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誰負責?除了四人幫,被害的「走資派」也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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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距今已經 53 年了,這場政治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除了大批知識份子和平民百姓遭受迫害、家破人亡之外,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打擊,劉少奇被折磨致死,鄧小平則被流放江西。1981 年 11 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記載:「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我認為,毛澤東對於這場空前的浩劫當然要負最大責任,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除了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等人大力推行極左路線、整肅大批黨政幹部之外,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也要對文革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連受群眾擁戴和官方稱頌的周恩來總理,也參與了對同僚的鬥爭和迫害。

可以說,劉少奇、鄧小平等既是文革的受害者,又是文革的加害者。

然而,目前檢討文革的文章,除了探討除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之外,很少著重於其他領導人應該對文革負的責任──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究竟是什麼樣的角色?他們做了什麼使運動的發展愈演愈烈?

研究文革這段極為複雜的歷史,應採取「宜細不宜粗」的方法,仔細探討當時中央領導人的角色與作為,才能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認清真相的基礎上總結文革的歷史教訓。

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在寫大字報批判劉少奇(Source: wikipedia)

劉少奇對黨內同志的批判

從 1966 年 3 月 4 日到 4 月 8 日,在鄧小平、彭真、葉劍英的共同主持下,來自軍隊不同部門的 42 名高級幹部開會批判羅瑞卿。而羅瑞卿由於不堪忍受對其個性和行為的殘酷批判忍抨擊,在 3 月 18 日試圖自殺。3 個月後,劉少奇向黨外知名人士做了十分冷酷的報告 [1]

「此時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層樓跳樓自殺,受了點傷,沒有死,現在住在醫院裏。本來,自殺要有點技術,應該是頭重腳輕,他卻是腳先落地,腳壞了點,頭部沒有傷。(鄧小平:就像女跳水運動員那樣,跳了一根冰棍)他的這種行動是嚴重地對抗黨······毛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會開會期間從電話中得知了這一消息。他的直接反映是問:『為什麼跳樓?」接著評論道『真沒出息!』」

在接下來的會議上,羅瑞卿的批評者持續對著他坐過的空椅子,喋喋不休地抨擊。羅瑞卿幹了一件對其敵手有利的事情;他企圖自殺,讓那些即使對其罪名有懷疑的人,也安撫慰了自己的良心,因為羅既然可以用自殺的方式背叛黨,那他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背叛黨。

4 月 12 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致信毛澤東,告訴他對羅瑞卿的審查已經結束,有關「錯誤」的報告已經起草完畢,而這是彭真在重蹈羅瑞卿的覆轍之前進行的最後一次官方活動。但是,被批鬥的老黨員不只羅瑞卿和彭真。

文革開始後第七天(1966 年 5 月 23 日),劉少奇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判朱德。[2]

朱德首先被責令檢討「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接著,朱德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即「二十年代井岡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七大』」的問題。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先後發言和插話。

陳毅:「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

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

陳毅:「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

朱德為自己已辯解:「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周恩來先自我批評,然後批判朱德:

「1937 年底到 1938 年武漢時代,這都是路線性質的嚴重錯誤。當然還有其他錯誤。解放後還犯過反冒進錯誤等等。這幾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於朱德同志的賬那就更多了。從井岡山一直打到梅縣,都是盲動主義、軍閥主義、流寇主義,立三路線,你也犯了,然後是王明路線4年,然後又是洛川會議。那時王明沒有回來,那還不是反對毛主席,你沒有領導?」......

......「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義,就是有錯誤嘛。」」

1928 年,朱德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乃是紅軍之父。

而周恩來、陳毅等人均與朱德同為革命老戰友、數十年生死與共的同袍,對朱德的批判仍然尖刻激烈──陳毅無端指責朱德要搞政變;周恩來明知朱德已經八十歲了,路都走不動,軍權更長期被毛澤東架空,根本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還要說他是「定時炸彈」。可見在當時共產黨內高層為了圖自保,不惜對同僚落井下石,革命情誼的淡薄也就可見一般了。

此時劉少奇、鄧小平還不知道他們很快就會成為文革的鬥爭對象,所以心存僥倖,企圖將鬥爭的鋒芒引向別處──透過批鬥自己的同僚,來證明自己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或許在他們看來,只要不與毛澤東正面衝突,毛澤東也無法奈何他們。

文革時期批評劉少奇、鄧小平的宣傳畫(Source: wikipedia)

劉少奇向學校派「工作組」

在鄧小平宣布了中央對「彭羅陸楊」處理的決定,一致通過後不久。北京許多高等院校,都掀起了矛頭指向「校黨委」的「大字報運動」,甚至新北京市委機關裡,有人貼出了新任第一書記李雪峰的大字報。同時間西安交大、湖北大學、武漢水運學院也發生類似情況。

6 月 3 日,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決定立即向各高等院校派「工作組」。但 6 月 7 日,毛澤東曾從杭州作電話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

當時劉少奇打算效法毛澤東,用 1957 年「反右運動」時的辦法,來鎮壓鬧事學生。[3] 劉少奇將反對「工作組」的學生稱作「右派」,當師大一附中何方方等七同學貼大字報,反對「工作組」,劉少奇召集師大一附中「工作組長」和參加「工作組」的幾個同學談話,包括他的女兒劉平平。劉少奇告訴平平,反對她的人就是敵人。他說:

「鬥爭中的中心問題爭取多數群眾,現在不能鬥劉超(該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總支書記)。內部不一致嘛!不一致就鬥。」

「出現了說你(指工作組長)是黑幫的大字報,證明內部不一致,證明他們(指貼大字報的七位同學)對運動不滿。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

「你是組長,你是核心人物,這張大字報就是不要你來領導。現在人家向你進攻,人家向你採取攻勢了。敵人出洞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先爭取與劉超合作的學生,這是子彈,這七個人是地下的後盾。」[4]

其實劉的邏輯,正是 1957 年反右後對付異議者的慣用手法。

反右以後,「所謂黨的領導,不是空洞的,而是具體的;承認黨的領導,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必須落實為「以具體的黨組織為核心」[5],「因此,反對黨的組織負責人,也就是反對黨組織;反對共產黨,就是反對人民。」[6] 後來,就據此而規定了劃分「右派」的標準。那麼,學生既然敢於批評和反對工作組長,自然就是反黨了。

紅衛兵們在教室揮舞著《毛語錄》
(Source: wikipedia)

毛澤東的回應

彼時許多院校裡仍然一片紛亂,許多學生公然攻擊「中央八條」,是束縛革命群眾的「條條框框」;他們攻擊「工作組」包庇黑幫壓制革命,揚言要從工作組手裏奪回文化革命的領導權。[7] 6 月 20 日前後,北京三十九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組」都被學生驅趕。

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等人指示工作組進行反擊。從 6 月下旬到 7 月中旬,各院校工作組都大力進行「反干擾」,把一些學生和教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或者「反革命」。不少人被整得神經失常,甚至有人自殺身亡。

1966 年 8 月 5 日,毛澤東對此評論:「在 50 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8]

由此可見,劉少奇在文革中遭受百般凌辱,被折磨致死,確實是文革的受害者,不過劉少奇對文革的惡性蔓延確實難辭其咎的,他可能囿於階級鬥爭的慣性思維,但為求明哲保身,對同僚和參與文革造反的師生大加撻伐,也同樣傷害了不少無辜的幹部和群眾。

1981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和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以來黨的重大歷史事作出總結和評價。在該《決議》中,對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評價甚高:「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

其實,周恩來雖然保護過一些幹部和民主人士,但這是在毛澤東的授意下進行的。這些被他保護的人,都是毛澤東不欲打倒的;至於毛澤東要打倒的人,周恩來不但不會去保,而且還會加以整肅。

1966 年 5 月,中央成立了專案組,這是與中央文革小組並列的機構,直接對毛澤東負責。[9] 這些專案分組的負責人雖然有所變化,但是周恩來卻一直擔任這個總負責人,直到去世。[10] 中央專案組在其成立之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搞了不少類似的專案組,存在期間,辦了大量大大小小無數冤假錯案,周恩來作為這些專案組首要負責人當然要負最主要的責任──對於那些被打倒的高層人士,都必須有毛澤東、周恩來的簽字批准。

例如:劉少奇是毛澤東文革運動當中首要被打倒之人,周恩來對此心知肚明。然而,周恩來對劉少奇的處理是相當嚴厲的,劉少奇先在自己家中被隔離、劃地為牢,再交由「群眾」批鬥,隨後受到中央專案組的審查;以至後來劉被定罪為「叛徒、內奸、工賊」,轉移到河南開封後就死於當地。周恩來對於這些事件都有無可推諉的責任。

文革的歷史評價

如今文革已經過去五十三年了,不僅年輕人對文革的歷史認識模糊,連經歷過文革的老年人,都對文革的歷史認識產生不少偏差。大眾很大程度上是受到 1981 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影響:「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

林彪(Source: wikipedia)

這樣,似乎只有毛澤東重用過的林彪、江青集團在文革期間犯下了禍國殃民的罪惡,與其他領導人無關。

不少人未能接觸原始史料,遂將文革歷史簡單化,以為只有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等應對文革的災難負責,而很少人注意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受文革壓迫者,同樣要對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負責。他們都曾對運動的發展推波助瀾,對被毛澤東打倒的幹部不加援救,甚至倒推一把。

當然,單純指責這些人缺乏道德勇氣或「身不由己」,是粗疏的解釋。要防止出現文革這樣的歷史悲劇,必須在重新審視歷史真相的基礎上,探討促成文革的深層原因,才能理解在當時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支配下,為何幾乎全中國的中央首長或幹部群眾,幾乎所有人都參與了這場政治運動,其中不少人有意無意中說了不少違心話,參與了對別人的揭發、批判和迫害,留下了歷史的污點。

繼續閱讀: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毛澤東是否曾一度權力旁落?

[1] 據馬若德(Roderick Mac Farquhar)《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記載。

[2] 筆者從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朱德紀要〉中讀到的。

[3] 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

[4] 我從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找到一份〈劉少奇鄧小平六七月間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從這份文獻可以看到劉少奇當時的打算。

[5] 吳傳啟,〈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中國青年》,1957 年 13 期。

[6] 疾風,〈反對黨的某一個組織就不是反黨嗎?〉,《中國青年》,1957 年 18 期。

[7] 據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介紹。

[8]〈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9] 據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記載。

[10] 專案組下設四個分組,分別有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和安子文負責,而周恩來就是這些專案組的總負責人。

馮 天樂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文學士(榮譽)、香港浸會大學中國文學、語言及文化文學碩士(優異)、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熱愛文學創作,撰寫時事評論,相信歷史教育乃提高國民素質之不二法門,研究興趣為毛澤東思想、中國現代史及中共黨史。
馮 天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