田野,便成為了這一「意義」的具體形象。這同時也解釋了片中主角們對於八田與一的仰慕之情:作為農業學校的學生,對於這種攸關國計民生的大型工程,大概都會有著關注與期望吧?

但老實說,我並不那麼欣賞《KANO》對八田與一其人以及嘉南大圳工程的敘述。片中的八田以一種威嚴而慈祥的家父長形象出現,接受著青年學子的擁戴。他高坐在鐵牛車上的形象,在在透露出某種權力階序的存在,暗示了被殖民者透過殖民者的「恩惠」走向現代的脈絡。嘉南大圳和八田只是本片的旁線劇情之一,一定程度的去脈絡大概無可避免,但在我看來,這樣的去脈絡敘述和歷史想像卻也是危險的。

然而,我想還是要回到棒球的主題,才能釐清魏德聖、馬志翔在本片中是怎麼認識、建構這段歷史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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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KANO 日本語版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Kano.japan

若回顧魏德聖自《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以降的創作歷程,不難發現他對日本殖民歷史的長期關注。他在這些作品中,直面地處理了臺日人民在歷史與現實中曖昧糾結的關係,同時對於這些人物的選擇抱以溫情的同理之意。

魏德聖不止一次對外表示,他希望能在他的電影裡讓時人與歷史達成「和解」,我認為「和解」一詞正是理解魏德聖的創作理路不可或缺的關鍵字:

我一直不會去想甚麼英雄跟小人物的問題,沒那麼強烈的思考,我只是覺得在一個歷史的架構裡面,能不能去詮釋一個和諧、和解的結果。不管是《海角七號》也好,不管是《賽德克‧巴萊》也好,甚至以後的電影也好,我都希望可以去講出一個和解的過程。台灣人活的太辛苦了,常常在仇恨跟遺憾裡面找不到一個平衡點,在愛跟恨之間找不到一個平衡點。【註2】

魏德聖所謂的「和解」,或許可以解釋為一種相互的理解,並且透過理解去化解個人之間乃至於族群之間糾纏的情結和矛盾。於是在《海角七號》(2008),他透過遲來的情書完成了臺日的和解,也讓阿嘉、友子與他們身邊的眾人能夠完成和解;在《賽德克·巴萊》(2011),則透過血祭祖靈的儀式以及對於歷史脈絡樸質誠懇的鋪陳,完成賽德克族各部之間、賽德克人與日本人間的和解。

魏德聖電影中的人本主義關懷以及思想縱深,便是在這種「和解」的意圖與實踐上建立起來的。在這方面,或可引用廣為流傳的曾柏文〈KANO:熱血野球外的歷史扣問〉一文對魏德聖電影的觀察加以說明:

關鍵人物的心理側寫、對歷史真相與記憶複雜性的提醒,與對主要角色溫情的倫理凝視,使得魏德聖的歷史電影富有濃郁的人本色彩,迥然不同於那些在國家民族大義下拍攝的,旨在召喚認同、提昇同仇敵愾的愛國歷史電影。【註3】

《KANO》片中的角色塑造也同樣承繼了魏德聖的風格。片中近藤教練與嘉農的球員們,秉持著樸素誠摯的精神,爲同一目標而奮鬥;而學校的師長們、嘉義的鄉親們,甚至「對手」嘉中的同學們,也多是以肯定的心態支持著這支球隊。

於是,除了球隊本身是超越族群隔閡的存在,魏德聖、馬志翔也建構了以這支球隊為中心的情感紐帶,讓這支球隊聯繫了跨越族群的「臺灣住民」(原住民、漢人、在臺日人)們。片中不分族群的鄉親們,群聚在收音機前爲嘉農隊打氣、歡呼、落淚,而嘉農這支棒球隊之於臺灣的特殊意義,便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

“A statue of former Kano pitcher Wu Ming-chieh at the Central Fountain of Chiayi City (Taiwan)”,作者Mk2010 - 自己的作品。采用CC BY-SA 3.0授权,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A statue of former Kano pitcher Wu Ming-chieh at the Central Fountain of Chiayi City (Taiwan)”,作者Mk2010自己的作品。采用CC BY-SA 3.0授权,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KANO》也將其企圖心延伸到更廣闊的範圍。在片中,魏德聖、馬志翔設計了一個日本記者的角色,以見證嘉農這支球隊如何超越族群的藩籬。這位記者原本對於嘉農的原、漢球員嗤之以鼻,隨著嘉農隊一路過關斬將,逐漸萌生出對他們的敬意,最後爲他們「那不同人種卻為同樣目標奮戰的英姿」感動落淚。此外,也安排了作為對手的錠者博美,從另一個側面對嘉農的精神與成績表達敬意。

至此,《KANO》似乎完成了一個完整的圖像,設想由棒球運動超越各種藩籬而達成和解的可能。在一次訪談中,記者詢問馬志翔「電影裡有沒有種族歧視」,馬是這樣回答的:

怎麼可能沒有種族歧視?我們當然知道有種族歧視這件事。日本人對待當時的台灣人是二等公民,更何況對原住民是三等公民。在電影裡,我的確有試著加入一些族群問題在裡面,那是沒有辦法迴避,但那個族群問題是因為不了解彼此……

歧視的源頭是因為不了解。人對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會產生恐懼,一恐懼就會抗拒;而通常人表達抗拒最快的方式就是言語,再來就是行為。

以嘉農來說,這群孩子到很多地方都被歧視,不只是原住民,連當時內地的日本人也會歧視外島的日本人…… 【註4】

簡而言之,馬志翔確實意識到了歷史上的殖民時期存在著種種的藩籬與不平等。不過他的態度是傾向相信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良善共存的可能,並且提示讀者《KANO》的故事是在試著探討某種超越現實環境、框架而存在的價值。若用曾柏文的話來說,就是本片嘗試建構一種以人本為出發點的主體性:

看魏導的電影,我相信他心中的「台灣主體性」,絕不是任何國家機器(包括皇民化運動或國民黨的愛國教育)或文化菁英能由上而下灌輸出來的。那種主體性,是以草根的、人本的、分歧、參差的多元認同為根,透過無數衝突、斡旋、對話、理解的「社會過程」,逐漸形塑的「公共主體」。這種主體認同「不可能」整齊劃一,但能包容歧異。【註5】

這樣的見解是相當值得深思的。在《KANO》片中,近藤教練這個角色的刻畫或許正提示了這種多元認同的可能性。近藤在日本本國原來是風雲人物,卻因為種種原因而失意地自我流放到殖民地臺灣。

這道脈絡相當需要注意,殖民地原本就是許多本國人士尋找發展機會的地方,於是當時來到臺灣的日本人,有不少其實在本國並不得意,甚至還有為數甚眾的底層民眾,是為了求溫飽渡海而來,最後在臺灣落地生根。《KANO》的近藤教練透過其生命實踐超越了族群的藩籬,然而終究,賦予他這個機會實踐其生命的,實際上仍是帝國對外擴張的結果;他與嘉農的球員們的關聯,依然是建立在殖民地帝國所架構的教育體系之下。

在這裡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歷史上個人的種種作為,以及這些個人在歷史脈絡下的位置呢?究竟個人的善意、奮鬥、精神,是否真能超越現實框架的限制而存在呢?進一步言之,人本主義式的歷史認識與歷史脈絡、框架的互動關係,能夠有著多少可能性呢?

KANO 日本語版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Kano.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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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無意去深究《KANO》一片中所架構的1930年代臺灣圖像真實與否。事實上,若從蘇正生等嘉農球員的回憶來看,這種超越族群隔閡的實踐,很可能是真切存在於這些原、漢球員的生命歷程中的。但我要指出的是,即使歷史上的嘉農隊可能確實是超越族群隔閡的實踐,身為後人的我們,終究還是必須正視殖民這個機制的存在。

而且必須注意的是,機制、框架的存在與影響,不見得會體現在歷史當事人的經驗、記憶當中,但這並不代表它不存在。儘管電影裡的日本記者「感動落淚」地肯認了嘉農跨越不同族群而萌生的力量,但是這種感動顯然並不意味著殖民機制下不平等的解消。

《KANO》所揭示的那種三族共和的局面,即使提供了我們重新認識臺灣史的可能性,但其本身並不是那麼無瑕崇高,不可批評。就以嘉南大圳來說,即使臺灣人民對於八田與一其人的貢獻與人格是肯定、感念的,也並不意味著對於這項工程(以及成就這項工程的殖民體系)的全面肯定。

我願對《KANO》對於「和解」的嘗試與努力表示敬意,但是我也認為,這部電影選取的視角對於歷史的確是欠缺批判的。而這種批判的缺席,也連帶使其所架構的「和解」失去了更深厚豐富的可能,這毋寧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在我看來,真正的和解,除了訴諸於相互理解、建立紐帶,也在於對於歷史的批判。《賽德克·巴萊》的傑出,也正是在其直面歷史陰影的勇氣與格局。這絕不意味著我們應該走回愛國主義史學的老路,訴諸排他的國族主義情緒來認識、建構歷史,批鬥非我族類的人們。

但是,終究我們要承認,許多時候歷史的傷痛與隔閡,無法單靠同理來消弭。歷史的真相常常並不那麼溫情,而只有不畏懼受傷的人,才能有堅強的人格。同樣的,只有不畏懼傷害的人群,才能建立起堅強健康的國家、社會。


【註1】米果:專訪KANO電影監製魏德聖(下篇):讓真正的球員,打進甲子園……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7/article/715

【註2】魏德聖專訪:在英雄與小人物之間—從《海角七號》到《賽德克‧巴萊》
http://life.fhl.net/Movies/MovieProphet/Wei01.htm

【註3】KANO熱血野球外的歷史扣問(上):殖民現代性的人本辯證
http://mag.udn.com/mag/news/storypage.jsp?f_ART_ID=501688#ixzz2vqtSQMkJ

【註4】馬志翔談《KANO》(下):台灣人別整天求人認同,要先打從心底認同自己!

http://www.pure-taiwan.info/2014/03/interview-of-umin-boys-on-kano

【註5】曾柏文:KANO熱血野球外的歷史扣問(下):魏德聖電影中的台灣主體性
http://mag.udn.com/mag/news/storypage.jsp?f_ART_ID=503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