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者杜聰明:暗殺袁世凱的醫學生,臺灣史上第一位醫學博士的奮鬥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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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 年 2 月 12 日,大清帝國最後一任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奉隆裕皇太后頒布了《清室退位詔書》,詔書中除了宣布退去帝位,更表明了袁世凱將成為北方政權的合法繼承人。原先以為中國終於可以擺脫長達數千年的帝制,殊不知,掌握實權後的袁世凱卻想方設法地重回帝制。

就在袁世凱的野望日益彰顯的同時,隔了一個海峽的臺灣,有一群對祖國懷抱熱情的臺灣青年自認無法坐視不管,這群人嚮往祖國的革命運動,決心為祖國的未來盡一份心力。

這群青年們經由日本抵達滿洲,悄悄地來到中國,試圖將自行培養的霍亂病源體放入袁世凱的飲水中使其「駕崩」。可惜的是,到了北京他們才發現,自來水廠的戒備森嚴,根本無從下手,這次的暗殺行動以失敗告終。

當時前往暗殺袁世凱的青年們,幾乎都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高材生,像是蔣渭水、翁俊明、蘇樵山等,在這群人中,成績最好、也有實務經驗的就是「杜聰明」,他也是培養出霍亂細菌、且親自前往北京執行任務的人之一。

出生於清治末期的杜聰明,從小聰慧好學,他以榜首的身分考上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在 21 歲那一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後,隔年便獲得前往京都帝國大學深造的機會,歷經了無數的日夜,在 29 歲時獲得博士學位,也成為臺灣第一位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的人。

儘管已經獲得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的頭銜,也在同一年順利成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教授,但好學的杜聰明始終沒有放棄精進醫學研究的機會。在臺北帝國大學的資助下,杜聰明在 1925 年踏上了留學歐美的道路。這一去,就是兩年半。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日刊一週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5,頁 146。

在這兩年半的旅途中,杜聰明先後抵達日本、美國、英國、德國與法國等地,除了觀摩歐美各國的醫學設施以外,也不忘拜訪當時著名的教授級人物,期望藉由這種跨國交流,反思臺灣醫藥、病理學的狀況。

有趣的是,杜聰明在美國訪問時,突然接到臺灣總督府任命他代表日本政府參加 1926 年 7 月在費城舉辦的世界麻藥教育會議(First World Conference on Narcotic Education)。接獲這項重責大任的杜聰明,便以「臺灣的鴉片問題」為題目,用他那流暢的英語演說能力,向與會的各國代表們介紹臺灣當前在解決鴉片上癮者的醫療經驗。

杜聰明提出以鹽酸、嗎啡為主的「漸禁斷療法」,來代替直接斷絕鴉片的「禁斷療法」,以減輕患者毒癮發作時的痛苦,有效解決鴉片成癮的狀況。此次發表毒品的研究成果撼動了國際醫學界,這個另類的臺灣經驗亦成為各國焦點,當然,也讓日本在國際醫藥研究界內扳回了不少面子。

回臺之後,杜聰明除了向臺灣總督府報告此行的成果之外,更與得意門生邱賢添等人在同鄉好友施乾所設的愛愛寮(乞丐收容所,收容者中有鴉片上癮者)裡替鴉片、嗎啡上癮者進行治療。他們透過累積案例和研究調查,持續改善醫學配方,幫助上癮者成功戒除毒癮。

不料,1929 年一份來自臺灣民眾黨的電報,再一次敲響了臺灣總督府鴉片政策的警鐘。

從文中「日本政府這回新特許臺灣人吸食鴉片,乃是人道上的問題,違反國際條約。對右記政策的遂行,請速速阻止之」的強烈字句,不難窺見當時民眾黨人對於重開鴉片特許政策的不滿。(Source:作者不詳,〈民黨反對阿片發給國聯電報 有回電己配達了〉,《臺灣民報》,1930.01.11,2版。)

正因為國際聯盟長期以來關注於世界各地的鴉片問題,當這一封來自殖民地臺灣的電報出現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的案桌上時,1930 年的臺灣再一次成為遠東鴉片調查團的考察對象。[1]

1930 年 2 月 18 日國際聯盟派遣遠東鴉片調查團在臺行程。(Source:「極東阿片調查委員會報告及阿片協定ノ會議招請ニ關シ警務局長ヘ回答」〈自昭和四年至九年國際聯盟關係(阿片)〉,《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3019025。)

為了因應隨時可能到來的國聯鴉片調查團,臺灣總督府隨即於 1 月 14 日頒布「臨時阿片癮矯正所規程」,命全臺各地地方政府增設「更生院」,作為勒戒毒癮之用,其中,位於大稻埕的「臺灣總督府臺北更生院」便是杜聰明常年研究鴉片毒癮的重要研究場域。

根據杜聰明的〈臺灣阿片癮者之統計的調查(第8報告)〉,自 1930 年臺北更生院成立到 1946 年 6 月 10 日最後一位患者出院,一共有多達 11,498 名鴉片癮者與麻藥中毒者,除了讓患者們接受現代化的醫療照顧,杜聰明的研究團隊也在「治療」與「研究」兼顧的狀況下,發表了數十篇影響後世甚深的調查報告。

除了毒品的治療,杜聰明同時也是培育臺灣蛇毒研究的先驅。

杜聰明的研究團隊不僅成為毒物研究的專家,對於臺灣特有的熱帶醫學研究也是不遺餘力。以蛇毒為例,研究團隊歸納出專屬的治療方法、血清,甚至也將蛇毒的成分作為藥品的材料(例如:鎮痛劑)。

在杜聰明的引領下,許多優秀的臺灣人也加入這樣的研究行列,其中一位弟子便是曾經和杜聰明投身於鴉片研究、最終卻以研究蛇毒的論文獲得京都大學博士學位的邱賢添。

(Source:〈邱賢添氏が 醫學博士に 臺灣の蛇毒研究で〉,《臺灣日日新報》,1934.02.28,7版。)

除了在熱帶醫學的成就,杜聰明也致力於中醫與西醫的結合。

爬梳杜聰明過往的回憶錄可以發現,儘管他認為中醫是不科學的,必須加以科學化,但他並不主張要將醫藥分離,換句話說,作為一位研究者,杜聰明從未直觀地認為西醫有效而中醫無效,反倒是企圖運用實際的研究成果,打破一般人對於中醫的迷信成分,進而保留有效的中醫藥品。

(Source:作者不詳,〈杜博士が 漢醫醫院の設立計畵 林嵩壽及其他有志が 一切の費用を寄附する〉,《臺灣民報》,1928.07.01,12版。)

綜觀杜聰明的一生,擔任過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臺大醫學院院長,同時也成為戰後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的創辦人,但可別因為這樣,就以為杜聰明只有在醫學圈內發光發熱。

在日治臺灣政治發展史當中,杜聰明也曾經佔有一席之地。正因為杜聰明頂著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又致力於根治臺灣人的鴉片困擾,1930 年由《臺灣新民報》主辦的「模擬選舉」中,杜聰明成為被提名的候選人之一。

(Source:〈請看被選者得票數! 形勢尚未可樂觀!〉,《臺灣新民報》,1930.12.06,5版。)

從一位熱血青年到影響臺灣病理學的研究者,杜聰明並不以「臺灣第一」自居,反倒強調「樂學至上,研究第一」、「欲先人醫者,必先為人也」。或許,這種為社會無私的奉獻精神才是所有研究者真正應有的態度吧。

[1] 實際上,早在 1910 年以前,臺灣的鴉片問題就已經備受國際聯盟關注, 1928 年的時候遠東鴉片調查(考察)團也已經來臺調查,只不過該次的調查結果並未能讓蔣渭水等有志之士滿意。當 1929 年 1 月 8 日臺灣總督府頒布「改正臺灣阿片令施行規則」後,等於是重新發放許可證給鴉片吸食者,對此,臺灣民眾黨人選擇利用電報的方式,讓國際間注意殖民政府的這項「違反國際條約」的政策。

參考書目

  1. 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臺北:時報文化,1993。
  2. 劉明修著,李明峻譯,《台灣統治與鴉片問題》,臺北:前衛出版,2008。
  3. 林淑慧,〈醫學訪察的記憶:日治時期杜聰明歐美之旅的敘事策略〉,《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1(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0,頁1-38。
  4. 許宏彬,〈臺灣的阿片想像:從舊慣的阿片君子,到更生院的矯正樣本〉,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5. 《府報》
  6. 《臺灣人事鑑》
  7. 《臺灣民報》
  8. 《臺灣日日新報》
  9.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10.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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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衡

自認為不是一個很勤學的90後府城囝仔,畢業於台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喜歡沉浸在「為什麼?」的思辨之中,憑藉著對於理想世界的執著,當遇到對的人、對的價值,就會想要拼盡一切地維護這種得來不易的浪漫。最大的目標是把眼前看到的、身邊使用的、甚至是精神上習慣的臺灣史寫成一篇篇有溫度的尋「臺」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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