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失控的土地改革,一部被中共埋葬入土的真相──《軟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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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軟埋》,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
作者:王超然(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軟埋」為四川方言,原意指人死後不用棺材,直接埋葬入土。作家方方將其轉化用以描述活著的人,面對不想回首的記憶,選擇直接遺忘的狀態,以處理個人親歷中共土地改革的歷史記憶課題。作者在書中安排兩條主線,彼此自成一體又相互連結,使過去與現在的歷史相互對照,展現個人面對大歷史衝擊的無力抗衡,與為了生存的莫可奈何。

書中的主角丁子桃被人從河中撈起,性命垂危,好不容易醒轉後卻什麼也想不起來。失去記憶後,日子總還是要過,她工作、結婚、生子,喪夫後獨力扶養幼子,一直安安靜靜地活著。到年老時忽然進入自我封閉狀態,外人看來平靜無知宛如植物人,其實她正在精神世界進行回憶之旅,一步步地將軟埋在內心深處的記憶挖掘出來,終於正視自己長久遺忘的悲慘過去。

丁子桃漫遊精神世界找尋真相的同時,其子吳青林也找到了過世多年的父親遺留的日記,從中逐漸發現自己的父母都是為活著,而軟埋自己過去的人。相較於歷史,文學可以有更大的想像空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除了被故事的悲劇性深深震撼外,又有謎團一一被解開的驚訝感,可說是本引人入勝的作品。

軟埋》在 2016 年問世後原本沒有受到太多關注,但隔年因受到大陸左派人士(包含已退休中央黨軍高幹)大力抨擊,而成為社會討論熱點。《軟埋》在 2017 年獲得了第三屆路遙文學獎大獎,也隨即被中共當局列為禁書而被「軟埋」。本書現在臺灣重新問世,可說別具意義。

軟埋》是因為內容涉及禁忌,觸動當局敏感的政治神經導致被禁?方方接受《紐約時報中文網》訪問,即表明她無意挑戰中共,也不否定土改必要性,不過是秉持「文學是人學」的原則,從人性的角度將過去被忽視的聲音或記憶傳達出來,並反省暴力是達成理想的唯一手段的作法。正如作者在本書〈後記〉寫下:「我想,是的,我們不要軟埋」,只是不希望「真相」被掩蓋,但沒料到當局並不認同。

持平而論,筆者閱讀全書後,也認同作者並無意挑戰中共權威的說法,書中沒有出現一個意圖破壞體制的「壞人」,眾人各自在當下過著小康生活,彼此維持良好的和諧關係。即便描述塵封已久的土改記憶時,作者也是依循著黨的大框架,唯一不同之處,就是作者選擇呈現被鬥爭者角度的土改歷史與「真相」。

此外,被鬥爭者不是中共欽定的,如黃世仁、劉文彩一般的「惡霸地主」,而是溫和善良的書香世家,與協助新政權的地方仕紳。作者將過去在歷史上被忽視,或者「成分不正確的」,一群不是「壞人」的人,因為「身分」而遭遇槍決或自殺的悲慘命運,用文學的方式描述出來。換言之,方方是從人道關懷的立場,為他們的命運抱屈罷了。

事實上,中共在 1950 年代初在各地推動土改,就有人注意到地主自殺的問題。對中共而言土改是「解放」長期被封建地主壓迫的人民群眾,使其翻身成為新社會的主人,為順天應人的革命。但是,在過程中以「階級鬥爭」、「暴力土改」為核心產生許多「過火」現象,例如致力於推動鄉村建設的思想家梁漱溟到四川參觀土改後,曾向毛澤東反映看到地主被打、自殺等「毛病」。毛澤東則回應大多數地主還活著,何況貧雇農受苦多年,難免有怒氣而出現失控狀況,只要幹部多注意、教育農民即可。換言之,毛澤東認為在大局正確的前提下,即便有個別的過火現象,也無須為此調整路線。

此外,毛澤東在 1942 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創作者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為無產階級服務,寫出謳歌無產階級的文學,不容許其他創作形式的存在。這段講話在中共建國後,成為黨員與非黨員的文藝創作者的金科玉律。

因此,當時描寫土改題材的作品,主要呈現貧雇農被壓迫的苦恨,與翻身的甜樂,並凸顯惡霸地主階級的罪惡本質,至於中共幹部則是引來光明正義的指導者。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與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正是完全符合毛式路線的經典之作,宣揚階級鬥爭的神聖性,強調「人性」背後的「階級性」。亦即,身分是地主的人,只能表現「地主階級」的人性,沒有其他可能。人性沒有多元面向,只有階級面向。

如果以毛澤東時代的標準而言,《軟埋》正是一部「不是服務黨」的作品,並且取消人性的階級基礎,僅就人論人,充滿著「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而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展現無產階級的態度。這樣的作品出現,無疑是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方方的作品提醒了讀者,歷史有多種面向,「真相」也不是只有一種版本,其中有許多面向因各種理由而被「軟埋」。從不同的角度與立場,可以增添歷史的多元與複雜性,讓我們獲得從單一框架解放的機會。

在高舉「階級鬥爭」的年代,除了因為「地主身分」而遭遇悲慘命運的真相外,也有「小資產階級」為了變成「無產階級革命者」而犧牲「人性」的真相。例如,趙紫陽、牛冠蔭,面對自己的「地主父親」被鬥爭,必須表現堅決的「階級性」,而發生種種無法想像的悲劇,這些慘例可以與本書放在一起思考。亦即,我們可以試著把關懷面擴大,思考無論是黨員或非黨員的「人性」,在中共體制下是被「軟埋」或者「解放」?是基於志願或者強迫?

最後,《軟埋》被中共軟埋,也提醒讀者思考一個重要的課題:如何面對「毛澤東的遺產」?亦即,毛澤東建立的中共體制,由過去至當下有何變化?伴隨中共體制的變化,「軟埋」是否因此出現新的形式?或者就此告別?

這是方方沒有,或者無法處理的題材。中共目前雖然取消「階級鬥爭」,但「人民民主專政」依舊存在。文革結束後,大陸文藝界彷彿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緊箍咒中解脫,許多有獨立思考的作品陸續問世。但是《軟埋》被禁,不過再次提醒我們,中共軟埋「階級鬥爭」,但沒有把專政體制也一併掩埋,依舊掌握鎮壓的力量。

中共也許無法像毛澤東時代掌握道統與治統,可以一呼百應,在社會掀起類似批判方方的大規模政治群眾運動,以處理方方的靈魂問題,但是其他方面依舊能發揮作用,維持和諧穩定。因此,想要堅持「我們不要軟埋」,除了勇敢面對過去,當下時局依然是無法忽略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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