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是爭取來的「和平紀念日」——陳永興臺史博講座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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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陳永興(曾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現任羅東聖母醫院院長) 

側記/黃裕元(臺史博研究人員,「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策展人)、楊笠琳

編者語: 2 月 11 日寒流來襲,又逢元宵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邀請民報陳永興社長來訪演講,他以「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與臺灣的轉型正義」為題,帶給觀眾極為豐富、並具有啟發性的一課。繼首場講座陳芳明老師,現場再度意外爆滿,這次更多了些年輕的生面孔,至少有臺南女中、家齊高中、聖功女中等校學生參加。會後開放三個問題,從歷史教育談到閱讀,再談到人生中的各種頓挫,陳永興展現精神科醫師的本色,直指問題核心、激勵人心。
陳永興醫師講述當時投入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的心路歷程,省思來時路,提出下一個需要臺灣社會一起奮鬥的目標:轉型正義。(臺史博提供)

從精神科醫師的觀點推動 228 平反運動

關於二二八事件,我們的長輩幾乎不願意談,二二八家屬也受到嚴密監視,社會在恐怖的氣氛之下避之唯恐不及。

不像太陽花學運,二二八其實是很長久的禁忌,二二八的影響是籠罩社會的恐怖情緒,最糟糕的是屠殺、清鄉、宣布戒嚴,使得臺灣社會完全窒息,幾乎所有自由都被剝奪,又延續那麼長的時間,社會的創造力跟發展機會當然會受影響。

1985 年我到美國柏克萊大學進修,那裡有交通車通往胡佛圖書館,裡頭蒐集了很多臺灣看不到的二二八資料。我那時每週和張富美教授、陳芳明碰面討論臺灣的問題。回來臺灣後,我擔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並覺得二二八應該要平反,因為這是臺灣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權事件。我們就在 1986年 開二二八學術研討會,當作平反運動的暖身。

我是從精神科醫師的觀點,切入平反。二二八事件是傷害臺灣人心靈最重大的事件,導致不敢關心公共事務,特別是省籍對立,因為沒有處理,變成族群互不信任。不是所有外省人都得揹負這個原罪,這是不健康的。

如果我不能處理這恐懼,就有失做為醫師的天職。抗爭過程我其實沒有害怕,因為我不把它當作政治運動,我覺得做醫生就是要照顧病人,我把臺灣社會當作一個病人,病人受傷了,我就去做該做的事情。

陳永興1989年演講照片(謝三泰攝影)

鎮暴部隊開始鎮暴的時候,聲音是很震撼的。

1987 年 2 月 13 日辦第一次公開記者會,這是二二八發生 40 年來,第一次有人公開呼籲平反。當時戒嚴還沒解除,我們要求政府道歉、賠償、制定紀念日、公佈真相,把二二八放進教科書,興建紀念館、紀念碑。這些訴求,臺灣大部分的人都認為不可能實現。我們也在各縣市舉辦演講和遊行,每場演講都被鎮暴部隊包圍,如果遊行就被圍打,第一年的氣氛其實是蠻緊張的。

當然我也想過可能會被抓,但想到高俊明牧師,他和一些長老教會的朋友們都去坐牢了,可是他們沒有怨言。讓我覺得,只要你有一個信仰,也許需要付出一些代價,可是這個代價是我們付得起的。

二二八平反舉辦第一場記者會時,大部分的家屬還不敢相信,過去沒有人替他們講過一句話,所以我們演講時,看到有些家屬遠遠地躲在樹下一邊哭一邊聽,民眾的反應是很熱烈的。

之後我們在彰化的遊行,鎮暴部隊開始鎮暴的時候,聲音是很震撼的,「啪!啪!啪!」,他們會敲打盾牌、踏步、一直縮小包圍圈,那個聲音很恐怖,我太太那時一直跟我說,「不要了啦,我們回去了啦,我們回去了啦。」在這場,我的眼鏡被打破了,也受了傷,衝突非常劇烈,我們衝破重重包圍後,在市區遊行。後來演講提到這段過去,我常常說,「我們是伸出和平的雙手,但是迎接我們的是棍棒跟暴力。」

二二八事件滿 40 年的 1987 年,由鄭南榕、陳永興、李勝雄發起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彰化場遊行時遭遇百餘名鎮暴警察,發生嚴重衝突。(宋隆泉攝影,引自https://goo.gl/DUl4RW)

第一年是這樣的氣氛,不過第二年社會開始覺得這件事情是可以討論的,於是立法院開始討論補償條例,那時行政院長俞國華說:「為什麼滿清入關,殺了漢人沒有道歉,我們來就要道歉?」可見他們沒有法治人權觀念,也反映了統治者的心態。臺灣人在日治時代已經有民主的概念,戰後卻遇到這樣的統治者,很悲哀。

如果二二八那天人民都放假一天,它就是紀念日。

第二年我們想蓋二二八紀念碑,在南港破土,不過政府不讓我們蓋,第三年我們在嘉義立臺灣第一座紀念碑。我覺得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我當時公開演講是這樣跟臺下觀眾說的:「二二八成為國定假日是誰決定?我們決定,如果二二八那一天人民都放假一天,它就是紀念日啊,歷史的解釋權在我們手上。」

經過四年努力,有些訴求被實現了,如二二八補償條例、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國定紀念日、各縣市紀念活動、紀念碑。這個禁忌被打破,我們提出來的部分訴求也實現了,漸漸我就減少參與。

回顧這 30 年來,二二八還有一些沒有落實的,跟轉型正義相關的功課,所以今年應該再稍微檢討一下,我還能努力做些什麼事情。

轉型正義通常涵蓋四個層面,一是歷史真相的追求,第二個是對加害者責任的追求,如果要重啟轉型正義,應該趕快頒布行政命令,避免再銷毀過去的資料;第三個,補償受害者權益的損失;第四個,建立可以讓社會和諧的制度和人權的保障,不只政治,教育和文化的層面都很重要,像臺史博辦這樣的展覽、演講就是很好的教育。

加害者沒有一個良心不安,覺得做錯事情

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們平反 30 年了,受害者沒有暴力、仇恨;反觀加害者,沒有一個良心不安,或覺得做錯事情應該向社會、受害者、家屬道歉。

我還有一點遺憾,關於猶太人的電影有很多,畢卡索也以畫作控訴納粹,這些都使人感動進而產生力量。二二八事件可以拍很多電影,我們有這麼多好的導演,或著是美術、音樂、小說、詩歌、戲劇,其實都可以產生很多創作,我覺得臺灣社會到現在還沒有展現感人的藝術創作和文化力量。

臺灣現在因為反省而再出發,開始追討黨產、公開檔案,然而建立未來機制就要靠文化、教育的力量,才會內化成我們內在的精神,這也是當初我推動平反時,希望為臺灣人做的心靈復建工作。也謝謝第一個以「臺灣歷史」為名的博物館,能舉辦這樣一系列活動,謝謝大家今天來,謝謝!

講座尾聲,陳永興(右三)與王長華館長及聽眾們合影。(臺史博提供)

【觀眾詢答】

Q1:如何讓年輕人對歷史更有切身的感受,另外,中國試圖紀念二二八活動,我們該如何聲稱歷史解釋權?(提問者為高中老師)

非正規教育很重要,很多事情學校都沒有提,現在資訊很多,要能自己區辨。自由不是從天而降的,是很多人坐牢、槍斃才來的,要珍惜並提升,臺灣有言論的自由,但沒有品質,自由也有相應的責任。年輕一輩很幸運,要珍惜,然後要比我們長進才對,你們站在我們的肩膀上往前看、向前走,這樣臺灣才有希望。

中共和二二八受難者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只是要利用二二八來為自己背書。

Q2:請問您被什麼事件觸發,開始關注相關議題?因為課本都簡單帶過,多數人沒有共感。(提問者為高中生)

會覺醒,第一個是要有系統地看很多課外書,第二個是好的老師,就我而言包括高中認識的神父、大學熟識的黃春明等文學家。只要你開竅了,就會自己找,老師無所不在,你不會寂寞。在歷史上,很多人跟你有過同樣的掙扎,臺灣社會很多人和你一樣,想要往前進。信心就這樣來。

Q3:臺灣社會太沉默,都不敢講真話。請教陳醫師如何告訴社會,要克服內心的恐懼?

一個人如果堅持理想和原則,在現實的社會可能會很痛苦,但如果你自己想放棄,就可以從現實中找到很多藉口。但是實在講,如果你不放棄,沒有人能讓你放棄,被關、被槍斃都不放棄,這就是人存在的價值嘛。人當然也是動物,但不一樣的是,人除了本能的生活之外,人有更高的理想,人會為了理想放棄生命、受盡折磨、放棄物質生活,因為人有精神層次的生活。

如果你碰到多大的問題、多大的打擊,你可以來找我,我是精神科醫師。(現場一陣笑聲)我一定讓你得到力量,繼續堅持。

聖功女中黃健凱老師陪學生一起聽講後,與陳永興老師合影。左起游旻臻、陳品潔、楊斯涵、陳永興醫師、黃健凱老師、林宜瑾、黃瑋倫。(林建農攝影)

「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

展期:2016.11.29~2017.5.21
地點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1段250號)4 樓特展室
展覽首先介紹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與複雜起因,
以及臺灣各地在事件下的衝擊與因應。
包括援軍抵臺後的濫捕濫殺,
「清鄉」過程中許多本土菁英遭到牽連、逮捕或者自此失蹤。
展場特別展出陳澄波受害著衣及遺書。
中段透過二二八受害者家屬的影片及口述,
呈現其思念及所背負沉重壓力。
最後透過紛起的出版物,以及教科書內容轉變等,
呈現解嚴前後,臺灣社會逐漸重新認識二二八事件的過程。
更多特展資訊:http://www.nmth.gov.tw/exhibition_236_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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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不在228公園、也不在植物園,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是一座位於臺南、有「臺灣」也有「歷史」的博物館,「臺史博」是我們的暱稱,為了守護臺灣共同的歷史文化與記憶,2011年開館至今,已蒐藏了9萬多件藏品。

臺史博的展覽以多元角度及跨族群視野,講述人與土地的故事,鼓勵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國外訪客,發現臺灣、發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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