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派與國家主義,為何在全球各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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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伯雍

當選美國第 45 任總統的川普,是 2016 年全球政治中最受注目的一隻黑天鵝。

與此同時,大西洋另一端的法國,極右派的代表勒龐(Marine Le Pen)雖然並未在今年法國總統大選獲得勝利,然而卻也獲得 1 千萬的選票。在全球經濟發展遲緩的總體環境下,極右派勢力快速的崛起、國家主義盛行,似乎勢不可擋,自 90 年代加速的全球化,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障礙。

在這個時代,我們該怎麼理解、回應這個右派崛起、以及全球經濟發展遲緩的年代?

川普當選美國第 45 任總統(Source: Michael [email protected]

右派 [1] 為何興起?

根據投票結果分布可以得知,川普當選的主因乃是中西部地區「美國基層人民的怒吼」。造成這個投票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全球化帶來的競爭,所導致的失業問題

二、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導致貧富差距逐漸擴大

2009 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的整體經濟環境雖然在緩步復甦,但大體上,仍然沒有金融海嘯前來的健全。在這個經濟結構下,外來移民,不論是合法或非法的,都讓美國民眾益加感受到在尋找工作的困難程度,美國底層民眾甚至開始自嘲:新一代的美國人都只能擔任「翻漢堡排」的工作。

此外,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紅利多半流往大型跨國公司,在經濟紅利分配不均的情況下,造成了「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情況。也因此,這些大型跨國公司仍然主張國家應該要更加開放且多元,這樣才能符合企業的利益,例如高度依賴外來人才的矽谷高科技業。

基層人民對政治正確的反感

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問題,佔據主流的菁英與媒體們,彷彿視而不見,依然持續主張全球化與包容。因為經濟問題而相對剝奪感甚深的底層民眾,面對日益惡化的環境,使得他們對傳統華府菁英與主流的政治正確益加不滿。於是,基層民眾開始排斥外來移民、反對全球化,不信任傳統菁英作為,於是在政治傾向上出現右傾的一個政治格局。

法國右傾政治格局,仍然與經濟格局脫不了關係。

法國的失業率從 2012 到 2016 年,大約維持在穩定的 10%。同期的台灣與美國的失業率在 2016 年 11 月分別是 3.84% 與 4.6%。高失業率外,法國更屢次遭到恐怖攻擊。大量的穆斯林難民湧入法國,對於傳統天主教國家的法國而言,無異又是文化衝突。經濟、文化,安全,三者相加使得法國人更加排斥全球化、拒絕移民,政治上自然變得更加保守與右傾。

法國人民慶祝馬克龍當選2017年法國總統(Source: Lorie [email protected]

如何對抗民粹與右派的結合?

憤怒的基層民眾,他們的主張顯然與目前主流的多元包容扞格不入。然而,在民主社會中,憤怒公民依然有投票權,也因此他們容易成為政客的操作對象。在這過程裡,我們可以發現「民粹主義」的幽靈隱身其中。民粹主義雖然在定義上不明確,但目前學界主流的定義為「訴諸人民以反抗既有權力結構、主流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運動」。

於是,政客或極右派人士為了獲得這些選民的認同,開始使用大量煽動性的言語來博取選民的認同,激進成為右派的主旋律,不論是否為解決問題的解方,而保守的語言最後化為他們的實踐,成為了他們的政策。

仔細推敲,不難發現,極右派的許多主張其實並不合理。

以川普的經濟政策為例,他主張召回美國生產業,然而美國的高工資,勢必讓高度勞力密集產業的成本高漲,打擊美國的企業;阻擋外國人才流入美國,恐怕會讓美國引以為豪的人才優勢銳減;放棄跨太平洋貿易夥伴關係,等於放棄了國際貿易的主導權,使得美國被排除在規則制定之外。

全球化有好處、也有壞處,然而我們不應該為了壞處而全盤放棄好處,更合理的思考方向理應是:如何發現全球化的問題,進而改進壞處。

然而右派領袖不告訴我們這些,只將問題粗淺的指向全球化,彷彿只要停止全球化,經濟問題將不藥而癒。全球化帶來的工作競爭與分配不均,理應透過更合理的產業轉型、就業輔導、調整全球化的速率,和稅金制度來保護國內民眾,而非全面指責全球化。

訴諸民意本身是民主的內生性現象,然而對於公民而言,如果要避免被操控,公民的基本責任在於彼此溝通與思辨。當時局不穩、大環境崩壞時,選民的不安自然會成為政治人物操作的籌碼。

越是在這個時候,公民的彼此對話與思辨將更為重要,透過思辨,我們方能討論出真正的解決辦法,透過對話,我們方能理解出受到傷害的族群真正的核心利益為何。只有更多的相互理解與溝通,才能夠真正的解決問題,特別在這個右派興起的年代。

[1] 政治上的「左派」與「右派」的起源,源自於法國大革命時期制憲會議上的座位分配,當時代表貴族利益或立場溫和者,坐在會議的右側,而代表人民利益或立場激進者,坐在左側。於是立場較為保守的政治勢力,因此被沿稱為右派,而反之則稱為左派。

本文原載於國語日報社《中學生報》第219期(2017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