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小心珍藏母親的臺灣上陸許可證,回憶這段因歷史而生的母女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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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仕淵(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每個物件都有不同的故事,它或者見證了某個事件,也可能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但更多時候,它則是一段人、記憶與物件之間,不斷對話的故事。

王陳月娥阿嬤捐贈母親的上陸許可證時,便說了一段女兒思念母親的故事。月娥阿嬤一直將許可證帶在身邊,對她而言,早已過世的媽媽,永遠以九歲女孩的模樣存在著。

媽媽九歲來臺灣

得以結識月娥阿嬤,是因她在 2012 年數次造訪博物館。第一次見面時,她表示年歲已高,想將上陸許可證捐給博物館,只是不捨,尚在考慮;十月再次來館,她才決定捐出。

月娥阿嬷從柯罔市的上陸許可證,回憶起年輕時跟媽媽的相處,也講起自己在柳營的生活。

柯罔市的上陸許可證,是一張日本時代從對岸中國來臺的勞動人口上岸後,憑著渡航許可證來請領的身分證明書。在臺期間必須隨身攜帶許可證,否則可被處以罰金,離臺時則要繳回。

這張編號 5279 號的上陸許可證中,寫著:柯罔市,九歲,原居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

她跟著製茶師傅的父親柯毝來臺,這樣的勞動人口通常來去於兩岸,但不知何故,柯罔市跟著父親就在臺灣定居了下來,成年後與在辯護士(律師)事務所工作的陳其昌結婚,生下了月娥阿嬤。

媽媽九歲來臺時使用的上陸證。正面為基本資料及照片,背面寫明了清國人(當時已為中華民國)在臺必須遵守的規範。

月娥阿嬤清楚記得,媽媽除了理家之外,也幫忙揀茶。月娥阿嬤 4、5 歲時,柯罔市離婚了,幾年後她與另一名來自同鄉的人結婚,而那位月娥阿嬤稱為後叔的人,在她 15、16 歲時過世。

離鄉背景討生活

月娥阿嬤出生在臺北港町淡水河畔的水門旁,後搬到永樂市場附近,因此就讀蓬萊公學校。畢業後進入臺北車站前的日本通運臺灣支店工作,初期薪水 15 圓,後接受打字訓練,薪水升到 60 圓,對於每月房租僅有 7.5 圓的她們家而言,她一人的薪水已足以養家。月娥阿嬤後來又去民間的打字會社工作;戰時曾任職於臺北州菓子配給組合。

月娥阿嬷在少女時期學習打字,取得一技之長,並靠此支撐起一家的經濟。

年輕的她,聰明靈活,戰爭時期則在臺北古亭附近工作。辦公室附近有一水塘,月娥阿嬤常在下班時,將幾顆米粒放在玻璃罐中,瓶蓋打個小洞,足供小蝦進入但無法爬出。如此陷阱,便可在隔天上班時捕獲數隻河蝦,在局勢緊張的戰時體制下,那已經是最好的蛋白質來源。

到了戰爭末期,月娥阿嬤為了躲避空襲,疏開到臺南柳營,結識了未來的丈夫王阿螢。戰爭結束後不久,妹妹來信告知媽媽柯罔市病重,恐不久人世,月娥阿嬤因此回到臺北照顧媽媽。戰後初期公共衛生制度一度崩潰,傳染病流行,柯罔市罹患瘧疾,幾經折磨,依舊於 1947 年初撒手人寰,那年罔市才 38 歲。媽媽過世後,丈夫來臺北把月娥阿嬤帶回臺南,此後就長時間定居在柳營。

往事不如煙

月娥阿嬤是戰後初期柳營少數識字的女性,對她來說,由於曾到學校讀書,以及職場上的需要,吸收新聞資訊與知識新知是相當自然的一件事。「文字」對月娥阿嬤來說,就是得以窺看柳營以外世界的媒介,於是,只要有字的東西,不管是包水果的舊報紙、廣告宣傳單,她都讀。透過閱讀,她了解柳營以外的世界,也用閱讀聯繫起年輕時的自己。也由於她識字,鄰居買賣豬隻前,都會找她幫忙先算一下重量與價錢,以免遭收購商人欺騙。

識字的月娥阿嬷,常幫鄰居讀信與回信,有時還因此和原本素昧平生的人成為朋友。與阿嬷通信數十年的切山きみ子便是這樣認識的。

然而,農家對於媳婦的要求,多又重,繁忙的家務與農務,讓月娥阿嬤在柳營的日子過得很辛苦,她常說刨「番薯籤」的速度,永遠趕不及給大家吃。她回憶起那段日子,會想起家人、會想起臺北、會想起年輕時,也會想起已經死去的媽媽罔市。「難以承受時,眼淚根本止不住,只是都在沒人看見時流下」她一邊說,眼淚止不注地流下……

只是,歷經了戰火波及、疏開流離,回憶媽媽的信物與照片並不多,有的就是這張柯罔市的上陸許可證──那張「外國人」在臺灣得以立足的法定證明。於是,上陸許可證上頭永遠停留在九歲時的柯罔市照片,伴隨著她度過許多艱辛歲月。

從一張異鄉人的居留證明,到一件記憶母親的信物。在這段物的生命史中,不僅看見日本時代的兩岸關係,也看見了一段繚繞著臺灣近現代史而生的母女情緣。對於月娥阿嬤而言,罔市並不如煙,九歲的媽媽,永遠留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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