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校歌你唱過,但你知道是誰寫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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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的小大一入學時參與的第一個大型校級活動,就是文化盃合唱比賽,其中的指定曲就是政大校歌,所以校歌對每位政大人來說,都是一段美好的記憶,幾乎人人都琅琅上口,但有誰知道校歌是怎麼產生的嗎?而《你儂我儂》這首情歌大家多少都有聽過,但你可知道這首情歌的作曲人跟政大校歌的淵源嗎?

圖 1:大一新生的第一個大型校級活動──文化盃(來源:政大校園影像數位典藏)

政大校歌的作曲家李抱忱

李抱忱留歐學習音樂,回國之後將五線譜與音符發揚光大。任職教育部時,曾撰寫許多國民教育的音樂教材。他善於編寫歌曲、合唱與指揮,抗戰時期在大後方重慶,指揮過「千人大合唱」,並為中央政治學校的校歌編曲。此外,他編譯過《抗戰中國歌曲》(Song of Fighting),包括後來在中國膾炙人口的《義勇軍進行曲》,這又是一樁「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故事。

校歌作詞家陳果夫

至於校歌歌詞的創作人,是當時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陳果夫。今天走進政大大門,位於噴水池右側的果夫樓,就是以他為名的建築,現在則歸屬心理學系與應用數學學系使用。

圖 2:政大果夫樓(來源:政大校園影像數位典藏)
圖 3:校歌創作人陳果夫(來源:維基百科)

陳果夫任教育長時,配合中央政治學校培養新一代革命菁英的目標,便透過校歌歌詞表達對國族融合的想像。《中央政治學校校歌》如下: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我們就是管理眾人之事的人;管理眾人要身正、要意誠、要有服務的精神、要有豐富的智能。革命建設為民生,命令貫徹,篤信力行,任勞任怨負責任。實行三民主義為吾黨的使命;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完成使命,擔負責任,先要我全校員生親愛精誠,進而使我全國同胞,親愛精誠,親愛精誠!

圖 4:現存於檔案政大校歌的版本(來源:政大校史室)

歌詞裡的「我們」、「革命」、「吾黨」、「使命」、「同胞」這些詞彙皆有其歷史意涵。從晚清以降,「同胞」作為一種形塑國族共同體意志和召喚集體認同情感的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中央政治學校校歌》便代表了這樣的「國族想像」,意圖經由「想像」弭平差異,產生一種整體認同感。

換言之,校歌重新賦予中央政治學校學生對「我們」的詮釋與認知,闡明了要管理眾人的「我們」應擁有的特質,值此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我們」的任務便是堅守革命、建設中華民國、完成使命與擔負責任。這首校歌和以「同胞」之名的國族論述可謂是異曲同工,從炎黃子孫之共同始祖的脈絡與想像裡產生,並透過「想像的共同體」喚醒學生的愛國情懷及革命精神。

政大文化盃唱校歌這回事,是怎麼回事?

這則 1941 年的公文紀錄著《中央政治學校校歌》經過音樂導師李抱忱修改之後舉辦試唱會。這次試唱後,6 月 21 日公文簽辦核可並公布,確定了《中央政治學校校歌》的版本。

圖 5:中央政治學校校歌試唱公文(來源:政大校史室)

然而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失利,轉進臺灣,政治大學直至 1954 年才復校,校歌也跟著被塵封了一段時間。

而政大學生開始在比賽時唱校歌,又是另一段故事了,這還得從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開始講起。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掃蕩中華傳統文化時,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積極重建傳統文化,便與政大振聲合唱團合辦文化盃合唱比賽。

舉辦第一屆比賽的校友龐開文回憶道,因為校內活動辦得很成功,決定繼續辦文化盃。根據《政大校史》記載,1969 年,也就是在文化盃歌唱比賽創立的隔年,課外活動組為了發揚固有文化、提倡舞蹈教育,開始舉辦首屆文化盃舞蹈比賽,成為每年校慶前的校園盛事。1974 年後,可能是為了增加校歌的流傳度,學校公告規定原《中央政治學校》的校歌則變成指定曲之一。

「唱校歌」因為文化盃有了新的意義,成為政大人大一的青春回憶,也藉由文化盃,讓新生得以凝聚團隊向心力,表演藝術也逐漸多元。但是,自 1983 年第 17 屆的文化盃開始,因為越來越少人願意報名舞蹈的項目,而導致文化盃舞蹈比賽在日後停辦。撰文者認為:

文化盃的確隨著年代正在成長遞變,也得到肯定的價值。但同學們的熱情正在逐漸的冷卻。……文化盃舞蹈停辦之後,會不會造成政大在肢體藝術的斷層。

他主張藝術不應只是透過眼睛去看,而是必須用心去感受,文末並期許:

今年的文化盃不應是傳統的結束,而該是另一個開始吧。

圖 6:學生撰文反思文化盃的意義(來源:政大校史室)

改校歌的爭議?

近年來,由於青年對臺灣政治走向有另外一種不同的聲音,太陽花學運後,青年對國家前途感到焦慮,進而反思國家體制力量的宰制是什麼?此效應延伸至青年生活各個面向,也反映在大學校園裡,2015 年第 49 屆文化盃,熱愛思考的政大學生,因為對部分校歌歌詞意識形態的不滿,透過「無聲」的文化盃,表達不同的想法和意見。

除了對校歌歌詞產生疑義之外,「該不該唱政大校歌」也引起熱烈討論。前者是因為學生們認為政大校歌歌詞過於強調黨派色彩而感到不滿,因此在轉型正義的氛圍下罷唱校歌,訴求改換校歌;後者則是省思校歌之於文化盃的必要性,認為應選擇讓這時代的青年能產生共鳴的歌曲。

不過,贊成維持文化盃唱政大校歌傳統的聲音仍然存在,不論校歌歌詞的涵義如何,它就是代表著大一文化盃校園練唱的青春回憶。第二個觀點認為政大校歌的創作,是歷史脈絡的產物,跟國家意識的關係隨時代變遷早已脫勾,毋須以轉型正義的角度批判校歌。第三種觀點則是理性的分析,政大學生應質疑文化盃為什麼要唱校歌,所以要改變的不是校歌,而是文化盃該不該唱校歌。

在〈跨代對話唱出時代校歌〉一文中指出:

(政大校歌)走過了抗戰、國共內戰,來到臺灣,進入了言論自由的民主新時代,這首歌詞中乘載許多歷史記憶和價值觀的一首歌,有沒有修改的必要?

在文化盃的傳承下,唱校歌已經變成畢業校友會共同的感情,只要起個音,大家都能立即來個大合唱,不論校友畢業的系所或年代有何差異,都在同聲唱校歌的情境裡弭平,校歌成為政大人專屬的標示與凝聚的憑藉。

針對以上種種正反意見,政大校歌委員會經過討論後,表示政大校歌的爭執點在歌詞,故修改部分具有爭議的歌詞,保留原有的旋律,讓校歌可以繼續在校園裡傳唱。

有校友說:

若有一天,在校友或校慶典禮中,大家在唱校歌,你卻只能呆站原地,無法和聲同唱,那是一種「無根」的感受,彷彿無所憑藉,被割捨在學校之外。

歷史系教授楊瑞松則為校歌問題下了一個註腳:

在歷史的洪流中,也許現在的紛爭都只是說明,我們正處於一個追求更好結果的討論過程。

建議在釐清校歌爭議的時候,各方是否應先定義追求的「價值」為何?

再唱五十年?

2017 年 9 月 7 日校務會議通過決定修改校歌,歌詞新舊並陳。校務會議透過逐句討論的方式,將原歌詞「實行三民主義為吾黨的使命;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改成「實踐民主法治是我們的使命;維護自由人權是我們的責任。」並將「革命」二字改成「革新」,讓歌詞更符合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時代意義。撇開各家不同意識形態的爭論,無論支持或反對,誰也無法抹滅校歌所敘說的歷史脈絡,以及它所維繫的情感。

如今政大人散布在世界各個角落,凝聚向心力的方式或許就是同聲再唱一次校歌,當熟悉的旋律響起時,就像又回到那時那刻,在政大,在文化盃。

參考資料

  1.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8 期(臺北,1997),頁1-77。
  2. 楊瑞松,〈近代中國的「四萬萬」國族論述想像〉,《政治大學學報》,45(臺北,2016.05),頁109-164。
  3. 趙琴,《李抱枕:餘音嘹亮尚飄香》,臺北:時報文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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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宗穎

政大歷史碩士,不擇領域熱愛閱讀,離歷史學家有點遠,想當一位哲學家或占卜師。為了磨練實力每日堅持訓練,期待打出一擊必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