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連蔣中正都說國軍不如日軍?──國民政府抗戰的根本難題

Print Friendly, PDF & Email

猶記教授曾說過一個故事。當年考上大學的大專生們,都要上成功嶺受訓,但一群文弱書生光是提槍衝鋒已精疲力盡,遑論要精準打靶。當他們雙手費力地將步槍上膛時,士官長早已帥氣地單手結束上膛。當這群書生們普遍懷疑自己能否上戰場時,士官長給了肯定的答案:「可以,你們都可以打戰,因為你們懂(ㄊㄧㄥ)事(ㄏㄨㄚˋ)」。

假如每個人都像士官長一樣威猛,自然最好,但是部隊的戰力堅強與否,往往不是由單兵的作戰能力決定,而是取決於部隊能否「聽話」與「懂事」,亦即部隊的整體是否有足夠的知識量(懂事)與共通語言(聽話)。例如相同知識水平的軍隊,自然強於程度參差的隊伍。至於系出同源的部隊,因為有共同的背景,指揮起來自然省力、戰力易於發揮。這也反應了為何著名將領多有自己的「嫡系部隊」。

然而,嫡系部隊往往也成為「軍隊國家化」的障礙。政府通常能自由調動由中央軍校培育或招收的軍人,但地方派系私自組成的軍隊,往往難以控制。在戰場調度上,中央軍與地方軍必須協同作戰時,便容易造成地方與中央的衝突。

《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

張瑞德的《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探究的便是抗戰時期國軍如何奠定「軍隊國家化」的基礎,進而檢討當時軍隊的人事問題。從軍官的組成、部隊的升遷與待遇等基本問題談起,一一描繪出國軍部隊的運作概況。

抗戰前期的國軍概況

故事的起點,要從 1927 年開始說起。彼時北洋政府主政(1913-1928),國內軍閥割據,四處戰亂,軍事人才需求因應而生。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周雁濱回到中國求職,亟欲歸鄉報國,卻無法謀得一官半職,他面臨最大的問題是語言不通,他自言初次謀職時「必須先學廣府的語言,後來到其他省份,還要學其他的各種方言」。離開家鄉卻像是到了國外,一切都要從零開始。這是周雁濱的感概,也反應出當時外人難以打入「地方」的困境。

所幸,周雁濱後來入蔣介石麾下服務,不負所學,以其不過 20 年的軍旅生涯,於 1947 年升任少將。周雁濱晉升速度之快,可謂官運亨通。根據 1944 年的統計,陸軍的高級將領大多在 50 歲以下,更有少數 30 至 40 歲的總司令與軍長。這是立國以來,長年戰亂導致軍官在得到完整歷練前,便匆匆升官之故。

軍官們晉升速度之快,直接導致多數國軍素質和其階級、職務成反比,這點就連抗戰後期先後來華的美國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與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均有反應,就連蔣介石本人也承認,直指國軍不如日軍,「我們作總司令的,只比得人家一個團長,我們的軍長、師長,只得上人家一個營長和連長」。

蔣中正、宋美齡與史迪威(Source: wilipedia)

除上述升遷過速的緣故以外,當時軍官基礎教育不足與背景混亂也是一大問題。直到八年抗戰前夕(1936),國軍的高級指揮官(將級軍官)大部分來自清末成立的保定軍校(約 31%)和地方軍校或出身行伍(約 31%),剩下的則來自陸軍大學(約 17%)和少數的留學軍官(約 12%)。出身中央的黃埔軍校人數則更少(7%)。

當時國軍唯一能仰賴的高階將領培養機構是陸軍大學,但畢業人數有限,直到抗戰結束也不過培養 2,100 人左右,在 500 萬國軍裡,可謂杯水車薪。再者,陸軍大學著眼的是以「師」為主的戰術,對於協調大軍作戰的課程幾乎付之闕如,遑論政治、經濟、心理層面等更複雜的戰略研究,更難與日軍高階參謀抗衡。

而廣為人知的黃埔軍校則是在 1924 年保定軍校停辦和抗戰時間拉長後,才慢慢取得中流砥柱的地位。根據抗戰末期統計(1944),國軍將級軍官出身黃埔的人數高達 35%,而保定畢業者僅剩 8%。至此,中央政府終於能掌握大多數的國軍高階將領。然而在戰前黃埔軍校礙於戰亂頻繁,訓練並不扎實,專業技能有限,亦是硬傷。相較同一時期的日軍早已建立全國統一的軍事參謀制度,以及完整的軍事訓練標準流程。無怪乎蔣介石批評國軍不如日軍。

黃埔軍校舊址大門(Source: wikipedia)

國軍將領的學問和能力普遍不如日軍固然屬實,但也不能全歸咎於教育體系,制度不健全也是肇因。首先,當時的軍警職責區分不清,導致部隊除駐防與訓練外,尚須分神管理治安;人事與軍需制度不全面,主官常需擔憂籌措補給,無法專心於統籌部隊。其次,軍事參謀制度不完善,指揮官常需親力親為,即便有陸軍大學培育參謀人才,但隨著戰事擴大,根本緩不濟急。又有不少司令部參謀是透過主官的私人關係,聘用落伍軍人或不習軍事的文人(親友)擔任。

更令人擔憂的是,直到抗戰末期,不少地方軍隊仍未有完善的參謀制度,還以「認識字的作參謀,不識字的作副官」的方法分配任務,即便識字,也不懂得如何使用地圖。什麼沙盤教育、具體的作戰計畫,乃至於作戰命令等全都沒有,這也是導致國軍戰力總是無法發揮的重要原因。

平心而論,國軍指揮官也不乏傑出人物,可惜這些將領,不一定受到重用,又因派系問題互相傾軋,以致於未能建立起良好的高級指揮階層。追根究柢,造成國軍素質差異的原因,除上述的教育問題外,抗戰時期的升遷、獎懲等人事制度是否能有效激勵或約束人心,恐怕也脫不了關係。

軍隊國家化的實踐與困難

自國民革命軍成立以來,連年征戰,奪取戰功機會多,升遷容易。幹部升遷過速,導致的是中下層軍官缺乏與高層軍官年輕化,促成人事阻塞。國軍為紓緩此一現象,除增開將官缺額外,也開始強調「停年」:意即年資未滿無法升官,以此慢慢建立起一套嚴謹的軍官升遷制度。

有了升遷標準後,「調補制度」也由中央實施,以利軍官實務能力的培養。讓中央訓練出來的軍官可透過轉任各項職務歷練,健全自身能力,也彌補軍校訓練不足之處。調補制度還可以避免軍官於同一單位任職過久,造成怠惰鬆懈,或產生「私家軍」的流弊。然而,在實際操作上仍難以落實,因為各部隊主官往往為應付戰時的人才匱乏,會私下以較高的待遇挽留人才,以致同一資歷卻可能有相差極大的薪俸。該文化嚴重造成中央調補上的困擾。

下級軍官狀況則更糟,由於部隊的「就業市場」多是倚靠親友轉介,下級軍官與士兵若打聽到待遇更好的部隊,往往就藉故逃兵,轉換部隊。部隊為了討好「老兵」,怕其逃跑,在軍法執行上往往是重重舉起、輕輕放下。上層軍官則是礙於「無人可用」的窘境,「撤職留任」讓其戴罪立功的狀況,屢見不鮮。這類逃兵問題也是導致部隊下層的調補制度,無法徹底實施的原因之一。

面對人事上的種種困難,中央為求政令能夠落實執行,不斷地將黃埔系幹部派至地方部隊,或收編、拉攏地方軍系領袖,或利用新編與混編的方法將部隊所有權中央化。但是地方派系也不是省油的燈,部分部隊寧願軍隊保持「破破爛爛」,也不願意接受中央的收編。由地方派系掌控的軍隊面對中央空降而來的幹部,則是給個虛職或是孤立、歧視該員。面對中央收買的拉攏,地方派系領袖往往是暗中抽去「懷有貳心」將領的兵權。失了底氣的將領自然不敢作亂。

話雖如此,國軍在中央化的努力上,還是展現一定的成果。直到戰後,中央已能掌握四分之三的軍隊。在這華麗的數字背後,是中央嫡系部隊配發全國的成果,不過也間接導致中央的嫡系部隊被分散,降低了抗戰部隊的實力。從地方的角度來看,抗戰期間地方部隊始終擔憂著被共軍或中央軍併吞,這也促使了地方派系始終有著「保存實力」的想法,在部隊的調動上處處保留,卻也因此加深地方派系與中央的不互信,陷入惡性循環中。

誠然,強摘的果實不會甜。戰後的國共內戰,國軍與地方派系的統合矛盾,導致戰略上,各軍調度上難以相互配合,再者,國軍雖然大量的改編並吸納地方部隊,卻未能成功改造。中共透過自己的政治教育與管教方式,以及整個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遠較國軍成功地改造「雜牌」部隊。在這一來一往中,國軍戰力大幅削減,終至 1949 年的全面潰敗。戰後的國軍重建,誠屬另一議題,但翻閱蔣介石來臺後的訓詞,可見不少對於軍事教育與人事制度的檢討,足見國軍高層對該問題的重視。

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制度看似由中央統一,且對於任免、升遷、調補各項法令多師法德、日,規則縝密。然而人事制度的樹立,並非單純的制度問題,難與社會、政治、文化環境切割。

政治方面,礙於政治不穩定,導致國軍整體的員額控管與規劃無法落實。每年員額的退休、增補、升遷,既然無法由中央掌握,人事制度自然無法貫徹執行。

在社會與文化方面,當時中國仍是農業社會,傳統中國社會賴以聯繫的,不外乎「血緣、地緣、業緣」等關係。軍隊固然有現代化制度的框架,但在實務上仍無法擺脫人治大於法治的困境,尤其在戰爭末期,國軍待遇越發艱困(通貨膨脹、薪資不漲),升遷管道堵塞,各種人事制度均難以維持。

戰場上能倚靠的除民族大義外,便是官兵感情的連結,以訴諸團結抗敵。各部隊為營造家庭氛圍,只能廣施恩惠、受過讓功,獎懲制度自然難以落實。在這樣的背景底下,導致的弊端是人際關係網絡一旦遭到破壞,該部隊戰力旋及瓦解。抗日名將湯恩伯即是實例,湯恩伯因應戰後的部隊整編,將抗戰時期親自督練的基本部隊改派為臨時抽調的合併部隊後,便未再打過一場勝戰,抗戰時期之英明神武付諸流水。

湯恩伯(Source: wikipedia)

本書的作者張瑞德認為,中國軍事機構自古以來便高度發展,然而卻多靠私人關係運作,故而大大削弱制度的機能。蔣介石統一全國後,欲以統一制度矯正國家部隊私有化的問題,正是矯正近代區域主義之失,同時也為軍隊的國家化奠定基礎。然而此舉卻往往造成地方與中央的衝突,甚至是互相猜忌。

揆諸首揭教授對於士官長的疑惑,或許「聽話」是部隊能否運用的重要關鍵,但更重要的是,今天隨便換上一位士官說出同樣的話時,這群士兵是否一樣聽話恐怕才是重點,亦是軍隊國家化的價值核心。

張瑞德的《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除了熟稔的運用史料,探討軍隊人事運作外,更透過詳盡的統計資料表現出國軍的概況,實是難得一見的佳作。而如此詳細的研究內容,僅是張瑞德教授對此議題的前期研究成果,更完整、深入的研究成果,已集結成 2015 年出版的《山河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力》一書。若能將兩本著作對照研讀,一定能對此議題有更全面性的認識。

更多好故事請加入故事訂閱☞☞https://pressplay.cc/gushi.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