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時代給了我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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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高特列柏(Anthony Gottlieb)著,劉維人譯,《被誤讀的哲學家》,臺北:麥田出版,2018。
作者: 安東尼・高特列柏

比較早期的盧梭,可能會覺得死後能夠與伏爾泰葬在一起相當光榮。當他三十出頭時,伏爾泰五十出頭,盧梭相當欽佩這位長輩寫的作品,在一封寫給伏爾泰的信上滿是溢美之詞。

盧梭一開始與《百科全書》的作者群似乎處得很好,他受邀撰寫音樂的條目,還跟狄德羅交上朋友。一七四九年的某一天,他前去探望因顛覆性文字下獄的狄德羅的途中,覺得頭暈便坐在樹下休息,此時突然出現一個改變他一生的天啟。盧梭看見一張第戎科學院(Academy of Dijon)的論文競賽廣告,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知道答案。

學院的題目是:「藝術與科學的復興是否有助於道德淨化?」盧梭認為文明社會是破壞一切美德的元凶。當時的知識發展提供了很好的例子,這些知識造成的傷害總是大於幫助。

後來這個想法成了盧梭的哲學基礎,不但讓他與伏爾泰和狄德羅身邊的知識分子不再志同道合,而且似乎直接與這些人對立起來。正如盧梭在論文的序言中指出,他抨擊的對象就是那些「當代最受敬重的一切思潮……但我已經決定自己的立場,完全不想討好……那些隨波逐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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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紀中葉,伏爾泰以及許多人都聲稱世上有一些地方已經「受到高度啟蒙」。事實上,正如某位晚近歷史學家所言,啟蒙知識運動的典型特徵之一,就是當時的人們「認為自己活在一個開明的時代」。

雖然盧梭對此相當不滿,但伏爾泰和他周圍的人都認為生在這個時代很幸運。伏爾泰曾在一本談論路易十四時代的書中表示,「我們在這個快樂的時代中……看見人類心智出現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從培根、伽利略、笛卡兒一路演進下去,孕育出「史上最為啟蒙開明的時代。」

在一七五一年開始陸續問世的《百科全書》中,有很多文章都將該時代稱為「充滿智慧之光」的「哲學世紀」。約莫二十年後,另一位作家更熱情地說這個時代的「理性帝國,每一天都不斷擴大著疆域」。

編纂《百科全書》的狄德羅。(Source:Wikipedia

狄德羅的副主編達朗貝爾為《百科全書》寫的《百科全書序論》(Preliminary Discourse)後來成為啟蒙運動的行動宣言。它列出啟蒙運動的重要名人,並指出培根、笛卡兒、牛頓、洛克都是「人類應當追隨的重要天才」,這些天才的協助讓人類得以克服「大量偏見」,推翻「盲目的崇古思維」,謹慎蒐集各種事實,最後得以拋棄一切宏大的思想體系。

笛卡兒開創了重要的懷疑態度(雖然他對於「先天」的概念有點偏離正軌);牛頓讓自然哲學擁有穩固的實驗基礎;洛克則指出心智的運作機制與極限,對哲學做出牛頓等級的重大變革。

不過達朗貝爾倒是對萊布尼茲褒貶參半,雖然他以卓越的方式證明許多問題的「過去所有答案都不夠適當」,但卻「不僅滿足於提出懷疑,而是希望消除一切懷疑」,結果在還不成熟的時候,就自己造出了一個宏大思想體系,裡面有很多概念都不太可信,對人沒什麼幫助。

狄德羅曾用一篇文章解釋《百科全書》想完成的目的。他在文章中強調謹慎地思考有多麼重要:「如果事情的發生有理由,我們指出理由時就得務必小心;必須先確定原因,才能指出原因,必須先確定結果,才能指出結果……我們必須讓人們時時質疑,並且願意等待……我們之所以引進「哲學精神或懷疑態度」,就是為了讓人「甩開身上的權威枷鎖」,因此如果只是以新教條取代舊教條,這項偉業必然失敗。

《百科全書》中的「哲學思想家」(Philosophe)條目,更是進一步闡釋了這些抱持懷疑的思想家對自己的看法,以及對人們的價值。這個條目將現代的「哲學思想家」與古代那些「愚蠢地想要拒絕心中激情」的斯多噶智者拿來對比。真正的「哲學思想家」即使聽從理性的引導,也不會試圖消除自己的情緒,他們知道這種事不可能成功,所以反而會「努力不被情緒控制,從情緒中獲得益處,尋找利用情緒的合理方式……」

1751 年版《百科全書》的扉頁。(Source:Wikipedia

人類心智的弱點一直是這些「哲學思想家」關注的核心議題。他們景仰的先進洛克,以及貝爾與休謨這兩位他們的後輩也都一直不斷關注這個主題。有鑑於此,如今把這些人的全盛時期稱為「理性的時代」(the Age of Reason),其實有誤導之嫌。

從宗教保守派的觀點來看,哲學思想家這樣的人的確過份強調理性推論,經常在不該提問的領域提出難解的問題,因而侵犯了信仰的領域。但在哲學思想家眼中,他們的問題應該都是必須提出的合理問題,而且他們提問時都知道人類的智力有其極限。

照這樣看來,他們的時代應該換上一個不那麼時髦,但比較切中要旨的名字,叫做「努力變得更講道理的時代」(The Age of Trying to Be More Reasonable)才對。

「哲學思想家」之間的共通性,是討厭人們過分尊崇傳統、正統觀念、聖經經文以及宗教教條,因為這些已被證實阻礙知識進步,妨害人類幸福。

舉例來說,他們發現牛痘似乎對天花有用,便開始推廣接種牛痘。伏爾泰在這個運動中有很大的貢獻。但這個新療法在當時遭到大量的神學論述反對,這些論述認為它干預了上帝的意志,從而降低人類對上帝的敬畏。在一七二〇年代的法國、英國和新英格蘭殖民地,宗教保守派都認為天花是件好事,因為上帝隨時可以用天花來懲罰人們的罪,人們就會敬畏上帝。

不過英國對於接種的接受度倒是比法國好一些:當伏爾泰指出它可以拯救成千上萬法國人的性命時,有人就用「只有被英國那種荒謬說法影響的無神論者,才會為了不確定的效益,去傷害我們的國家」這樣的話來試圖勸阻他。

的確,當時接種的科學效力並不像伏爾泰想的那麼穩固,與日後取代它的疫苗接種不同,反而有一定機率讓原本不會得到天花的民眾染病。某些在法國反對接種的人是科學組織成員,這些人的反對不無道理,但伏爾泰與那些「哲學思想家」的論點也同樣有力:他們認為在文明社會中,神學不應該干涉醫學。

伏爾泰。(Source:Wikipedia

那些法國啟蒙時代的名人,雖然都嚮往新的思維方式,卻經常在許多主題上意見相左,例如宗教。霍爾巴赫男爵和(晚年的)狄德羅是無神論者,而伏爾泰與大部分的成員卻依然相信上帝。在政治立場上,這些人的差異也很大,幾乎沒有任何政治系統或政府體制,能夠獲得他們的廣泛支持,在政策意見上也沒有共識。伏爾泰甚至並不認可自己提出的政治方案。某些「哲學思想家」熱中於推廣商業,某些則認為大量農業的社會比較安定。某些人提倡公眾教育,某些人則不認為這有什麼意義。

如果我們將「啟蒙」的意義進一步擴大,不要僅限於「哲學思想家」與相關人士的行為,那麼啟蒙時代的意見多樣性甚至會變得更高。廣義的「啟蒙」是一個有點難以清楚劃界的知識運動,世界上許多不同角落的先進思想家都是其中的成員。在典型的「啟蒙時代」文選裡面,最老的作家生於十六世紀晚期,最晚作家的直到一八三〇年代依然活著。當然,這種膨脹版本的啟蒙時代概念,會讓人一不小心就誤解裡頭的思想家。即使只是有些人的想法出現錯誤或遐疵,整群人還是會被貼上同樣的標籤。

正如某位歷史學家所言,「擴張版本的啟蒙概念囊括一切現代事物,以及西方文明的所有東西,因此人們會認為這個概念要為世界上的各種錯誤負責……」我們自詡為啟蒙時代的後代,所以很容易把各種問題都怪罪在過去的思想家身上。現在的人是不是有時缺乏人性?一定是啟蒙時代那些冰冷的理性主義的錯。

在歷史上,人們多次認為啟蒙運動必須為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政治負責──儘管盧梭也有責任,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反對那些「哲學思想家」──也認為後世的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錯誤的精神醫療、經濟剝削、性別歧視、物種滅絕、魯莽的烏托邦政策、環境破壞等問題,都與啟蒙運動有關。大家都知道沒有任何一位十八世紀的啟蒙大將會支持或容忍上述惡行(性別歧視除外),卻依然聲稱其思想在某種意義上為這些事奠定了基礎,或者影響了那些行為人。

深具影響力的思想史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就認為某些「哲學思想家」中有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種子。雖然他寫道自己不能指控「任何一位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直接催生了威權主義、恃强凌弱,或者最終的極權主義本身」,但也強調「後世詮釋這些思想家的人,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的確導致了一部分的問題」。換句話說,如果幾十年後有人自稱是你的信徒,曲解你的理念,你就得為此負部分責任。

柏林指責啟蒙運動產出一些會被曲解的概念,提出某些過度誇張的方案,四處鼓吹樂觀主義,以及訂定難以達成的目標。他認為在一個並不完美、經常出錯的世界中,這樣的態度實在太過天真。柏林在某封信中,表示自己認同「哲學思想家」的精神:「這些思想家……有效地打擊了人們的迷信、無知、殘忍行為、黑暗狀態、宗教教條、過去傳統以及各種形式的專制暴政,我因此非常尊崇他們。」但這些偉業顯然不能滿足世上的每一個人。當代就有一位能言善道的評論家和盧梭一樣超級悲觀,他說,「啟蒙時代留給我們的……是一個由心計與惡意所統治的世界,它無法以人類的心智理解,而且處處充滿毀滅性的荒謬。」

以撒.柏林。(Source:BIOGRAPHY

二十世紀有一種觀點,認為雖然「哲學思想家」具有高貴的動機,但啟蒙運動卻造成了某些可恥或愚蠢的結果。這種觀點非常普遍,甚至寫進了《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之中。從一八九一年與二〇一〇年之間,該詞典的「啟蒙」條目都是這樣的:

  1. 啟迪思想的行為;被啟迪的心智狀態……
  2. 有時候……用於指稱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或其他試圖連結前者的人,所抱持的精神與目標。它可能讓人產生淺薄而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心態,或者對傳統與威權的無理輕蔑等等。

也許盧梭無論用任何方法,都無法融入當時的文明世界,甚至融入任何時代的文明世界。他可能稱讚過古代的斯巴達(Sparta),但從未活在那種社會,他的想法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思古幽情。即使他知道十八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完成了哪些微小而確實的成就(借用以撒・柏林的清單:這些人戰勝了「人們的迷信、無知、殘忍行為、黑暗狀態、宗教教條、傳統思維以及各種形式的專制暴政」),可能也不會改變對這群人的看法。畢竟到後來,有些批評家顯然可以看見這些先人的功勳,卻仍舊不買帳。

這些反對啟蒙時代的人簡直就像《萬世魔星》(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1]裡的猶太人民解放陣線(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of Judea)領袖(由約翰.克里斯[John Cleese]飾演),太過遲鈍的腦袋看不出國家被羅馬人占領之後帶來哪些好處:

這些傢伙把我們榨乾了,混帳!他們拿走了所有東西……然後給了我們什麼!?
嗯,輸水高架渠(aqueduct)?
是沒錯。他們給了我們這個……
還有下水道……
好吧。我同意羅馬人蓋了高架渠和下水道,但只有這兩個而已。
還有道路……灌溉系統……醫學……教育……葡萄酒……
好啦,那除了下水道、醫藥、教育、葡萄酒、公共秩序、灌溉系統、道路、自來水、公共衛生以外,羅馬人又為我們做了什麼

當然,知識分子並沒有建造哪座高架渠、鋪設任何道路,或是釀造葡萄酒。和「哲學思想家」較為相關的進步是在健康與教育方面,儘管很難找到有哪些書直接促成公共利益的提升。啟蒙運動最確實的貢獻是削減了宗教權威的力量,讓宗教不那麼容易干預人民的生活,甚至結束人的生命,並促使宗教之間彼此容忍、促進科學進展,以及逐步拆解那些過於封建而太不民主的政治制度。雖然我們很難知道哲學家實際上對這些事情有多大影響,但不得不承認本書提到的十八世紀思想家和他們推崇的十七世紀先進,的確在這些戰場上選擇站在正確的一方,可能還幫助他們打了勝仗。

不過盧梭的後人與伏爾泰的後人,還是永遠有仗可以打。人類追求的科學知識以及某些啟蒙時代的其他目標,究竟會不會產生盧梭所說的副作用?達朗貝爾對此有段聰明的答辯:

我們不會怪罪盧梭把教化人心的功能,與濫用這些功能的惡果搞混,畢竟他一定會說這兩者永遠形影不離。但我們會請他仔細看看,大多數他所說的那些惡果,究竟是科學與藝術造成的,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因導致的。這些原因得花很長的時間才能仔細列舉出來……總之,即使承認人類知識具有某些缺點(這並非我們原本的意圖),我們還是很難相信摧毀這些缺點會帶來任何好處。摧毀之後,我們體內的邪惡依然存在,而且還會變得無知。

換句話說,也許啟蒙時代的結果真的像盧梭說的那麼糟。但如果這些進展沒有發生,世界會不會變得更糟呢?

在萊布尼茲的寓言裡面,高階祭司泰奧多勒斯能夠在無限宮殿中看見世界的每一種可能發展;然而我們不是泰奧多勒斯,不會知道如果某些事件沒有發生的話,世界可能變成怎樣。

如果笛卡兒當初沒有找那個路人一起解答弗萊明語的謎題,沒有做那個「偉大科學」栩栩如生的夢,世界會變得怎樣?如果萊布尼茲當初接受了大學教職,沒有在歐洲到處跑,沒有一直生出各種點子,對各地領主推銷他的計畫,世界會變得怎樣?

如果休謨的商人生涯一切順利,牛津大學沒有拒絕頒給洛克醫學博士學位,霍布斯也沒有對伽利略的研究成果過度樂觀,沒有迷上歐幾里得幾何學,世界會變得怎樣?或者,如果史賓諾沙一輩子待在猶太集會堂,世界又會變得怎樣?

我們這個世界也許不是最好的可能世界,但這些探索先鋒的努力,讓世界變成了一個充滿知識冒險的場域,更讓我們如達朗貝爾所言,變得沒有那麼無知。


[1]譯注:英國喜劇團體蒙提.派森(Monty Python)的諷刺喜劇片。劇中的主角布萊恩被誤認為救世主,誤打誤撞加入反抗羅馬人的組織,並獲得人民支持,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升天。電影極為尖銳地調侃基督宗教、革命組織以及左派政治,是早期惡搞喜劇的名作。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被誤讀的哲學家》:

西方哲學至今有 2500 年的歷史,
但大部分的進展都源於兩次大爆炸的黃金時代:
希臘時代,以及啟蒙時代。

作者安東尼・高特列柏將帶領讀者從 1630 年代,
一路到法國大革命前夕,
看這 150 年來歐洲歷經了哪些哲學演進:
從霍布斯、笛卡兒、史賓諾沙、洛克、萊布尼茲、
貝爾、休謨、伏爾泰、盧梭等人的故事,
看現代哲學是怎麼誕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