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看臺灣史悲劇的根源—李筱峰教授二二八講座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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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著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週末,3 月 4 日李筱峰教授蒞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擔綱講師。本場次報名踴躍,主辦單位屢次增開名額都快速額滿,聽眾擠滿會場。李筱峰引經據典、條分縷晰,以多方史料呈現歷史悲劇的根源,作為歷史的多一層認識,更作為臺灣前途的啟示。

李筱峰教授講座中神情。(Source: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兩個社會、兩套文化

談二二八是希望和諧相處,臺灣更豐碩、多元。我今天會用國、臺語雙語演講,因為臺灣是多語言多民族的國家,要互相尊重。只要互相尊重,就沒有二二八。

今天我們清楚二二八為什麼發生,可是戒嚴時期,國民黨會歸因於兩個因素,一是受「日本奴化教育」,二是「受共產黨蠱惑」。中共則說二二八事變是臺灣同胞「響應毛主席」。馬英九主政時代開始承認是「官逼民反」,確實有進步,但這個說法並不周延。

另一個普遍的說法是「族群衝突」,「族群」通常是指長時間生存在同一社會中的兩種人,如美國的白人、黑人等等,二二八基本上是來自不同社會的族群,這樣不能算是族群衝突,我們應該從「文化」的角度,從歷史背景去理解、分析它。

事件爆發後上海有周刊發表的漫畫「勝利之『果』」(作者張文元),李筱峰認為是最能代表二二八事件的一張圖。(Source: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1935 年,曾創立中國社會黨的學者江亢虎來臺參觀始政四十年博覽會,之後寫了《臺遊追記》:「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頗覺氣象不同……人人可以安居樂業,長養子孫。日本統治之能,可驚亦可歎也。」搭乘火車後感到「秩序如此,可與歐美列強抗衡矣。

他所敘述的對比是怎麼發生的?比較一下兩個社會的命運就知道。

1898 年列強瓜分、百日維新、戊戌政變、八國聯軍,1900 年革命風起雲湧,1911 年滿清倒臺、中華民國建立、二次革命、護法運動、軍閥執政、北伐、統一、中原大戰、剿共,1930 年代瀋陽事變、西安事變、蘆溝橋事變、八年抗戰,國民黨政府節節敗退,美國投下原子彈後變成戰勝國……1912 到 1928 年這 17 年間,中國起碼有 140 次以上的戰爭,沒有一年不打仗,這樣教育如何進步?社會、經濟、文化如何發展?

反觀臺灣,吸收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近代文明,50 年當中日本在臺完成了基礎建設、嚴密政府、司法警察機關、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體系、初等教育、農田水利、交通、電力,這些近代社會生活基礎,中國大概只有大都市有。

臺灣在 1920 年代已經掀起公民覺醒運動,林獻堂、蔡惠如結合青年,要求設置自己的議會,也第一次有自己的政黨:臺灣民眾黨。更因為有這樣的運動,1935 年第一次投票時井然有序,那時中國一般人還沒有投票概念。

 許多中國大陸的學者、作家和記者來臺參觀後,對文化水準都有很高的評價,如上海《新中華》半月刊:「臺灣文盲極少,女僕閒來無事,都愛看科學小說。」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在日本統治下,不斷為爭取自治而奮鬥,這樣使他們得到自治政府的最大準備。

 這樣的「中國」文化

戰後有個知名的例子,當時行政長官陳儀向臺灣人民廣播說:「我們公務員有三件事情不做,不偷懶、不欺騙、不揩油。」臺灣人不知道「揩油」是什麼意思,知道後覺得這其實是常識,「不偷懶」、「不欺騙」是小學的公民德性,怎麼變官員的政見?十足反映了當時統治者與臺灣社會觀念的落差。

臺灣戰後面對的局面相當惡劣: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

大陸人壟斷權位,21 名高層官員只有 1 個臺省籍人士;牽親引戚,如高雄劉校長請不識字的岳父當老師;外行領導內行,沒看過火車的人當鐵路局課員,薪水還比擁有 10 幾年經驗的副站長多;貪汙,接收成「劫收」、官員們「五子登科」。

我曾翻 1946 年 1 月底到 2 月的民報,平均兩天就有一則貪汙報導,民間流傳著「食銅食鐵,食到ALUMI(鋁)」,挖苦接收的人什麼都「吃」。

再舉校園內的狀況,有位臺籍老師投稿 1947 年 6 月上海出版的《倫語》半月刊:「祖國教師學問如何,我不敢批評;至於日常生活,卻有些叫我們看不慣的地方。他可以在宿舍喝酒,可以遲到礦課,男教員可以領女學生看電影,可以隨地吐痰。

當時大陸人很不適應臺灣島上的日本氣息,如買東西時店員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語:謝謝);街上有某某町、幾丁目;公文裡出現「仰爾等軍民,一生懸命」等日語用法。

大陸人因此說臺灣人「奴化」,臺灣人當然無法心服,畫家王白淵:「只以為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其見解未免太過淺薄,過於欺人。

軍紀敗壞是最顯而易見的,戰後接受的那一年間,刑事案件增加 28 倍。

曾經當過警察的歌王洪一峰回憶說:「人家在賣菸,一群人把菸架打翻,現金沒收,人帶回派出所。結果好的菸留下來自己抽,剩下的用腳踩爛。」當時的憲兵第 4 團團長高維民,回憶當時接收後部隊放假的情況就提到,偷沒鎖的腳踏車、坐車不買票、對蓬萊閣女招待動手動腳……問題一大堆。 

原題名為「我們已經勝利了嗎」,載於上海「中國工人」月刊。(吳亮衡攝,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28.七○: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展品)

悲劇的根源—文化

如果翻閱 1946 年的報紙,會發現這一年街頭非常紛亂,有 3 大事件:新營事件、員林事件、布袋事件,這些事件並沒有擴散,但是各地不斷上演,227 緝菸事件也只是其中一件,但它發生在首善之都,又在人潮洶湧的太平町。

事件當中又可看到中國官場說謊文化,3 月 5 日蔣渭川希望陳儀保證不向中央請兵,陳儀回答:「我是絕對沒有這樣的意思,請你放心。」但早在 3 月 2 日,陳儀請兵的電文就發出去了。

3 月 8 日張慕陶也以生命擔保「中央絕不向臺灣用兵」,但 3 小時後國軍就從基隆登陸。蔣介石說是因為處委會提出不當要求他才決定派兵,但其實他早就派兵了。

我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結語,臺灣史學者林衡道引述友人評語,二二八事件:「那是文化進步的人們,被文化落後的人們統治,所產生的悲劇。

 【觀眾詢答】

Q1: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活動被說成利用、消費二二八,要如何回應?(提問者為高雄陳先生)

檢討歷史且在紀念日提它、討論它,是絕對合理、正當的。我們應該站在臺灣這個主體來看歷史,所有被外來統治者壓迫的重大事件都應該紀念,比如霧社事件,也都應該要有更正規的儀式、活動來紀念。

講述結束後,觀眾反應熱烈,共提出5個疑問請教。圖為高雄陳先生。(Source: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Q2:為什麼 30 年前,受害者本人或家屬很少出現在街頭運動,會不會是當時沒有人出來幫助他們,感到失望而沉默?

我訪問很多受害者家屬,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你活得不耐煩了嗎?」,非常地害怕。再舉屏東葉秋木的例子,後來他女婿想要出來講話,葉秋木夫人講到哭,還跪下來:「我們家死一個就好了啦,你不要出來啦!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曾經來了一位觀眾,站在潘木枝遺像前面感慨,他說:「我很對不起他……我們的病都他看的,但他死的時候,我們連捻香都不敢,也不敢靠近他家,只遠遠地面對他們家祭拜、鞠躬。」在那樣壓抑與恐懼的氣氛下,自然是沒有人敢說的,這也不能怪人家。

Q3:有人講說,受害家屬有得到賠償,總統也已經道歉,不要再紀念,要往前看。我們應該如何紀念二二八呢?(提問者為臺史博志工)

賠償只是申冤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歷史教育。一個不懂歷史的民族,是無知的民族;一個不願意了解歷史的民族,是無情的民族。歷史很重要,生活中處處都是歷史。發生過什麼事件?有怎樣的影響?影響多深?我們作為社會的一份子,為什麼不去了解?沒有歷史感,就沒有將來。把自己社會的歷史搞懂之於,也要參考別人的。但我們看自己的,除了認識還要認同,藉此來認同自己,這很重要。

臺史博志工何添財先生提出問題向李筱峰教授請教。(Source: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Q4:將來臺灣會再發生一次二二八嗎?

我不認為會有那樣嚴重的衝突,因為我們已經慢慢發展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什麼情況可能會發生二二八?如同今天的結論,Freedom House 評比臺灣的人權自由度是 93 分,這樣的臺灣如果被一個僅 15 分的國家——中國併吞,保證發生二二八。

Q5:今年中共也舉辦紀念二二八,是怎麼回事?有何意義呢?

他們其實每年都有紀念,規模時大時小,中國認為二二八事件是臺灣人民反國民黨政權,但他們自己就經常發生類似二二八的事件,可以參考拙作〈天安門事件中的228模式〉。我看中國的紀念活動其實沒有什麼作用,他們人民事實上也不怎麼關心。

講座結束後大合照。前排持海報右者為李筱峰教授,左為臺史博郭副館長碧娥。(Source: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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