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年的臺海危機是怎麼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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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7 月至 1996 年 3 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的臺海危機,是由李登輝訪美引爆的。

1995 年 5 月 22 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國會壓力下決定允許李登輝總統於 6 月初到美進行「非官方的、私人的訪問」,並立即通知了臺、中雙方。

1995 年 6 月 10 日,李登輝於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講,這篇講稿是由新聞局長胡志強所撰寫,強調中華民國主權獨立與臺灣民主化經驗,突顯臺灣的價值觀。李登輝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訪問美國的現任國家元首,他的演講則透過國際媒體的傳播,將臺灣的主張推向全世界。

中國事後痛批李登輝的演講是在宣傳「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中國又認為,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是破壞中美關係政治基礎、違反「一個中國」原則、鼓勵臺獨勢力,中國的反應非常強烈,還召回駐美大使。

其實在 1995 年 3 月底,李登輝密使蘇志誠在澳門就已經告訴中共對臺工作小組負責人曾慶紅,李即將訪美,希望中方理解「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也確定將去得成」。當時,曾慶紅的反應是「你們有你們的立場,我們有我們的立場,因此到時候批評還是要批評的」。

蘇曾會後,海協會於 4 月時多次呼籲舉行第二次兩會「辜汪會談」。4 月 17 日,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警告中國副總理錢其琛,柯林頓不願發簽證給李登輝,因為並不符合美臺非正式關係的性質,但國會可能迫使總統改變決定。

結果,美國參眾兩院在 5 月初以 97 對 1 票和 396 對 0 票的壓到性多數決議,要求政府允許李登輝訪美,5 月 22 日,柯林頓被迫改變決定。

對於李登輝即將訪美,中國起初並未有激烈反應,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經國臺辦授權,依原定計劃於 5 月 26 日至 29 日訪臺,與海基會確定在 7 月中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兩會負責人還於 5 月下旬、6 月上旬和 7 月上旬為「辜汪會談」進行了 3 次預備性磋商,所以李登輝起程前以為他的訪美已經取得中國默契。

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左)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右)在新加坡海皇大廈握手(圖片來源

訪美之行順利結束,李登輝在臺灣朝野的歡呼聲中回國,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隨後去了蘇俄訪問,兩岸當時相安無事。但是,江澤民回到北京後,卻受到了中國軍方與黨內保守派的嚴厲批判,鄧小平在幕後是否起了作用不得而知。江澤民此前曾企圖整頓貪腐而與黨內保守派起了嚴重衝突,江由於權力不穩,決定向軍方妥協,同意在臺海進行軍事演習,打擊李登輝。

在此之前,中國軍方還洩密給新黨立委郁慕明,揭露李登輝與江澤民的密使交往,切斷了兩岸最高層過去 5 年的溝通渠道。6 月 16 日,國臺辦發言人突然宣佈「第二次汪辜會談由於臺灣當局近期一連串毒化兩岸關係氣氛、破壞兩岸關係的行為而不能按期舉行」。

中國在歷經低調,沉默,憤怒和痛批等情緒不斷升高的一個多月後,7 月 13 日,江澤民公開說「我曾經講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是我也想說明,這裡面假使國際上有一種干預的勢力,非得要進行挑起我們的衝突,這個恐怕中國人也是不能答應的。」江澤民將他即將發動飛彈演習的責任推給美國。

7 月 18 日,新華社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二砲部隊將於 7 月 21 日至 28 日間,舉行飛彈演習,朝向距離基隆港約 56 公里的彭佳嶼公海海域試射,表示懲罰李登輝訪問美國。由於演習在公海,容易造成亞太各國的驚慌,對此江澤民相當擔心,在中央軍委會議上嚴厲要求軍方必須注意各國的軍事反應。

1995 年 7 月 21 日至 28 日,中國從江西鉛山導彈基地試射東風-15 短程彈道飛彈六枚,預定目標距臺灣富貴角北方約 70 海浬處。此次演習原定 8 天,但中國卻提前兩天結束,因為解放軍發射的飛彈有一顆失敗,墜落福建地區。但中國並不準備善罷干休,1995 年 8 月 15 日至 25 日,解放軍南京軍區出動艦艇 59 艘、飛機 192 架次,在東引北方約 28 海浬處,進行海上攻防演練。10 月 31 日到 11 月 23 日,解放軍在福建省東山島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操演,出動兵力包括步兵第 91 師、艦船 63 艘、飛機 50 架。

當時正值臺灣立委選舉前夕,中共進行這一連串的演習的目的就是要造成臺灣民心不安,以壓制臺獨人士選情。1995 年 9 月 19 日,海協會負責人指責「李登輝的所做所為,在言論和行動上都已公開違背了『一個中國』的原則,破壞了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基礎,造成兩岸關係持續緊張和兩會商談被迫推遲,也直接損害了臺灣人民利益」。

當時被指為引發此次危機的李登輝挺住中國壓力,著手應變。他與國安高層研判,中國的飛彈演習有依據國際慣例事先宣佈,因而排除對臺灣突擊要件,並不對臺灣的安全構成立即威脅,但該演習明顯具有政治目的,因此,應對方案為對內安定民心,對外争取美日重視。

演習開始後,臺灣朝野一致譴責中國。8 月 10 日,在中國宣佈第二波演習後,李登輝約見行政院長連戰,會後,行政院推出多項應變措施,企圖穩定股市和經濟。10 月 9 日,李登輝指示國安會秘書長丁懋時提前就次年總統大選組成「應變小組」,及早就臺海情勢進行準備。中國的演習雖然對臺灣的股市匯市有短暫打擊,但也造成臺灣人民對中國的反感驟升,並未對立委選舉結果帶來實質影響。

對於中國的恫嚇,美國剛開始的態度非常謹慎,始終未對臺灣有任何實質的幫助與保證。8 月中,柯林頓設法修復因李登輝訪美而遭傷害的美中關係。柯林頓致信江澤民,重申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及「一中一臺」,第一次表態「反對」臺灣獨立,宣稱美國今後處理臺灣領導人訪美將遵循「非官方的,個人的,逐案考量,並且是很少的」這一原則,但沒有保證以後不會批准類似訪問。

同時,柯林頓相當克制地對中國軍事演習表示關切,卻沒有採取其它行動。10 月底,柯林頓與江澤民在紐約會面,柯林頓重申美國遵守「一個中國」政策,不希望臺灣問題成為美中分歧的來源,但從相關資訊看來,他可能沒有清楚地表達美國不接受中國對臺灣的軍事恫嚇。

1995 年 12 月 19 日,美國指派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悄悄地通過臺灣海域,行使公海航行權,事前也沒對中國和臺灣透露,但實際上海峽兩岸軍方都有掌握到情況。直到 1 月中,美方才向臺灣媒體透露,臺灣民心為之振奮,但是美國宣示公海航行權的行動並未遏阻中國軍事恫嚇臺灣的企圖,中國反而在 1996 年 3 月臺灣總統直選前,將臺灣海峽飛彈危機大規模升級。

1996 年 1 月 30 日,中國總理李鵬公開指責李登輝「有意製造『兩岸關係緩和』的假像,但實際上卻在加緊製造『兩個中國』,大搞『彈性務實外交』,大肆購買軍事裝備……我們反對分裂,反對『臺獨』的鬥爭就一天也不會停止。」李鵬還威脅說「如果有人企圖以臺灣領導人產生方式的變更為由,為其分裂祖國的活動披上所謂合法的外衣,這完全是徒勞的。」李鵬的講話為中國針對臺灣大選的軍事恫嚇升級作了舖墊。2 月 7 日,李登輝為確保大選順利,召集國安高層會議,討論國安「應變計劃」。會中,國安會報告中國可能於「3 月 5 日」在臺海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臺灣海峽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

1995 年 7 月的臺海危機是怎麼發生的呢?

接續蔣經國總統的努力,李登輝在 1990 年代成功推動臺灣政治體制的民主化,並準備於 1996 年 3 月舉辦中華民國首次總統直選。李登輝根據臺灣民意的要求,企圖突破中國長期以來對臺灣的外交封鎖,實現對美國的「非官方」訪問。

李登輝認為,美國之行可以提升他在國內的民望,又可增強他與江澤民直接談判的籌碼,因為李登輝在爭取訪美同時,蘇志誠與曾慶紅已經開始討論「李江會」的可能性和方法。另一方面,李登輝對柯林頓的對臺政策很不滿意,他成功地游說美國國會,基於對臺灣民主成就的肯定,迫使柯林頓改變政策,給他訪美簽證。

李登輝在爭取訪美時,確實沒有預期中國領導人們會作出情緒性的過度反應。他沒有體會到中國領導人習慣寧左勿右的思維因而無法理解臺灣追求國際參與的民意。另外,李登輝游說美國國會壓迫行政當局的做法,使得柯林頓政府的許多官員認為他是個「麻煩製造者」。

江澤民(左)與柯林頓(右)於白宮的記者會(Source: wikipedia)

中國領導人把李登輝訪美視為嚴重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的行為,中國認為李登輝不能一面推動兩岸談判,一面擴張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而兩岸談判只能有一個結果,就是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

1995 年夏,江澤民本來預期柯林頓會順從中國的要求,不給李簽證,當事情不如他所預期時,他對臺美兩方的行為感到震驚,又在軍方的壓力下,決定採取嚴厲行動,以防堵未來發生類似的脫軌事件。而中共領導人習慣寧左勿右的思維方式,把美臺雙方的行為都看作支持臺獨的陰謀,中國領導人完全不能理解和承認臺灣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成果,不能理解李登輝訪美反映了臺灣追求國際參與的廣大民意。

另一方面,中國雖然在外交上對美國提出強烈抗議,但在軍事上並無挑戰美國的能力,所以只能在臺海進行軍事演習,這叫「打狗給主人看」,又能影響臺灣的選舉,一舉兩得。但是,這種過度反應對臺灣民心造成了適得其反的效果,使臺灣人民對中國的反感大增。而中國一直忽略國會和「臺灣關係法」對美臺關係的影響。中國的行為也使美國對中國能否信守「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畫了大問號。

自從美臺斷交以來,美國政府故意對美國會不會協助臺灣抵抗中國武力攻擊的問題保持模糊性。柯林頓沒有忠實執行「臺灣關係法」導致中國誤判美國意圖,因此,中國在 1996 年 3 月臺灣大選前,將臺灣海峽飛彈危機升級。根據「臺灣關係法」,對於「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美國總統應立即通知國會,依照憲法程序採取適當行動。但是,柯林頓沒有向中國充份預警美國武力抵抗中國威脅的決心,而放任中國將臺海危機升級。

根本的問題是,美國自 1972 年「上海公報」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建立在對一個假設的認知上,即「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這個假設在 1970 年代也許是對的,但到 1990 年代中,許多臺灣人開始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更不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中國和美國都不能認知臺灣這一民意改變的趨勢,造成了臺中美對三方關係變化預期的落差。

本文原刊於風傳媒,文字經作者修改後,授權轉載於故事,原文:〈汪浩觀點:1996年臺海危機是怎麼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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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浩

汪 浩

北京大學國際法學士,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業餘的現代史研究者
汪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