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抵抗:一段被偷藏入《列女傳》的抗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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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獺祭魚

現代臺灣曾經歷一段威權統治的時期,那段期間許多時事都是言論的禁忌,目睹時局的人們不是粉飾太平、就是噤若寒蟬。所幸,臺灣已完成民主化的過程,許多政治迫害事件也因為政府檔案解密以及當事人現身說法,真相逐漸被還原。

身處今日的我們,也許未曾經歷過那段痛苦的歲月,但仍可透過文字、聲音、影像、甚至是網路遊戲來理解與記憶臺灣所經歷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各種政治迫害。

只是在沒有民主化的時代裡,許多事涉政治敏感的議題並不容許隨意談論,甚至書寫的紀錄也會被有意抹除,特別是政權轉換的時期,此時的記錄涉及忠逆價值的絕對選擇,新朝無法容許前朝的忠臣,如果有人大膽談論或寫作相關事蹟,那麼可能很快就會被當成逆黨而遭臨大難。這些前朝「忠臣」往往歸隱山林,絕口不提往事,讓人不覺得他們存在。

明初靖難之後,傳說建文朝的大臣有部分逃出南京,隱姓埋名躲藏於各處。其中有人遠走四川,以補鍋為業。

某日,這位補鍋匠在市場上遇到一人,兩人皆露出吃驚的表情,彷彿在說「真的是你嗎」,接著雙雙落淚。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再普通不過的補鍋匠,很可能就是建文舊臣。

「補鍋匠」真人不露相,他要把建文永樂叔姪相殘的事情埋葬在心裡,不要讓人再憶起此事,更不要再牽連任何人。只是沒想到,以為自己的心已經死透的時候,竟然遇見過去同朝的故人。瞬間,忘記的事情又想起,才會悲從中來。

補鍋匠與他的朋友,是用自己的生命與靈魂來記住這段政治禁忌的史事。但隨著年歲增長,形體消滅,這些眼見為憑的歷史終將消失於人世間,再無人能憶起當日往事。

《明史》的編纂者深知類似的情況一定不少,所以特別寫下這個故事,告訴讀者這段時間並非沒有記載,也不是史家不努力還原當時的狀況,而是這些記載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是被禁止的,最終消失在歷史當中。

靖難發生數百年後,有一群人不願意像「補鍋匠」一樣,任由自己的歷史消失無蹤,所以他們利用編寫地方志的機會,使出渾身解數,把當時不能寫的禁忌隱藏到史冊中。

這段故事是發生在明清易代之際的偏關。

偏關

偏關位在今天的山西省北部,原是明代防禦蒙古的九邊之一。偏關在明初設立千戶所,調遣一批軍戶進駐此地,他們在偏關落地生根,寒來暑往地為大明王朝戍守邊疆,防備蒙古騎兵南下。

然而,地方上多數是武人,彼此是生死與共的同袍,舞刀弄槍有馬革裹屍的豪情,但要他們提筆寫文章恐怕難之又難。因此,到明末才有地方文人開始編纂地方史草稿,但緊接著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滅亡使得編纂方志的進度延宕。

順治五年底,偏關衛所的將士與大同鎮總兵姜瓖聯合,共同反清,史書上稱此為「姜瓖之變」。

只是為時不到一年,原本高昂的反清聲勢出現逆轉,姜瓖與偏關將士隨即敗北。戰亂之後,地方深陷殺戮的恐怖氣氛以及調查逆黨的戒嚴統治,人人都有可能因此遭受到牽連。

順治九年官府會集偏關儒生,商議編纂方志之事,這可以視為是地方文治的開始,同時也可以看作官府對偏關釋出善意的一年,對「叛亂者」的仇恨可能至此暫告一段落。

偏關文人雖然感覺到政治的春意,但實際編纂後卻開始遇到困難。地方志纂修都必須將地方表現傑出的人物納入列傳,當時的社會價值最推崇的就是符合忠義、節烈與孝友的人物,但涉及「叛清」的偏關,到底要怎麼選擇這些人物,著實傷透腦筋。

於是他們開始回想偏關的過去與順治五年底那場反清的戰爭。

姜瓖之變中,偏關萬家實際扮演領袖的角色。萬家從明初移居偏關,至隆慶四年家族成員萬世德中舉,官拜兵部尚書,萬家就成為偏關文韜武略的代表。但是相當諷刺是,明末李自成攻打山西以及隨後滿清入關,萬家與偏關都選擇投降,沒有為明朝盡忠而反抗。

入清以後,萬世德的孫子萬鍊與他的大嫂孫氏都為投降而後悔,因此聯絡過去的人際網絡,準備高舉反清大旗,撥亂反正。萬氏在偏關的勢力不消多說,而孫氏的父兄都曾任過邊鎮總兵,部屬都還戍守在晉北等地,若能策動將成為一股強大的反抗力量。萬鍊還找了自己的好朋友王維垣,希望他能夠策動他的兄長王維城。王維城也曾任邊鎮總兵致仕,若能得維城之助,定能增加勝算。

順治五年底,姜瓖在大同舉事,偏關萬鍊、保德州王維垣一舉響應,一時之間山西多數重要城池都重新立起了明朝的旗幟反清。只是萬鍊與孫氏可能誤判形勢,輕忽了滿清的實力,待清軍雲集晉省,情勢隨即轉變,不到一年的時間收復的城池再次陷落。

順治六年底,從大同傳來的消息讓偏關人驚慌不已。原來,滿州鐵騎重重圍住大同,姜瓖已經被部下刺殺,開城投降。清廷為了懲創這些「逆賊」,大肆屠城與破壞,全城幾無生還。這似乎預告偏關就是下一個大同。

萬鍊與孫氏不但絕望,且無限的愧疚。他們後悔自己的輕率,讓這麼多父兄與友朋死在戰場,更多的偏關人可能因此受到牽連。

是夜,萬家之宅冒出熊熊火光,這是萬家的榮光最後一次照耀偏關。能逃跑的偏關人都往蒙古方向去,萬家人多數逃往內蒙古的大青山,他們說到了大青山看見天上現出萬世德的玉帶,他們相信這是祖先的指示,於是在大青山一帶定居下來。

過沒幾天,清兵圍住偏關城,為了活命,從前與萬家友好的人不敢作聲,與萬家有嫌隙的人暗中叫好,眾人或多或少把反清的罪過歸咎於萬鍊身上。王維城為了保住家業和僅存的偏關人,宣誓支持清廷;並讓自己的兒子王彝鼎隨軍出征平叛。

正當大家慶幸局勢稍穩,不至於像大同一樣被屠城報復時,卻又傳來凶耗。

原來清軍圍攻保德州時,王維城之子王彝鼎陣亡了。據守城內的叔叔王維垣,承受不了傷心,更無法出城到兄長面前請罪。他只好走到黃河邊,投水自盡,隨姪兒同去,求兄長原諒。王維垣的兒子王翊鼎,來不及阻止父親投水,一想到自己要面對父兄的死與伯父的悲痛,也跟著跳下黃河。

王翊鼎的妻子宋氏,眼看大伯因與公公對壘而死,而後公公與丈夫都在一瞬間沒了,她實在不知道還有什麼比現在更殘忍的事情。他們究竟是在追求什麼信念,才得遭遇這種磨難?

宋氏這時只有十九歲,在她的人生閱歷中還沒有足夠的經驗讓她想這種事情。她感覺這世界已經拋棄了她,她不想要有感覺,也沒有了感覺。

幾天後,人們發現宋氏已經上吊自殺。

回想至此,偏關文人實在不忍心把萬鍊與王維垣當成「叛清」的罪人。一來他們反清實際上是表達對前朝的忠義,指責已死的將士於心不忍。再者,尚存人間的自己對於清廷畢恭畢敬,節操已是有負前朝,怎麼有立場去指責那些壯烈犧牲的人。況且,在邊鎮的衛所裡,這些人彼此間的關係不是長官、同袍與部屬,就是異姓兄弟、兒女親家,人情關係相當密切。因此他們對將要書寫的對象都有濃厚的情感,政治的壓力讓人不能祭悼已死的親朋,但至少可以不去指責他們吧。

在諸多考量下,偏關文人決定把他們藏起來,藏在官府較不注意,卻又是教化重點的「列女傳」裡。萬鍊實際上是反清的偏關領袖,所以避寫其名,但是從萬家媳婦孫氏的列傳中,就可以知道萬鍊是帶領偏關反清的事實。「著書唯剩頌紅妝」,偏關文人知道,只有女性的堅貞,可以守護抗清死難者的尊嚴。

編者也不寫王維垣父子的政治立場,而把他們的行跡藏在宋氏自殺的列傳裡,期待後人在讀偏關方志時,能夠從孫氏與宋氏的故事還原姜瓖之變時的偏關,以及他們面臨的人倫慘劇,同時也期待這樣的寫作方式可以避開官府的檢查。

偏關文人假想,不知情的人看到的只是孤立的烈女故事,但是知情的人就會回想起姜瓖之變當時的慘烈與辛酸。

偏關文人的寫作策略有部分是成功的,宋氏與王維垣的故事被原封不動搬移到往後的方志中,顯然「叛逆」王維垣已經成功藉著烈女宋氏而突破官府的檢查。然而,如果仔細閱讀偏關的方志還是可以感受到偏關文人刻意保存「叛清」罪人的痕跡,因此偏關的方志並沒有像單則的故事一樣突破文網,它被收入府庫秘藏禁止刊刻。

歷史就這樣被隱藏著,一直到了民國成立,新縣長到任發現了庫藏的秘本,決定刊刻出版。當時偏關人劉澍因為走西口經商的關係,常與四散於蒙古的萬家人有接觸。一知道新縣長正在徵集地方文獻增補方志,他迫不及待把他知道的萬鍊與王維垣傳說撰寫成文字,並從各種史書證明偏關曾在清初時遭受到政治壓迫,積極恢復當時受害的歷史。

清初偏關文人成功了,他們沒有讓政治力量扭曲偏關將士的忠義,也突破了嚴密的文字檢查,最終讓世人重見偏關人不敢直言的過去,只是這段路走了好長好久。

 

本故事基於真實事件改寫,事件始末與地方人士的心態變化可參考下列研究:

  1. 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 156-157。
  2. 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526-546。
  3.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著,陳蘇鎮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 533-543。
  4. 張繼瑩,〈祇恐遺珠負九淵:明清易代與《偏關志》書寫〉,《明代研究》27 期(2016.12),頁159-187。

補鍋匠的故事與意義,可進一步參考何幸真,〈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