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其實不曾鎖國?江戶時代的「鎖國論」創造、傳播與再定義

Print Friendly, PDF & Email

似是而非的理解

在中臺港澳四地,若提到有關日本的歷史名詞,必然會聽過「鎖國」(Sakoku)。

一說到「鎖國」,許多人便會聯想到「閉關自守」、「與外界隔絕」等落後保守的觀感,而這種不跟西方文明接觸,被認為只眷戀過去的榮景,最終招來滅頂般的失敗,背後所蘊含的就是一種「進步史觀」(Progressive view of history)──暗示江戶日本和清帝國的十九世紀都處於令人嗤之以鼻的保守、令人搖頭嘆息的落後情況。

然而,我們從教科書裡學到,鎖國的日本幾經波折還是成功擺脫了「鎖國」帶來的陰霾,成為東亞第一個進行現代化的國家,同樣鎖國的清帝國卻反而分崩離析。兩者的差距更讓我們驚訝日本能夠「絕地反彈」之餘,對於明治維新的憧憬也與日俱增。

適逢明治維新的一百五十周年,正當日本開始重新思考、反省這場改變國家命運的大變革,以及與之相關的歷史事件時,我們仍然停留在過往的憧憬之中。其中,日本在反思過程中已有所改觀的,就是上述的「鎖國」問題。

如果先將結論說在前頭,那就是「鎖國」的歷史距今只有約二百年!究竟鎖國之於日本是怎麼一個回事呢?這一切要從 1801 年的一本翻譯書開始說起。

一、「鎖國」的誕生

1690 年,德意志萊姆戈(LEMGO)地區的醫師兼博物學者坎普費爾(E. Kaempfer, 1651-1716)來到日本九州的出島,並停留了兩年,期間更跟隨荷蘭商館的使團一起到江戶謁見了當時的德川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

坎普費爾(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德國博物學家、醫生和探險家作家,以遊覽俄羅斯、波斯、印度、東南亞和日本而聞名。(Source:Wikimedia

坎普費爾回到德意志之後,將他在日本兩年的所見所聞,編寫成書和幾篇論文。其中一篇名為《關於日本王國以最卓越的識見,禁止自國國民出國和外國人入國和交易》(原拉丁文題:”Regnum Japoniae Optima ratione, ab egressu civium, & exterarum gentium ingress & communione, clausum”)在歐洲大獲迴響,更先後被翻譯成英文、德文兩版本,英文版後來又再被翻譯成荷文版。到了 1801 年,長崎的荷蘭通詞(翻譯官)志筑忠雄獲得了荷蘭文版,並將其翻譯成日文,更題為《鎖國論》。

據相關學者的研究和蒐集,《鎖國論》翻譯完成後,被廣泛引用(不論好壞),成為了十九世紀初日本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書。至於原題與譯書之間書名的差異,則是因為原題並沒有忠實地翻譯原文之意,而是由於坎普費爾的原題太長,譯者志筑忠雄為了方便,於是取其大意,以後最後的「Clausum」(封閉、封鎖),創造了「鎖國」一詞;換言之,志筑忠雄才是「鎖國」這個名詞的創始者。

由此可知,在 1801 年之前,江戶日本人的詞典裡並沒有「鎖國」這個名詞。

當然,一定有人會提出疑問:「沒有鎖國這個詞」與「沒有鎖國這個狀況和政策」是兩回事,即使日本人還沒有發明「鎖國」一詞,但江戶日本難道不是名副其實的「鎖國」嗎?

二、江戶日本的對外政策與「鎖國」

要談「鎖國」的實際情況,首先要整理江戶時代的對外政策。

直至近年為止,日本當地認為幕府在政策上斷行「鎖國」的根源是 1630 年代開始分五次(1633、1634、1635、1636、1639年)頒布的一連串法令,主要的重點有:

(1)禁止當時居住海外的日本人回日本

(2)禁止耶穌會傳教士入境

(3)禁止非官方許可的船隻出境

(4)禁止葡萄牙船隻入境

這一連串法令的目的就如是字面上所示,是為了禁止日本人出境,以及禁止非本國人(朝鮮王國、荷蘭商館和明、清帝國商人除外)和已移居外國的日本人進入日本。

尤其,當時由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領導的幕府,特別針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人船。這是因為在前一年的島原天草之亂裡,出現擁護基督教而起事的國外人士,再加上荷蘭與英國商人向幕府宣稱西、葡兩國以傳教為掩護,對日本存在侵略企圖,這些都使幕府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保持戒心。

至於定居國外的日本人也被禁止回鄉的原因,也是因為幕府懷疑他們會成為西葡兩國的幫手,協助他們進入日本。特別是當時日本對外貿易的主要地點呂宋、果亞、馬交(今天的澳門)三地,均有日本人聚居的區域,同時也與當地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互相來往,因此更加深了幕府的疑懼。

總括以上的五次下令,幕府的原意都在於打壓基督教,以及防堵支援耶穌會和聖方濟各會傳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既然如此,我們能解釋為:幕府「排耶」、「反西葡」的禁令,在結果上讓江戶日本走上「與世隔絕」之道,拒他國於門外,直至培里叩關為止嗎?

1853 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培里率艦隊駛入江戶灣,敲開日本國門。(Source:Wikimedia

答案是否定的。

上述提到幕府雖然針對西班牙跟葡萄牙兩國,但對朝鮮王國、琉球王國、明清帝國以及荷蘭的態度卻不可同一而語。

雖然說,幕府也將荷蘭商人限制在長崎出島,除了例行的上京申報外,基本上不可離開長崎;但是另一方面,幕府也透過荷蘭,掌握並瞭解歐洲情報。每年幕府要求荷蘭商館館長提交的「風說書」(即「情報報告書」),便是幕府得知大洋彼岸變化最直接的消息來源。如十九世紀初拿玻崙稱帝,以及後來培里來日的消息都通過「風說書」,在事發後不久傳達到幕府高層耳中(當然,幕府高層是否認真對待則是另一個問題)。

當時曾停泊在長崎港的荷蘭船隻。(Source:Wikimedia

另外,除了長崎之外,九州北端的對馬島之主.宗家、南部的薩摩島津家、北海道松前的松前家各自獲幕府的授權,作為對外三地(朝鮮、琉球、蝦夷)的窗口。幕府積極借助對馬和薩摩兩家,維持對外邦交與貿易,同時也從中獲取周邊地區的情報和動態,縱然都是屬於二手資訊,但仍然能夠掌握如十七世紀中葉的明亡清興、臺灣鄭氏政權的動向等。

自十七世紀中期與朝鮮王國復交後,每年到日本的朝鮮通信使除了回禮外,交換情報也是重要的目的之一。

綜觀上述,客觀地來說,江戶時代的日本其實併沒有與世界脫節,也沒有無視國外的情勢發展。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是會出現我們時常聽到那種「鎖國」觀呢?

三、「鎖國」觀的完成與傳播

江戶時代的幕府透過以上各大通路,努力掌握國外的情況,理論上也的確將最新的情報收在手上,但是問題在於這些情報都集中在一小撮高層手上,而民間對於國外的情況卻是一無所知,這對於幕府來說固然是件易於管控的好事,但在民間就不能相提並論了。

受到朱子學和近世神道的影響,加上前述島原之亂帶來的刺激,還有洋學的導入,當時的日本民間,尤其是與最高權力無緣的一般武士階層與知識份子開始重新定義日本國的地位,以及深入思考作為日本人的身分認同。

他們回顧以往的歷史和神話傳說,結合朱子學的正統論和名分論,認為日本是神的國度、勇武之國,多次揚威海外,又抵禦了蒙古帝國的入侵,所以應該支持勤皇的幕府一致拒外,阻止外國「蠻夷」污衊日本。可以說,當時知識界的主流思想中,普遍存在著一種高度的自我優越感。

十八世紀末期,也就是《鎖國論》翻譯完成前後,沙俄帝國積極推動東進政策,與清帝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後,改為進出鄂霍次克海,對日本最北端的國防構成壓力,沙俄軍艦也嘗試接觸德川幕府要求通商,但遭到拒絕。

當時的知識分子既有上述的優越感和身份認同,同時也受到洋學傳入的衝擊,開始擴大解釋,以至於對後來的明治維新帶來重大影響。以國學家平田篤胤為代表的水戶派便參考了志筑忠雄所翻譯的《鎖國論》,套用書中原作者認為日本自給自足、物資豐富的理解,強化日本作為與眾不同的神之國度,無需跟「蠻夷」打交道的思想。

平田篤胤(1776-1843),日本江戶時代學者。(Source:Wikimedia

原作者坎普姆爾最重要的論點是「日本不跟他國交往」的利弊得失,但經過多重翻譯,以及學者帶著立場地斷章取義,在江戶末期一直到培里來臨前,《鎖國論》對於當時的知識份子來說,並非一部質疑國策的反面教材,而是增強神國觀和「攘夷」思想的重要參考書。

據不少學者的研究,即使是培里到來,一直到打倒幕府,靠以攘夷為名,實際上是以開國西化為實的明治政府也沒有重視《鎖國論》。反而是培里的出現,一下子動搖了江戶知識份子的優越感,頃刻之間,排外、攘夷思想由墊基於對國家的自信,轉化成建立在危懼不安之中。

然而,「鎖國」的意義轉化一直要到 1880 年代以後,即日本的帝國主義開始成為主流思想,明治和大正政府開始尋找進出海外的「正當」理由時。

明治政府成立後,同時代的大量西洋書籍(包括坎普姆爾的其他作品)被翻譯成日文,相信進步思想,且急於在帝國主義的風暴中圖利以「自保」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層,開始對「前朝」政府蓋棺論定,志筑忠雄創造的「鎖國」一詞便恰好地在政治上成為一個「正確」又「合適」的形容詞和理由。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由軍方指導的教科書便積極採用「鎖國」的思維,批難江戶時代的頹廢,使日本落後於歐美列強之後。即使到了戰敗後,「鎖國」兩字繼續成為了一些知識份子對日本失敗的總結,認為日本就是被當年江戶時代的「鎖國」拖累,導致「開國」後急功求成,最終「走火入魔」,誤入歧途。

結、「鎖國」觀帶來的影響

總結以上「鎖國」觀的轉變,不難發現近代日本人對於「鎖國」的想像,其實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為應對國內外情勢而建立的一個突破困局之藉口,它包裝了侵略意圖的主張,將擴展版圖,入侵朝鮮、中國以及東亞的行動變得順理成章,合乎歷史的「進步法則」。

這種對昔日的想像和再定義,深深地影響後人正確認識和評價該時代的實際情況,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最終也左右了國人以至周邊地區的歷史認知和身分認同。如何正確客觀地認識並評價過去,為當代歷史學者要思考反省的重要課題。

更多好故事請加入故事訂閱☞☞https://pressplay.cc/gushi.tw

胡 煒權

香港長大,一橋大學博士,專攻日本戰國史。先後出版了《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和《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即將於 2019 年出版《解開天皇秘密的 70 個問題I.II》(時報出版),續作為《解剖織田信長》(聯經出版)與《豐臣西軍與關原之戰》(遠足文化)。日夜與筆電共寢眠,但仍不忘健身、旅遊。
胡 煒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