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這個詞是怎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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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中國出現一個特別的名詞 ──「精日」,我一看到這個名詞時就想到了「漢奸」。查了一些新聞後,覺得在政治語言的光譜上,「精日」一詞的內涵近似現在「漢奸」的定義與用法。[1]

不過,當筆者追溯「漢奸」一詞的歷史來源後,發現事實上「漢奸」本來並不帶有民族主義意涵。究竟,「漢奸」這個詞怎麼來的?又怎麼變化到今天的使用方式呢?

起源

這與近代中國最主要的兩個歷史因素有關:第一是中國最後的王朝非為漢王朝,第二是中國近代所面臨的歷史處境。

「漢奸」一詞之所以誕生,前提是要當「漢」被獨立成一個民族,才有可能出現。不過,這在過去「多重型天下」的中華王朝裡面沒有出現過,只有強調民族區隔、採取「多元型天下」的征服王朝,如五胡北朝、契丹的遼、女真的金、蒙古的元,才會以文化、地緣因素區分漢與非漢各種族群的作法。[2] 其中,清朝是最明顯且嚴格地使用這個具有民族界限的劃分。

在清朝初年,「漢人」與「滿人」彼此是不同且對立的。但是「漢人中的惡人」=「漢奸」這個詞彙,沒有被當時的中國統治者的清王朝使用,是因為滿漢利益不同,漢人與滿人的忠與奸,兩者標準不同,所以對清朝而言,沒有使用的理由。

然而,在清朝在中國西南推動改土歸流時,這個詞彙終於登場了。為什麼?

因為在處理西南問題時,清王朝與漢人(包含漢人流官)的利益終於走向一致。

康雍乾時代,滿漢已從初期的高度對立,逐漸轉為利益一致,王朝統治的安穩與否,已經成為滿漢之間的共識。然而,西南的苗人遭到當地土官殘酷剝削,屢屢引發動亂。經過調查後發現,這些土官身後有著逃至該地、隱藏在土官背後的漢人,他們與土官勾結剝削苗民,才引發動盪不安。

雍正畫像。(Source:Wikimedia

因此,雍正及其官員就稱這些漢人為「漢奸」,意思就是指上述破壞者,並決心貫徹解決這個問題的「改土歸流」。(值得一提的是,在臺灣番界走私貿易的漢人,也會被清朝官員以「漢奸」稱呼。)

但是清朝使用這個詞彙,以及施行「改土歸流」政策於滿漢以外的民族,其背後正是要告訴漢人:清朝是中華王朝,且與漢人利益與共,因此,反對清朝政策的漢人,就是損害漢人利益的壞人,幫助清朝就是幫助漢人自己,「王朝利益=漢人利益」。

此後,「漢奸」這個詞彙隨著清朝平定西南邊疆戰事時,使用頻率暴增。

原文來自福建布政使高山〈臺郡民番現在應行、應禁事宜〉奏文,照片攝自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研院社會所,2001),頁380。

質變

然而,從鴉片戰爭後,「漢奸」一詞代表的意義開始轉變。隨著外國的侵略,「漢奸」的內涵超越了原本使用的範圍,指稱的對象變成了「幫助外國侵略中國之中國人」。這個時候,漢人仍然與清朝站在一起,例如在義和團事件期間,反對進攻外國使館的滿人大臣聯元,就曾被冠上「滿族漢奸」的名號而差點遭到殺害。

但是,最巨大的變化則是在二十世紀初,當時革命派為了打倒清朝因而開始重新定義「漢奸」一詞。

為了否定清朝統治中國的正當性,並讓更多人接受自己的主張,革命派再度將滿漢拉高到極端對立的層次,並以近代「民族」的觀點重新定義滿漢兩族,從而否定彼此的關係。革命派認定兩族之間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兩者之間不可能有共同利益,因此不能共存於一國。因此,漢族必須要推翻清朝、消滅滿人,建立漢族的國家「中國」,更主張殺盡那些主張與「滿族」合作或在清朝任官的漢人。

同時,革命派否決「清王朝與漢人利益一致」的說法,也可以使自身避免被清朝指為危害朝廷的「漢奸」標籤,贏得更多支持。

那麼,革命派用來改造「漢奸」的理論武器,是什麼呢?又是從哪裡來的?

以日本為師

事實上,革命派師法的是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理論。

日本在翻譯 nation 一詞時,曾因政治鬥爭和找不到對應的詞彙,在「英美法」與「德國」的二個不同涵義上舉棋不定。

當時的人將英美法這類將 nation 譯為「國民」的國家,稱為「國民國家(nation state)」。因為這三國是在建設近代主權國家過程中,同時創造了認同政治共同體的「國家」和國民。而國家與國民互有權利義務,透過參與政治,使「國民」認同「國家」來形塑一體感,也因此「國民」不用是同一民族出身。例如,美國境內有諸多民族,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共同成為美國人,認同美國這個國家,同時,也不用要求必須是某個民族(例如盎格魯薩克遜人),才能是美國人、美國國民。

然而,德國一開始並沒有國家,只有文化上(沒有明確主權疆界)的共同體「民族(nation)」。而德國的出現,是先有了共同文化、血緣與共同種族的日耳曼民族,才有了日耳曼民族的德國,才有日耳曼民族的德國國民,德國國民也必然會是日耳曼人。故稱德國為「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英美法最終走向「具有共同國民性的民族」,而德國走向「具有共同民族性的國民」。雖然都是民族國家,但因為歷史發展的不同,造成 nation 的意義有了兩種意義,才造成日本翻譯 nation 意涵的困境。

德國透過建立擁有共同語言、宗教、文化和歷史起源的民族,進而創立起明確領土疆界的近代國家,並用以對抗歐陸強權的發展模式,對於當時面臨西方列強的進逼危機、需要動員人民的日本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國粹學者志賀重昂(1863–1927)、陸羯南(1857–1907)、三宅雪嶺(1860–1945)

因此,接續本居宣長等德川時代國粹學者的論述,日本國粹學者採納德國模式,創造出對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解釋並成為主流思想。

國粹學者強調日本獨特的「國粹(民族性,nationality)」,日本國民具有別於他國的共同歷史文化傳統,而日本國正是以共同的歷史文化基礎、由有共同的民族性所建立起來的政治共同體。

正因為日本國「民」是由有著同樣血緣、文化、歷史、獨特民族性的「大和民族」結合而成,由大和民族這個優秀的「民族」組成了日本這個最優秀的「國家」,這樣的國家需要由最優秀的民族一起來保衛。這個觀念就是國粹學者的看法,因此,他們也被視作「大日本主義者」。

國粹學者將文化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兩種不同的意涵合併,創造出「同一文化的民族是構成政治共同體之基礎」,「一個同樣血緣、種族、文化等構成的民族組成的國家,才是一個最優秀的國家」這樣的概念,灌注於「民族」一詞中,形成了「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模型。

換句話說,先組成同樣歷史文化、種族、血緣的文化共同體大和民族,這個民族再建造出政治共同體日本國。因此,日本國民必然且一定都是大和民族,因為其他民族跟大和民族不是同種族,也沒有一樣的歷史文化、國民性、種族與血緣,其他民族會破壞國家整體的認同感、獨特感與團結,因此,唯有大和民族這樣族國一體,才是最好的民族國家形式。

在中國人大量赴日留學的當時,正是國粹派的「單一民族主義」盛行之時,其中許多人更與國粹學者有直接的接觸。因此,以日本為學習典範的中國,所學到的概念就是和製漢語的「民族」,認為在建立現代國家時,人們若要做同一個政治共同體「國家」的「國民」,就必須同時是同一個文化共同體「民族」的一份子。要先建立起同一個民族,才能建造一個現代國家。

孫中山是單一民族主義的代表者之一。(Source:Wikimedia

這個概念也被當時留日的中國思想家與留學生所吸收,轉化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內涵」,用以推動反滿革命。他們主張建立只有「漢族=中華民族」的單一民族國家,帶有強烈的大漢族中心色彩。

因此,當他們運用「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理論,從近代民族的角度重新定義、建構「漢族」和「滿族」作為近代民族,並主張推翻異族統治,建立「漢族=中華民族」的「單一民族國家」──中國。從「單一民族國家」的角度出發,革命派透過建立民族國家主張的正當性,讓漢族明白滿族統治中國的非正當性,轉而支持革命。

而「漢奸」一詞,就在革命派以「大漢族中心」的中國民族主義改造下,成為革命派批評他們認為違反「漢族=中華民族=民族國家中國」利益者的抹黑詞彙,用以攻擊滿族,以及支持清朝的漢族。

反思漢族中心論

在建立以「漢族」為主導的中華民國後,「漢奸」一詞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利益=漢族利益=所有人的利益」的漢族本位用法,轉而用於那些在外國侵略時與國外合作的人們,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語言工具。

但是對於其他少數民族來說,這是一件荒謬的事情,因為他們就不是漢族,不使用這種詞語。

然而,因為沒有分辨清楚「中華民族」跟「漢族」之間的關係,「大漢族沙文主義」逐步擴散至人們的思想,成為一種未經驗證卻被默認的事實。

回過頭來說,本來不應該出現「漢奸」這種詞彙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卻因為歷史因素,從清朝單純的用法,到清末人們為了政治目的,從日本學習單一民族國家理論,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民族,然後又把中華民族等同於中國,所以認同中國就等同於認同中華民族,就等同於認同漢族,就應該變成漢族同路人。

蔣介石 1943 年出版的著作《中國之命運》中所主張的「中華民族宗族論」,是這種理論的典型。

這個民族漢化的理論與隨之而來的政策,不僅改造了「漢奸」的內涵,也強勢地以漢文化同化其他少數民族,徹底抹煞其他民族的存在。要求全部民族變成漢族,這不僅是中華民國時代引發民族衝突的一個原因,現今中共在新疆、西藏、蒙古等地的作法,走的正是這條路。

難道只有把民族與國家綑綁,走向認同「所有人都是同個民族,才能是同一個國家的國民」的做法嗎?有學者認為,中國應該是要走向不同民族也都認同同一個「國家」,因為大家同樣都是「國民」,這樣才是對的。過去因挑錯藥方,才會出現這些不僅光怪陸離,甚至是導致現今民族衝突難解的現象。

結語

本文無意涉入近日「精日」一詞的紛爭。但是,透過考察漢奸的歷史演變,用於政治鬥爭的詞彙,往往也會因情境而產生變化。今日批判「精日」或許是一種類似歐洲批判新納粹的行動,在現今足以同情地理解中國民族的傷痛。

然而,倘若日後「精日」意涵再度轉化,成為當局或中國民族主義者攻擊、箝制他者的用語時,除了顯現中國民族主義背後巨大的集體與極權性格,連個人的精神自由都必須掌控外,不禁令人懷疑,操弄者背後有何居心?需要操弄民族主義走向極端,將自身的人民、外國作為敵人?而正如歷史所顯示的,極端民族主義,最終必然與世界為敵。

[1] 〈”精日分子”與在海外以身試法的人〉,BBC,20180310;〈陸精日分子引發論戰 誰是敗類吵成一片〉,中央社,20180310;〈中國反日潮再起 共青團澄清:愛看動漫不算精日〉,蘋果日報,20180312;〈中国推烈士保护法 精日份子将受惩处〉,法廣,20180425;〈中國擬立法打擊「精日分子」,是否合情合理?〉,端傳媒,20180426。

[2] 可參考筆者書評〈從天下王朝到民族國家,中國至今仍未完成的轉型之路〉

參考資料

  1. 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民族國家思想進入中國的歷史考察〉,收於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 45-74。
  2. 王柯,〈「漢奸」考──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話語〉,收於氏著《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的「民族」話語與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 67-95。
  3.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增訂版)》,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
  4. 於淵,〈專訪王柯:極端的民族主義一定是與世界為敵〉,端傳媒,201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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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冠忠

黎冠忠

在五味雜陳的人生中掙扎,但有一個卑微的夢想,希望有一天可以用自己的文章和書評,組成一張世界地圖,成為人們導覽世界議題的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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