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用草占卜到氣象衛星,那些改寫臺灣歷史的「颱風」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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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夏秋兩季,「路過臺灣」的颱風可以說是屢見不鮮。颱風作為臺灣夏秋季氣候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年因颱風而帶來的災害不勝枚舉,至於颱風過後所引發的菜價高漲、路斷橋封、限水限電等,更可以說是臺灣人每年必經的共同回憶。

(Source:by 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via Flickr

如果說在氣象觀測技術如此進步的當代社會,都必須懾服於大自然的威力,那麼,你可曾想過古代人在面對狂風暴雨時,是如何自處的呢?

在這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幾則關於颱風的小趣事。

先別說護國神山了,你聽過護國之「颱」嗎?

如果有看過〈「臺灣王」情歸何處?十七世紀一場在高山國上演的國際搶人事件〉的讀者,肯定已經稍稍了解歷史上德川家康派遣有馬晴信遠赴臺灣的原因。

然而,對於勢力如日中天的德川幕府而言,一次小小的失敗並不會澆熄那尋找日本、中國以外「第三交易地」的渴望。當然,這項舉措不僅有著經濟上的需求,更帶有宣揚國威的濃烈意圖。於是乎,到了 1615 年,德川家康再一次發行「朱印狀」給時任長崎代官(相當於知縣、縣長的職稱)的村山等安,希望他可以一雪前恥,成功找到臺灣代表。

在 16 世紀晚期,握有大權的豐臣秀吉為了掌握海外貿易的各項利益,發行了一款類似海外合法貿易證書的「朱印狀」,這樣的制度也被日後的德川幕府沿襲了下來。(Source:德川時代の朱印狀(B2383_00_04)。最後查閱日期:2018.09.07。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村山等安身為早年經營「呂宋壺」貿易而致富的巨賈,對於臺灣、呂宋(菲律賓)一帶的情勢相當熟悉。一接獲德川家康交付的重要任務後,隨即組織家臣以及曾經合作過的夥伴,共同商議日後各項應對措施。

就在村山等安一行人忙著籌備船隻、人員之際,這項消息竟在琉球國王的密報之下,傳到了福建官紳的耳中[1]。時任福建巡撫黃承玄馬上秉報朝廷,為了避免事端擴大,當局遂把過去驅逐荷蘭人有功的沈有容調派為福建水師提督,準備一決勝負。

就在雙方干戈欲起之際,村山秋安(村山等安次子)的船艦隊伍依舊浩浩蕩蕩地駛出了長崎,並航向南方那座婆娑之島。殊不知,就在村山秋安的船隊行經琉球一帶時,一場前所未有的暴風雨直撲而來,不僅打散了羅列整齊的船隊,更有許多人墜入無盡的海底深淵。

據當時在日本平戶的英國商館館長 Richard Cocks 所述,僅有一艘船隻幸運地抵達臺灣北部。然而,甫經九死一生的船員,一下船便遭到原住民的襲擊,眼見前無途、退無路,這些日籍船員一個個拿出刀子,切腹自盡。[2]

再一次,德川家康的「南向政策」宣告失敗,全因那變幻莫測的海上氣候所致。

「颶」、「颱」,傻傻分不清楚

說完了德川幕府慘痛的經驗,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清治時期下的臺灣。

儘管我們沒有辦法統計臺灣史上究竟有多少颱風肆虐的紀錄,但從許多前人遺留下來的生活小秘訣,卻可一窺其貌。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不外乎是利用「風草」來占卜颱風了。

學名為「Setaria palmifolia Stapf」的「颱風草(風颱草)」,廣泛分佈於世界各地的熱帶地區,在臺灣則常見於低海拔的山區。(Source: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根據清康熙年間高拱乾《臺灣府志》所記,當時大多數臺灣的「土番」會利用「風草」預測天候狀況。據傳,只要在每年春季,觀察初萌芽的「風草」葉面有沒有出現皺摺,就可以預測今年颱風的總次數──倘若「風草」葉面沒有出現皺褶,便代表這一整年都不需要害怕颱風的侵襲;相反的,葉面上出現的皺褶越多,該年會面臨到的颱風次數恐怕就會越多。[3]

類似的概念也出現在董天工的《臺海見聞錄》。從《臺海見聞錄》的〈卷二〉,我們可以再次看到「土番」運用「風草」預測氣候的行為。同時,內文中極有可能也紀錄了當時漢人(土人)使用「蘆竹草」來占卜颱風的風俗習慣[4]

除此之外,不管是《臺灣府志》中「天有斷虹,颱亦將至」或是「水面多穢如米糠及有海蛇浮游於水面」等說法,都再再顯示古人面對無法用常理解釋的天候或動物異象時,會將其視為颱風將至的徵兆,同樣的形容詞也曾出現於地震、風災、火災之中。(想知道更多請點我

有趣的是,可別以為只有現代人會出現「德不配位」、「都是 they 的錯」等酸言酸語。翻閱清代方志、奏摺或是相關鄉野傳聞,古代的酸民們更是會把「天災」發生的責任歸咎於「人禍」之上。正所謂牽拖有理、酸民無罪,就連當時統領文武百官的清聖祖康熙皇帝在面對天災時,也不忘怪罪於海峽另一頭興風作浪的頑劣份子──朱一貴。

在朱一貴事件結束後不久,臺灣南部隨即遭遇強烈的颱風,不僅壓倒了衙署、倉廒,更引發大規模的民房倒塌事件。根據當時的紀錄,光是在鳳山縣的區域內就有超過 3,000 間民房損毀、並有數十名民眾死亡。一時間,各地紛紛出現「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地方」的傳言。康熙皇帝接獲大臣報告,讀完奏摺後,便悠悠地說道:

「臺灣颶風大作,官兵商民傷損甚多,朕心甚為不忍。前朱一貴等謀反,大兵進剿,殺戮已多……。總因臺灣地方官平日但知肥己,剋剝小民,激變人心,聚眾叛逆;及大兵進剿,征戰殺戮,上干天和,台颶陡發,倒塌房屋,淹沒船隻,傷損人民;此皆不肖有司貪殘所致。今宜速行賑恤,以慰臺民。」

在康熙的認知中,正是因為臺灣地方官員長年「貪」、「殘」的舉動,才會讓朱一貴等人伺機而動,而長年征戰積累的殺戮之氣,打破了干支之間的調和,上天才會降下這種災難性的現象。康熙可以說是完美地詮釋了中國歷史上「人為因素=陰陽失衡=自然災難」的邏輯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颱風」這個名詞在清治時期的臺灣其實是鮮少出現的,雖說在蔣毓英編纂的《臺灣府志》以及王士禛的《香祖筆記》中,都試圖定義兩者的差別[5]。然而,綜覽清治時期絕大多數的紀錄,仍然是以「颶風」來指稱這種風大雨大的自然現象。

運用風颱草的來預測該年度之颱風數量的說法,不管是清代、日治甚至戰後都可聽聞。(Source:〈本年之風颱草〉,《臺灣日日新報》,1917.06.10,6 版。) 

當「天氣預測」碰上氣象戰

早期西方進行天氣預測,是在氣象觀測後,以船隻運送氣象資料。但海運所耗費的時間一定比較久,也僅能作為紀錄參考,直到電報被廣泛使用之後,立即性的優點讓「預測」氣象不再是難事。

大約十九世紀左右,東方世界的「科學」概念也開始產生轉變。當時的中國已經成為各國貿易的對象,為了時程安排、出貨流暢以及海上運輸安全等種種考量,不管願意與否,大清帝國終究是加入這場國際氣象報告的交換體系之中。

1863 年開港通商的臺灣,也在海關單位的主導下,分別於雞籠、淡水、安平、打狗、鵝鸞鼻以及漁翁島等地興建燈塔和氣象觀測站,成為臺灣氣象觀測的嗃矢。

進入日治時期後,氣象的測候網絡不僅延續了下來,更進一步加入現代化的預測技術。各地觀測所、測候所探測到的紀錄,都會在第一時間回傳至臺北測候所,甚至可以透過無線電的方式,向全臺各地發布颱風警報,再利用各地警察、保正以敲鑼打鼓的方式,提醒民眾嚴防即將到來的颱風,一套由上而下的防颱系統就這樣植入臺灣人的世界裡。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在臺灣沿岸各個重要港口地區都會設置「暴風警報信號標」。根據警報信號標誌的規定,所有警報信號標柱必須在每三尺塗上紅白二色。一旦接獲臺北測候所發出颱風可能登陸的通知,警報信號標便會升起一顆紅球(夜間以紅燈代替);當颱風確定登陸時,則會升起尖端朝上的紅色圓錐體(夜間以兩顆並排的紅燈代替),直到警報解除才會降下。圖中升起一顆球者,即是位於基隆辨務署水上支署的警報信號標。(Source:警報信號標(B1415_00_01)。最後查閱日期:2018.09.07。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雖說如此,在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氣象預測的技術轉變為軍事機密的一環,普通老百姓一度無法透過無線廣播來收聽天氣變化的狀況。

1942 年 7 月,一個在臺灣外海形成的強烈颱風直撲臺灣。眼看此波颱風非同小可,但受限於軍事機密,觀測所僅能將各項資訊提報給軍方,一般民眾終究淪為戰爭下的犧牲者。其中,又以蘭陽一帶受到的災難為甚,史稱「颱風未通報」事件。

根據首位臺灣籍氣象官周明德的回憶,風災甫結束,他便被派至宜蘭勘查,當他步出羅東車站,卻發現車站早已被強颱所毀。事後許多資料也證實,此次的風災不僅造成 300 多人死亡,更有超過 1 萬 1 千多戶家屋遭到毀損,時任宜蘭市長明知延佳在風災後首次出面時,更稱此次是「本市數十年來稀有且猛烈」的風災,災情之慘重,不難想像。

正是因為這一次慘痛的經驗,讓殖民政府重新省思「颱風公報」的必要性──即便是情勢緊急的戰爭時期,依然可以利用有線通訊設備(如各地警察官吏派出所的電話)來通知民眾,好讓眾人提前進行防颱準備。

從歪七扭八的電線柱和不復存在的屋簷,不難想像 1942 年侵襲蘭陽地區的颱風有多猛烈。圖為 1942 年颱風過後的宜蘭火車站。(Source:感謝王子碩先生提供。)

隨著二次大戰結束,氣象衛星的出現,讓天候預測的技術大幅躍升,過往只能依靠占卜或是經驗堆疊而成的不可預期性,終究懾服於科技的進程,成為科學儀器下的各種代碼。

然而,當人們自以為「人定勝天」是一種必然,選擇不再敬重大自然的時候,濫墾、濫伐、超抽地下水、刻意規避環評條件等恣意妄為的舉動,終究會引發大自然另一種不可預期的反撲。究竟,什麼時候人們才會記取教訓呢?

[1]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琉球國王尚寧得知村山等安在籌備來臺的消息後,馬上在 1616 年派遣通事告知福建官方,並留下了「邇聞倭寇造戰船五百餘隻,本年三月內恊取雞籠山等處,竊思雞籠山雖是外島野夷,其咽喉門戶,有關閩海居地,藉令肆虐雞籠,則福省之濵海居 民焉能安堵如故。」的重要紀錄。(轉引自陳宗仁,〈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23:3(臺北:2016),頁 17。)

[2] 陳宗仁,《基隆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

[3] 原文為「土番識風草,此草生無節,則週年俱無颱,一節即颱一次,二節二次,多節則多次,今人亦多識此草。」

[4] 原文為「風草,土番識之。雲春生無節,則經年無台風,生一節即台一次,多一節則多一次,甚為奇驗。土人呼為蘆竹草。幹似蘆高丈許,葉長尺餘,有穗可為帚。葉上有橫紋如指甲痕者,土人又云,葉上無紋即無台,有一紋主台一次,以此驗台也。」

[5] 《臺灣府志》的原文為「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颱。颶常驟發,颱則有漸。颶或瞬發倏止,颱則常連日夜,或數日而止。大約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颱。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接連累月,俗稱為「九降風」;間或有颱,則驟至如春颶。船在洋中,遇颶,猶可為;遇颱,不受也。」。可以想像,當時的人們是以風向的變異來判定季節的轉換,更藉此區分「颱」和「颶」發生的時節。

參考資料

  1. 朱瑪瓏,〈近代颱風知識的轉變——以臺灣為中心的探討〉,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2. 周明德,〈台灣的颱風警報濫觴〉,《臺灣風物》,2004 年 9 月。
  3. 陳宗仁,〈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2016 年 9 月。
  4. 蔡昇璋,〈日治時期臺灣的颱風災害與防救災措施〉,《臺灣文獻》,2009 年 12 月。
  5. 戴雅芬,〈臺灣天然災害類古典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2。
  6. 陳宗仁,《基隆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
  7. 冀家琳,《臺灣的颱風》,臺北:冀家琳,2017。
  8. 《臺灣日日新報》
  9. 吳亮衡,〈是福還是禍:臺灣歷史上的颱風與颱風假〉,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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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衡

自認為不是一個很勤學的90後府城囝仔,畢業於台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喜歡沉浸在「為什麼?」的思辨之中,憑藉著對於理想世界的執著,當遇到對的人、對的價值,就會想要拼盡一切地維護這種得來不易的浪漫。最大的目標是把眼前看到的、身邊使用的、甚至是精神上習慣的臺灣史寫成一篇篇有溫度的尋「臺」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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