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族.主義:史明歐吉桑的革命人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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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俊男(《史明回憶錄》編輯)

前集:追尋理想不回頭:史明歐吉桑的革命人生(上)

《壹週刊》(二○一三年八月十五日,第六三八期)曾專訪過史明,對史明的生平性格描寫得頗為精要,但遺憾的是,卻誤解了史明到中國抗日的動機,認為「他(指史明)以為的祖國在中國,他接受共產黨組織的安排到中國大陸……想更進一步成為『中國人』」(頁九二)。

史明前往中國的真正原因,這本回憶錄寫得清清楚楚,筆者無需贅言。史明不是被「中華民族主義」吸引到中國的,但他逃離中國時,卻帶回「台灣民族主義」的火種。事實上,中國經驗不只讓史明徹底看清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意外躲過台灣二二八大屠殺、學會日後從事獨立運動的工作方式,也激發他開始思考「台灣」的獨特性,最終得出他最著名的理論主張,也是他留給當前台灣獨立運動最寶貴的資產──台灣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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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記載一則史明在中國經歷的小故事。話說史明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時,有一天不小心在街上踢到一個男人的腳,他就像在台灣和日本那樣,立刻向那人道歉,想不到對方竟迅雷不及掩耳地躍起,抓住史明的領帶,同時以上海話向他大聲吼叫,讓他相當困窘,最後他只好在眾人重重圍觀下,付錢了事。當史明事後向中國友人提及此事時,想不到友人竟然回說這是史明的不對,「你向他道歉,這就是你的不對,你應該說:臭你媽的,為什麼把腳伸得那麼長,害我踩到,走,走,走……」

透過這個小插曲,史明驚覺中國社會在為人處世的習慣上,與台灣存在很大的差異。諸如此類在中國親身體驗的或大或小的文化衝擊,讓史明開始意識到台灣社會的獨特性。台灣與中國究竟有什麼差異?台灣與中國雖同是以漢人為主的社會,但經歷四百年來各自不同的歷史過程,是否已發展成截然不同的社會呢?

針對這個問題,史明沒有從較顯而易見的因素,像血統(如廖文毅)或制度層面(如有無法治、有無私有財產權等「自由中國派」)來切入,而是以一種同時兼顧風土、慣習、歷史命運,姑且稱之為修正式的歷史唯物論,來追溯台灣社會整體的演變史,最後得出台灣民族已在歷史激流的淘洗下隱然存在的結論。

台灣民族是在固定疆域內,經歷獨特的風土、慣習、歷史命運的薰染,並經受外來統治者不斷壓迫下,被捶打成形的歷史實體。這一歷史實體因產生的過程與中華民族有異,當然也就有所不同了。

史明是一個革命家,遵循「思考是為了正確行動,而非純粹為思考而思考」的原則。所以當他在台灣史中爬梳出「台灣民族」時,下一步思考的就是「怎麼辦」:如何讓台灣民族覺醒,掙脫束縛在自己身上的枷鎖。台灣民族這一歷史實體要成為真正的行動主體,就必須先認識到自己存在的獨特目的(歷史使命)。

以馬克思為例,他在分析資本主義的興起與運作過程中,找到了無產階級這一歷史實體,而後世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就是用來喚醒無產階級的理論武器,唯有透過馬克思主義的指引,無產階級才能起身推翻資本主義,完成邁向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

同樣道理,史明筆下這個隱然成形的台灣民族,也需要一種意識型態幫它指引出自身存在的獨特目的,才能夠真正覺醒,在民族內部克服Mancur Olson所謂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在民族外部抵抗外來殖民政權,最終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

那麼,什麼是台灣民族存在的獨特目的呢?答案同樣存在於台灣歷史之中。唯有在歷史中尋找到與台灣民族的奮鬥史同其脈動的民族精神發展史,才能真正喚醒這個民族。一言以蔽之,就是必須以民族史的方式來重新書寫台灣史,讓過往的台灣民族躍然紙上、栩栩如生,並為往後的民族獨立運動注入全新的力量。

因此《台灣人四百年史》告訴我們,台灣人的祖先在反荷蘭(紅毛)、反滿清(唐山)、反日本(四腳仔)的武力鬥爭中,已發展出素樸的「台灣人意識」,以及「出頭天,做主人」的精神傳統。日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剝削,也已在思想層次上提出「台灣民族」的概念。

然而,終戰後面對同為漢人的中華民國政權,台灣人卻惑於同文同種的表象,一時卸下心防。腥風血雨的二二八大屠殺,以及接踵而來的清鄉戒嚴,不啻是一記嚴厲的警鐘,提醒台灣人應當盡早覺悟,擺脫殘存的漢族意識。史明所提出的台灣民族主義,就是上述一系列台灣人祖先精神發展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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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史明不只是民族主義者,更是個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要如何同時是民族主義者呢?史明透過這本回憶錄,回答了這個問題。從理論邏輯上來看:史明的台灣民族主義,是引導台灣民族終結外來殖民政權,建立自己國家的意識型態;而唯有先運用學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方能從紛亂龐雜的台灣史事中,發掘出胚胎中的台灣民族來。

從個人知識發展史來看:史明因為身為殖民地人民,感受到不平等與壓迫,所以先成為社會主義者;之後到了中國,體驗到台灣與中國的差異,尤其是目睹了台灣兵淪為國共內戰的砲灰、馬前卒後,才開始思考台灣人的命運,進而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因此,無論從史明個人智識發展過程來看,或從理論本身的邏輯結構來說,台灣民族主義都後於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運用於台灣具體情況下所得出的理論延伸。

而民族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這兩種身分,在台灣特殊的政經脈絡下,為了解放被壓迫的台灣大眾這一實踐目的,是相輔相成,而非相斥的。也就是說,史明的「台灣民族」、「台灣民族主義」,是用理論(唯物史觀)來詮釋歷史(台灣史)所得出的產物,而且具有強烈的政治實踐導向(終結外來政權)。

同時做為社會主義者及民族主義者的史明,一旦將視野聚焦於具體的革命戰略,自然會得出異於其他左派運動者的「二階段革命論」。史明清楚告訴革命陣營的同志,現實政治必須從實際處境出發,而台灣最特殊的處境,就是尚處於被殖民、沒有國家的狀態。因此,台灣人必須先進行自己當家做主的獨立運動(民族、民主革命),才能談後續的社會改革階級運動(社會主義革命);若過早奢談社會主義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將因台灣人內部的階級裂痕而潰敗。史明就是用這種觀點,來理解體制內與體制外兩種路線之間的關係及功能。

那麼,就第一階段的民族、民主革命來說,台灣民族主義該扮演何種角色呢?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得竭力宣揚台灣民族主義呢?史明常說,民族主義是一支大旗,中國人懂得揮舞中華民族主義勾魂,台灣人卻不懂依靠台灣民族主義前進,講的就是台灣民族主義做為一種鼓舞民族獨立運動的意識型態,在台灣依舊被殖民、尚未獨立的情況下,具有極大的動員作用。

但同樣道理,如果提倡台灣民族主義會有分裂獨立運動陣營的反效果,在當下就不宜太過強調。這是革命家與理論家的分野所在,而一九六二年日文版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告訴我們,史明是以革命家來自我定位的。

當時,「反對蔣政權獨裁統治」是大家共同接受的目標,相反的,民族這概念卻經常與中華民族糾纏不清(例如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領導人林獻堂,在終戰後一年,即帶領「台灣光復致敬團」到中國拜謁黃帝陵),史明為了統合獨立運動各勢力(尤其是日本的獨立運動者,畢竟當時獨立陣營的力量已經不大,一旦再分裂下去,只是徒增親痛仇快)這一實踐上的考量,只好以通用的「台灣人」來代替「台灣民族」;同樣,為了革命實踐的考量,社會主義、歷史唯物論這些當時恐共的台灣人難以接受的概念,史明也以「可做不可說」的方式,運用在台灣史的解釋上而沒有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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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前的局勢又截然不同於一九六○年代。現在大部分台灣人都認為,對外避免遭中共併吞,對內化解族群對立,就是現實政治的當務之急。正因為如此,史明才會席不暇暖的四處奔走,用最後的氣力對我們高聲疾呼:台灣史上沒有任何時候,比此刻更需高舉台灣民族主義的大旗!

歐吉桑要說的,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要建立現代國家(nation),就得要有現代概念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為思想背景,而這種「民族」概念,也是協助台灣人超克「族群」衝突、「血統」羈絆的唯一途徑。

台灣內部最大的紛爭,就是福佬、客家、原住民之間的族群對立。這種立基於前現代的族群概念的對立,一方面源自歷史上的利害衝突,另一方面也由外來統治者刻意操弄所致。台灣要獨立建國,就得克服這種內部對立問題。

史明不斷教導我們,種族、族群是利用共同的血緣、語言結合起來,民族卻是因為共同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命運而結合起來。從歷史上看,台灣人早已台灣民族化,因為無論是日本殖民者或國民黨政權的壓迫,都是針對台灣人全體,不會區分福佬、客家或是原住民;台灣未來若不幸落入中共掌中,其壓迫也絕對不會區分福佬、客家或是原住民。

「台灣人關心台灣的前途和利益,在政治上要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在經濟上要建設台灣的國民經濟,在文化上要發展固有的台灣文化」,史明所主張的這種台灣民族主義,應該是當前台灣各族群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也是統合福佬、客家、原住民來共建現代國家的唯一方法。

至於在台的中國人,其實比台灣人更了解中共的真面目,不太可能離台返中。史明對這些人的呼籲很簡單:若無法認同台灣民族主義,也歡迎以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原則,共同參與台灣獨立建國大業。

各族群若能在大原則上認同台灣民族主義,接下來就要解決政治、經濟上的實質問題,才能徹底化解台灣內部矛盾,共同一致對外。對此,史明以福佬人的身分主張,人口占大多數的福佬人已長期占優勢,未來必須以謙讓的心扶助其他弱勢族群達到平等。例如,在政治制度上,台灣的國會應該分為上議院與下議院,下議院依照民主原則,一人一票選出國會議員,上議院則應該依照族群比例,在台灣人口多達四分之三的福佬人,絕對不可以拿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席次。因為修憲需要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至少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席次必須由其他族群分配,才不會形成福佬族群獨裁危機。

史明這種以族群而非階級為原則來組建上議院的倡議,乃緊扣著上述的二階段革命論而來,也是他與一般左派很不一樣的地方。

另一方面,面對同為漢人的中共政權,台灣人更迫需以台灣民族主義來自我武裝。目前大部分台灣人已具有「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但這些概念依舊不夠清楚徹底,依舊與「中華民族」藕斷絲連。唯有將台灣意識、台灣認同進一步深化至台灣民族主義的層次,才能有效抵抗中華民族主義的「炎黃子孫論」,避免另一次的二二八大屠殺。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John J. Mearsheimer最近在一篇頗受矚目的文章中(“Say Goodbye to Taiwan”)指出,在中國持續強大的前提下,美國遲早無法協防台灣,台灣被中國奪下只是時間問題。因此,他給台灣的「忠告」是,趁著現在還有談判籌碼,要求中國「多讓點利」,爭取條件優渥的「一國兩制」。

我們不必接受Mearsheimer的「忠告」,但必須重視他的警語,並從中反推出兩個史明早已不斷告誡我們的重點。其一,目前美國與台灣國內主流民意均支持的「維持台海現狀」政策,只是苟且偷安之舉,長期將導致大災難。其二,既有的國防只是添購武器,但這種軍備競賽對台灣極為不利,台灣最應該做的是強化心防(即台灣民族主義),藉此讓中共覺悟,台灣人絕對會誓死捍衛自己的家園,即使一時之間能以武力奪下台灣,往後台灣人也將不斷蜂起反抗,成為中共統治者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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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出版《史明回憶錄》

台灣文化要如何往台灣民族主義層次深化呢?我們可以看看史明怎麼做。他在一九九三年回台後,曾以獨立台灣會之名舉辦過幾次普度、祭拜大墓公的活動。批評者或許會質疑,做為一個著名的馬克思思想奉行者,史明此舉是否與馬克思強烈批判宗教的立場相扞格呢?

其實,馬克思所批判的,是合理化剝削體制、為統治者抹粉施脂的宗教,但史明所祭拜的好兄弟、大墓公,卻是為了保鄉衛民、抵抗外來侵略者而犧牲的無名戰士,兩者指涉的對象完全不同。依筆者淺見,史明並沒有拘泥於馬克思主義敵視宗教的教條,他是從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來理解民間宗教,因此他在這方面的態度也與長期支持台灣住民自決的長老教會有所不同。

史明認為,這些信仰已經與台灣的風俗、慣習、文化,一言以蔽之,即已經與台灣大眾的日常生活緊密融合在一塊,所以無法全然擯棄不顧,革命者能做的,就是引導它們去蕪存菁,發揚當中的正面價值。例如,普度的種種儀式,無非是教導我們先人如何辛勞開墾台灣、如何挺身捍衛子孫的歷史體驗營。諸如此類的重振宗教本質的工作,乃是將台灣意識深化至台灣民族主義的整體工程之一環。

(順道一提,若從思想層面來看,我們似乎可以說史明在面對民間宗教時,由於民族主義之故,態度上較傾向於英國的保守主義,而非法國的理性主義。這點也是他異於其他社會主義者之處。)

本名施朝暉的歐吉桑,在一九六二年出版日文版《台灣人四百年史》之際,正式改名為史明,寓意著「把歷史弄明白」。歷史本質上是雜亂文獻的湊合體,唯有藉助先於文獻的理論觀點,才有可能把歷史弄明白。

這本回憶錄告訴我們,史明的馬克思思想,不僅引著他前往中國革命,也帶領他在千里之外重新定位故鄉,與歷來支配著台灣史的統治者觀點相鬥爭,進行了一場從「台灣」->「台灣民族」->「台灣民族主義」的史觀革命,最終建立真正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歷史觀點。正是這種把歷史弄明白的史觀震撼,讓史明的著作與言行歷久彌新,成為代代台灣人覺醒的必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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