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中國西北曾經顯赫一時的「青馬家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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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新青海,稱霸大西北

1938 年,馬步芳接替叔父馬麟擔任青海省政府代理主席,正式成為全省軍政第一人。青海之黨政軍集於馬步芳一身,無論何機關,皆由其一人主持,有外來者評論説:「此種現象,為全國各省所無,惟山西、廣西,比較近似。」[1]

馬步芳每天淩晨 4 點起床,晚上 10 點睡覺,大半時間都在兵營、學校和機關中度過。其日常飲食相當簡樸,「經常吃揪麵片,把肚子填抱就算完事」。他好女色,但不太可能像共產黨所妖魔化的那樣「姦淫了 5000 名各族女子」。

青海之疆域相當廣袤,僅次於新疆和西藏,比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大。但青海地廣人稀,環境惡劣,經濟落後,幾乎被內地視為蠻荒之地、不毛之地。上任之後,馬步芳一改馬麟時代「無為而治」的思路,提出 「建設新青海」口號並努力實行。當然,這些政策基本上集中在「民生」層面,沒有一項是推動民主──馬步芳本人毫無民主素養,西北是離民主共和等現代觀念最遠的區域,伊斯蘭的宗教和文化傳統也不支持民主制度。馬步芳在意識形態上注重實用主義,巧妙地利用伊斯蘭教教義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自己服務,總體而言,他「不是一個社會革命家,而是一個熱衷於保護其既得利益的保守的軍閥」。[2]

青海省疆域(Source:Wilipedia)

開始推行其「編組保甲、訓練壯丁、修築公路、積極造林、厲行禁煙、推廣識字」的「六大中心工作」。以植樹造林而論,早在 1929 年,馬步芳就規定每個士兵每年植樹七株。1938 年春,更是舉行植樹大典,發動 30 萬青海黨政軍、學生、壯丁,植樹 180 萬株,並要求做到「無一株不活,無一株不正,無一株不成植干,無一株不合抗戰建國之需」。[3]

以修築公路而論,於 1944 年完成西寧到玉樹的高原公路,全長 828 公里,被馬步芳稱之為「世界上最高的一條公路」;於 1947 年完成從青海到新疆的公路,起始於西寧,直抵阿爾金山。馬步芳認為,「人有血脈,國有路,交通最為首」,在其時代主持修筑的各類公路超過萬里。[4]

玉樹(Source

以保甲制度和壯丁訓練而論,青海辦理保甲,有兩個系統,從戶、甲、保、鄉鎮、區、行政專員直至省政府,為政治系統;而由行政專員兼壯丁訓練總指揮,縣長兼司令,區長兼總隊長,鄉鎮長兼中隊長,保長兼區長,甲長兼班長,此為軍事系統。由此,馬步芳在青海達成了軍政合一的統治。[5]

以識字運動而論,馬步芳看到青海的 130 萬人中,有 80 萬文盲,遂設立民眾學校、夜校、識字班 1428 處,並編輯了一首青海人耳熟能詳的《識字歌》:「中國害了五樣病,貧、弱、散、私、愚。識了字,各樣病根一齊治。」[6]

以禁煙運動而論,馬步芳設立「青海省禁煙委員會」,對吸食和販賣鴉片者,進行嚴厲懲罰。即便是至親,他也不網開一面:馬步芳三叔馬鳳的遺孤馬紹援從小就抽大煙,馬步芳派兵將其關在家中強制其戒煙。馬紹援體弱多病,不久便去世了。

馬步芳的新政卓有成效,當時地方士紳鼓吹説:「青海新政,行之數載,不繁不簡,不疏不密。……善政善教、雨露共沾,昭远貽来,记载敢阙」。[7]不過,青海新政中所説的「一切以抗戰為中心」,只是華而不實的口號,日本人遠在天邊,並未對青海造成實際威脅。而民主、共和、國家統一這些「新詞」,馬步芳也只是在口頭上說說而已。

三十年代,馬步芳訪問東南沿海繁華富足的現代都市,對照青海的貧困落後,深受刺激,雄心萬丈地在青海推動現代化建設。1939 年,在馬步芳的爭取下,青海省政府與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簽訂合同,投資六千余萬元營建西寧火力發電廠。1942 年,火電廠正式開始供電,結束了西寧沒有電力供應的歷史。火電廠的第一任廠長,正是日後在行政院長任上推動台灣經濟騰飛的孫運璿。

1942 年冬,馬步芳投資興建青海第一家工業企業海陽化工廠,生產硝酸、硫酸、鹽酸等軍用物資,並為青海帶來第一樣本地生產的日用工業品——火柴。此後,又成立西北工礦公司、西北畜牧公司和湟中實業銀行。[8]

四十年代中後期,青海首府西寧已具備了電影院、圖書館、醫院、長途公共汽車以及飛機場等公共設施,初步完成由傳統商業集市和政治中心向近代化城市的轉變。

青海的城鎮和鄉村漸有生機,范長江、馬鶴天、陳嘉雅三位記者、學者由甘青兩省交界的享堂鎮進入青海,其觀感頗為正面。范長江説:「兩岸土地之肥沃,田園之優美,遠在莊浪河流域之上,沿路楊柳夾道,果園菜圃相連,村落齊整,人口稠密,居民身體壯實,有鴉片嗜好者絶少,小孩之無褲者亦不多。」[9]馬鶴天説:「沿途一切均較前整齊進步。在甘肅境內時,處處出現從前繁榮而今衰敗之景象,至青海境,則道路修治,樹木密茂,房屋新整,處處有新興氣象。」[10] 陳庚雅説:「青海沿湟水各縣村落,多能利用河水,灌溉良田。……菜花鋪黃,豆麥油綠,樹林成蔭,渠流不斷,景色宜人,一如江南。」[11]

馬步芳雖是武夫,卻重視文化教育。從二十年代起,青海省政府就在回民聚居區設立新式小學,使之逐步替代傳統的經堂教育。馬步芳親自擔回族教育促進會會長,在寧夏和青海創辦女子小學,開創了西北穆斯林女性接受新式教育的先河。一九三七年,他又兼任「回教教育促進會立高級中學」(後改名為「昆侖中學」)校長,該校禮聘優秀教師任課,並免除學費,公費供應服裝、文具、住宿、伙食。馬步芳還向教育部申請創辦青海大學,因條件不具備而未能成功,但他先後建立了數十所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為青海儲備了大量新式人才。

馬步芳 (Source

馬步芳嗜好不多,卻酷爱音樂,「平時愛好遊藝、歌詠和跳舞。每製作新歌詞,自行斟酌曲譜詞句」。[12]他與「西部歌王」王洛賓結下一段不解之緣:1938 年,王洛賓參加「抗戰西北宣傳團」來青海訪問,馬步芳與之結識,即邀請其留在西寧收集和研究民歌,但王洛賓並未同意。1944 年,「通共」的王洛賓被第八戰區司令部拘押,面臨生命危險。馬步芳聞訊派人前往蘭州營救,將其請到西寧,任命為政工處處長。1945 年 8 月,馬步芳作詞、王洛賓作曲,共同創作了《四季歌》,後來演變成《花兒與少年》,成為青海民歌之經典。[13]

「以夷制夷」的民族與宗教政策

馬步芳曾經在演講中宣稱:「青海民族複雜,但相親相愛;一條命,一口氣,這是我們百戰百勝,最可寶貴的一份財產。」然而,孫殿英在進軍西北時候發表《致西北同胞書》一文,斥責馬氏家族説:「彼輩把持地盤,殘暴不仁,用人行事,專尚四同。一要同姓,即馬,非馬不喜;二要同族,即回,非回不親;三要同河,即河州,非河不用;四要同教,即回教,非教不信。」[14]確實,「四同」才是其治理青海的核心政策。

在中原漢族眼中,作為西北「回回」的馬步芳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夷人」。馬步芳心中,當然對漢族中心主義的「中華觀」不以為然。但他學會了歷朝歷代儒家士大夫「以夷制夷」的統治手腕(他不認為自己是「夷」):他的統治手法是挑撥各民族和宗教教派之間及其內部的矛盾糾紛,自己扮演最高仲裁者角色。比如,他故意將同一地區的一塊草山的放牧地界,寫成同樣的兩份執照,頒發給彼此爭奪這塊草山的兩方,促使兩方械鬥不已。[15]他甚至給雙方送去武器,讓械鬥升級,這些部落元氣大傷,不得不向其臣服。

馬步芳堅守其回民身份和伊斯蘭教信仰,以此將回族和伊斯蘭教徒打造成具有統治地位的民族和階層。當然,即便是回族和伊斯蘭教徒,若不服從其統治,他照樣施以雷霆手段──其族弟馬仲英的部屬大都是回民,被其俘虜之後亦遭殘酷虐殺。

馬步芳早年接受嚴格的伊斯蘭傳統教育。9 歲時,馬步芳被父親送到西寧東關清真大寺當「滿拉」學習經文。在即將完成宗教教育、成為阿訇之際,17 嵗的馬步芳投筆從戎。但多年的宗教教育在其心中打下深刻烙印,使之終身保持嚴謹的宗教生活習慣。在青海省主席任上,他兼任西寧東關清真大寺董事長之職,帶頭捐出 10 萬銀元,「改建新宇,以弘聖教」。他還重印父親與人合編的《回教必遵》一書,向穆斯林信眾散發。[16]另一方面,他像土耳其國父凱末爾一樣,傾向於世俗化和現代化,持溫和的伊斯蘭信仰,曾下令回族女性取下面紗,引發宗教保守人士抗議。

西寧東關清真大寺(Source:Wilipedia)

對其他民族和宗教信仰者,馬步芳恩威並施,不惜大開殺戒,迫使其乖乖接受其獨裁統治。

當時的西藏政府與南京政府幾乎斷絕了關係,比馬氏家族統治的半獨立狀態的西北諸省更為獨立。由於長期以來青海與西藏之間並無明確疆界,以西藏的立場而言,青海境內相當一部分地域為藏人聚居地,應屬「大藏區」管轄,所以強勢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與窮兵黷武的馬步芳之間,幾度兵戎相見。

青藏之間的一場大戰發生於 1932 年。起初,在青邊玉樹的 25 族內部,嘎舉派的德賽寺與格魯派的嘎丹寺爭地,又加上商人糾紛,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命令四千藏軍進軍玉樹。這本是藏人的內部紛爭,馬步芳趁機把小事化大,借前一年的「九一八」事件通電全國,請纓「抗藏」。

南京政府順水推舟,電令時任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的馬步芳平定「藏軍犯境」。藏軍得到英國的軍事訓練和軍械支持,馬家軍以「鞏固邊防」為由獲得南京政府的軍械、軍費支持,這像是一場「代理人戰爭」。馬家軍聯合劉文輝的川康軍展開反擊,連戰連勝,兵抵昌都。馬步芳成為最大贏家,將青海管轄區域擴張到西藏的青科寺、石渠、德格一線,又呈請南京政府在玉樹、果洛地區增設囊謙、同德兩縣,所請均獲批准。[17]

這場戰争宛如回、藏、漢之「新三國演義」:西藏的藏族政權得到英國的支持,青海的回族和四川的漢族則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但表面上聯手的漢、回之間又彼此提防,矛盾錯綜複雜。這場規模不大的戰爭,若以傳統中國史的角度而論,這是馬步芳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維護國家主權統一」;但若以更廣闊的亞洲史或內亞史的角度而論,這是內亞各民族之前的紛爭,很難分出「正」與「邪」來,而「中國」或「漢族」並非舞臺上的主角,僅僅是配角或旁觀者。

1933 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去世後,西藏派出轉世靈童尋訪團,在青海境內找到靈童候選人。馬步芳藉故將靈童扣押,向西藏勒索 40 萬元巨款之後仍不放人。南京政府看不過去,蔣介石親自發電催促:「青海靈兒之赴藏最為重要,必須設法辦到,護送前往。馬主席一再遷延,迄未決定啓程日期……」最後,由財政部撥給 10 萬元護送經費,馬步芳才派兵護送靈童入藏,是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Source:Wilipedia)

馬步芳統治青海期間,多次屠殺藏人、蒙古人和土著部落,焚毀藏傳佛教寺廟。尤其是果洛和玉樹地區的藏族和土著民眾,遭到其軍隊的無情屠戮;色航寺、達日江寺、什藏寺等若干寺廟,被其部屬洗劫、焚毀。其他少數民族,如哈薩克族、撒拉族也屢遭馬家軍殘殺,死難者不計其數。

另一方面,馬步芳也利用伊斯蘭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和文化傳統,幫助其穩固統治。比如,他親自主持青海湖會盟典禮,到會的蒙藏王公、千百戶重要頭目一百多名,隨員六百多人。「在節日般的祭海慶典期間,馬步芳與蒙藏頭人共同商討解決諸如牧場權、穆斯林商人與蒙藏人民貿易時牲畜和產品的等價支付,對省上稅收人員的要求,以及蒙藏人民的教育問題等。」[18]他還安排報刊對其民族和宗教政策歌功頌德:「青海省主席馬步芳,熟悉當地民情,恩威併用,各族無不畏威怀德,以圖現狀之安定,故現下之蒙藏回漢土,無論哪一族,哪一個村鎮,均絕對在馬步芳主席之命令下,支配行動,整齊步伐,成為後方抗戰之巨大力量。故馬步芳不僅是青海回教領袖,仍是青海各族各界之領袖。」[19]

繼續閱讀: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中國西北曾經顯赫一時的「青馬家族」(下)

[1] 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頁147-148。

[2] 默利爾·亨斯博格:《馬步芳在青海》。

[3]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145。

[4]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152。

[5]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153。

[6]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156。

[7]《六大中心工作》(由馬步芳時代的青海省政府編印),青海圖書館古籍室藏。

[8]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182。

[9] 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頁86。

[10] 馬鶴天:《甘青藏邊區考察記》,頁141。

[11] 陳庚雅:《西北視察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頁125-126。

[12]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127。

[13]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127。

[14] 王劍萍:《西北四馬在寧夏合擊孫殿英》,載《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銀川黨史資料》(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585。

[15]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209。

[16]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138。

[17] 樊前鋒:《馬步芳傳》,頁36。

[18] 默利爾·亨斯博格:《馬步芳在青海》,頁120。

[19] 遠人:《青海各族之現實狀況》,載《回教論壇》,1939年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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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杰

余 杰

蒙古族,出生四川,求學北京,居住美國,以台灣為第二故鄉。關注人權議題的作家、政治評論家。著作有《火與冰》、《劉曉波傳》、《中國教父習近平》、《我是右派,我是獨派:我的思想自傳》、台灣民主地圖系列等五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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