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政府的、教授的,還是學生的?——抗戰前夕,讀書與救國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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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隊伍越來越大,等到了北京王府井大街時已經多達 5000 人。很快的學生與軍警就發生了激烈衝突:為了抵擋試圖衝過封鎖線的學生,平津當局調來了消防水車,強力水柱立刻噴到學生身上。在 12 月的寒冬裡,冷水一噴到學生身上立刻就結成一層硬殼,另外一些學生試圖搶佔消防水車,地上到處是冰碴和斑斑血跡……

小說《青春之歌》裡,有一段文字描寫了北京一二九學生運動當時的場景。

整起事件的背景是在 1935 年,華北親日份子白逾桓被殺害,日本立刻以此為由,要求中國黨政軍勢力退出華北地區,推動「華北自治」成為徹底的不設防地帶,並且禁止排日活動。

在日本強力要求下,力主忍讓政策的國民政府北平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於同年 7 月 6 日簽訂了屈辱的《何梅協定》,內容除了下令撤退河北省內所有國民黨部、軍隊移防河南以外,更重申禁止排外排日。

然而,這項政策雖然平息了日本的抗議,卻燃起國內學生的怒火。在這個華北局勢戰雲密佈的時代裡,學生「攘外必先安內、一致對外抗日」的要求立刻受到響應,全國 20 多個城市紛紛發起學生運動與社會連署。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學生抗爭中心,就是位於北京的清華大學。

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8-1937

本文所要引介的《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8-1937 》生動地為我們勾勒出一個無法掙脫於外部政局、同時又要努力保持自身自由高等學府的掙扎與權衡。

從創校開始,清華大學就不斷受到來自各種校外勢力如北洋軍閥、國民黨、共產黨的挑戰。1911 年,美國利用庚子賠款的基金創立了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隔年學校名稱確立為「清華學校」,等到 1929 年結束留美舊制並更名,「國立清華大學」也就此出現了。

清華大學因為有相對較為寬裕的基金支持,所以在民初的北洋政府中,還是保持著自己學術自由的獨立性。但也正是因為這筆龐大基金,清華從創校一開始就不太安定:只要是有點影響力的政府組織或政黨,無不想盡辦法在清華的人事上比手畫腳,從中安插自己的勢力。也因此懷抱志向的教育家們在實現理念的當下,有時也不得不被捲入政治的漩渦之中。

首先要說的第一位,就是前清大校長羅家倫。

羅家倫

1928 年,國民黨軍隊北伐完成,張作霖的奉系軍隊被趕出山海關,北平再次回到國民政府掌握,國民黨籍的羅家倫也因此被任命為新改組的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雖然是個有遠大志向的教育家,但是他的官派身份畢竟還是讓這個資金充裕、著重自由的高等學府蒙上一層陰影:清華號稱擁有八百萬元校務基金,該校校長自然也是個不可多得的肥缺。不但校友、北洋、外交部想介入其中,國民黨包括 CC 派,覬覦清華校長者竟然多達 30 多人。

羅家倫是否也是這些覬覦者的其中一員呢?所有人同時都在心底暗暗打了個問號。

9 月 18 日,未滿 31 歲的羅家倫身著少將軍服就任清華,一來就給清華一個下馬威,在就任兩個月後,羅家倫尖銳地提出他觀察到的幾個重大問題:包括職員多、冗員多、有名無實的科系多、浪費煤電、設備不足、圖書不足等。11 月,羅家倫依照觀察到的缺失,提出了一個大規模的改革計劃,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動用校務基金 85 萬元,興建男女生宿舍、自然歷史館、化學實驗室、擴充圖書館、辦公室和圖書設備。

這是一個激進的擴張政策」,羅家倫就任才短短三個月,竟然就動用到校務基金,董事會心中的警鐘頓時開始大響。清華基金保管委員會秉著「精、省、嚴」的原則,斷然拒絕羅家倫的提案,「學校基金無論如何不可動用。」此外更是不客氣的打了羅家倫一個耳光:羅家倫方面的代表馮友蘭竟然不准列席董事會,馮友蘭在會議室外等了一整天,只有在董事會討論到教授事務時進去報告,而且才 15 分鐘就被趕了出來。

羅家倫徹底被激怒,校長聯合教授們一起對抗董事會的內部鬥爭戲碼,就此上演。

但終歸到底,其實也是背後兩大政府機關〔外交部、大學院(之後的教育部)〕各自背後使力的結果。最後的結果以廢除董事會作結。校長與教授因為合作對抗董事會,暫時從治校方針、人事任免的鬥爭中解放出來,最後校長與教授協調的結果是,每當人事任免時由教授會議推舉出兩名人選,而由校長做最後的定奪。

羅家倫在兩年之後離開了清華,幾任之後的梅貽琦校長所面臨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依舊是兩股政治勢力在校園內部暗自運作的結果。只是戰場已經不再是以教職人員為主,而是轉到學生本身身上。

1935 年,《何梅協定》簽訂後,中國即將亡國的言論甚囂塵上,位於事件中心的華北青年學生更是同仇敵愾,準備與日本一決死戰。但是事件的走向卻讓他們越來越絕望:當年 11 月,日本利用舊官僚殷汝耕宣布華北自治,「自本日起,脫離中央」。

平津地區立刻沸騰,清大梅貽琦、北大蔣夢麟等高等院校校長立刻陷入一種極為尷尬的境地,他們一方面發表宣言,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與特殊政治機構的陰謀,另一方面又必須想盡辦法平息學生怒火。在清華大學校內,校長梅貽琦想盡辦法安撫學生、同時維持校園紀律和秩序,卻終究無法阻止學生與政府正面衝突。

12 月 9 日,這天寒風凜冽,平津地區的學生紛紛湧上街頭請願,他們手挽著手、拿著請願小旗來到新華門廣場,不斷高喊著口號。「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反對華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且要求會見何應欽。然而北京市警局得知學生上街,從清晨開始即宣布戒嚴,對於學生請願,竟然是以冰冷的強力水柱作為回覆。

北平學生在一二九當天的遊行

然而根據《抗戰前的清華大學》的作者蘇雲峰所述,北京警察的作法其實是一種用心良苦的作為。因為根據當時北平市長秦德純的說法,當天清早他已經接到日本大使館武官電話,表示如果場面失控,將會派遣日本憲兵出面保護自身安危。秦德純一聽,立刻表示平津警察可以負責此事。之後隨著事態升級,受命不得使用過份武力的警察只能使用棍棒鎮壓,但是學生距離日本使館已經一步之遙,甚至連學生糾察隊都看見日本使館已經架起了機槍。

不得已,平津警察只好用冷水驅離學生,按照他們的說法。「冷水衝散學生總比到使館被敵人用機槍打好得多。」

當然,大部分學生對警察的「善意」毫不知情。一場場規模更大、組織更嚴密的運動,接踵而至。國共兩黨紛紛在校園內培植勢力,清華大學的學生也分成「好好讀書」和「好好救國」兩派,彼此之間水火不容直到抗戰爆發。

一二九學生運動中,被冷水驅離的學生

本書《抗戰前的清華大學》向讀者揭開了圍繞在這所民國時期高等學府的兩難困境:對政府來說,究竟是應該讓學生直接赤裸裸地面對日本勢力,還是出面擊退學生(假設政府真的是基於善意,才鎮壓學生運動)?對學校來說,豐富的校產是一項禮物、卻同時也是一個詛咒。清華大學利用它來擴建學校、增添設備,成為民國時期少數的菁英高等院校。

然而,同樣因為校產之故,讓學校無法自外於種種政治勢力入侵。清華學子身為中國頂尖的學術菁英,在國難當頭的時刻,究竟應該挺身而出挽救頹勢,還是專注學業以圖後報呢?

政府、學校與學生,三個團體同時陷入了各自的困境中無法自拔。這三個團體彼此間爭論不斷,連團體內部的裂痕也難以彌平。也許抗戰前的清華大學昭示世人一項真理:這世間並非總是都有簡單明瞭的正確答案。

神奇海獅

神奇海獅先生,漢堡大學歷史碩士。
往研究之路狂奔十年之後,發覺自己的志向是天橋底下說書人;
研究的是共產黨、過的卻很資本主義;
擅長的是中世紀、卻離不開現代科技;
說嚮往自然、蚊子卻特別愛叮。
總之是一個,集各種矛盾衝突元素於一身
卻可以泰然與之共處的一個人。
神奇海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