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用的詩:一千年前,一場關於考試、教育與政治的大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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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1世紀70年代的北宋科舉考生,穿越到當代台灣,面對課綱、考試、教育改革的爭議,可能不會太陌生。

1071年二月,北宋朝廷發布了一項重大教育改革方案:廢除專業考試,進士科不再考詩賦、默寫經文。所有進士科考生都必須選修一種經典,加上論語和孟子。考試內容為經典大義,殿試時再考政策論文。

宋代的科舉制度,繼承唐代,早期分成進士、明經與諸科。明經與諸科,可以視作專業考試,考生選擇一組經典、歷史著作或是一種專業(可能是法律或典禮)。進士科重視的是通才,地位最高,將來出路比較好,考試也最難。考生必須創作詩、賦,默寫古代經典,另外則是政策論文。

這樣的考試能考出甚麼人才,沒有定論,但大家也就這麼考過來了。

大概在11世紀50年代,一批以范仲淹為首的青壯政治家,懷抱打擊惡魔黨、拯救世界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理想,打算推動改革,翻轉朝廷。范仲淹提出了著名的十事疏,包含人事、財政、民生、國防的改革方案,其中教育改革一項,便要求檢討科舉考試內容,找出一個最好的人才徵選辦法。

無用的詩

如果把這個問題簡化一點,官員念茲在茲的,就是到底要不要考詩賦。寫詩很好玩,推砌詞藻也很有挑戰性,但你考他音韻正不正確,到底有甚麼用呢?踏碎瓊瑤,是能踏碎契丹、党項的大軍嗎?至於默寫,更是一點意義都沒有。

范仲淹的批判很凶狠,但方案比較保守。他認為人才必須在學校中培養,在學表現優異的,才能考科舉。考試順序應該改變,捨棄默寫,先考經書的「大義」,如果一定要用今天的概念理解,大概就是用申論題,考「核心價值」一類的東西吧。通過大義考試的人,才能再考詩賦。這樣一來,錄取的考生才不是一群不懂公平正義的書呆子。

這個方案還沒真正開始就夭折了。原因很多:朝野惡鬥、改革派人緣不夠好、皇帝不夠挺。不過,「詩賦無用」自此成為教育改革很重要的基本理念。到了11世紀70年代,范仲淹的後繼者(雖然他絕不承認),王安石的教改方案,基本上遵循這個預設,並且野心更大。王安石的基本想法是這樣的:考試是為了招募人才,如果都招來一些只會寫詩喝酒跑趴的文人,政治軍事一竅不通,有甚麼用呢?詩肯定是沒用,還是廢了吧。只要懂大義,能寫時勢評論就好。

這實在是很重大的變革。想像一下,你已經為了考試投入十幾年或幾十年的時間,教科書也買了不少,精熟某一種答題方式,現在一下子翻轉,是開玩笑嗎?即使在當代的開放環境下,考試方法改變,還會引起家長抗爭,何況是以科舉為出人頭地幾乎唯一解的宋代?

范仲淹的盟友、幾番大起大落的真‧政壇不倒翁‧歐陽脩,在50年代擔任主考官的時候,曾堅決修改錄取標準,所有喜歡推砌詞藻、文風華而不實,號稱太學體的考生,通通落榜。這些人本來都是萬眾矚目的文壇新秀,不甘心被打臉,於是趁他上班時號召同志路過,痛批歐陽脩黑箱不公,甚至寫祭文丟進他家。一次考試可以弄到這麼嚴重,涉及制度修改,當然不能不慎。

明代科舉放榜的盛況,宋代大概不亞於此。明,(傳)仇英,觀榜圖(局部)„Ming-Beamtenprüfungen1“. Lizenziert unter Gemeinfrei über Wikimedia Commons.

>代表這種顧慮的蘇軾,當然不會坐視不顧。1071年正月,教改方案正式發布前的一個月,他上書皇帝,建議沿用舊案,不要隨便改革。蘇軾的理由是:號稱對當代比較有用的策論,其實只是文字遊戲,考生完全可以事先準備很多陳腔濫調,臨時再拼湊黏貼,是一種簡單的嘴砲,而且還很不好評分。

比起來,詩賦是一種原創的藝術,而且觀諸過去,詩賦取士未嘗沒有人才,而精通所謂「大義」、很能大發議論的,卻可能反而是酸腐學究。蘇軾最後也放了大絕:「啊這兩個都沒有用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

王安石不是不懂這個道理。但改革不能半途而廢,他想要盡善盡美。在他來看,將最精華的歲月,拿去學習詩賦,是一種浪費,等到當了官以後,與社會脫節,甚麼都不懂,如何培養治國的人才?(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因為他這麼堅定,神宗又這麼挺他,於是才有當年二月的公告。

自此到北宋滅亡的55年間,除了短暫的元祐政黨輪替期間(1085-1093),朝廷曾一度恢復考詩賦;在徽宗、蔡京主政的深化教改時代,甚至一度連科舉都廢除,完全透過學校取士。王安石的教改,看起來大獲成功。

有用的核心價值?

二十世紀以來,時常賦予王安石變法一種現代性的想像,詩賦的「無用論」當然也是其中之一。變法被當成打敗契丹人、拯救國家的唯一解。稍微瀏覽一下二十世紀中期的解釋,你會產生一個錯覺:反對變法的官員好像都存心讓國家垮台,親遼賣宋。

但是,王安石從來不是要去開創甚麼現代性價值觀,甚至也不完全是今天定義中的實用知識。他的核心價值,來自古典,來自三代聖王的政治。核心價值的考試,重點在解釋聖王的想法、經典的意義、制度的實踐。相較於文學能力,他更相信這些核心價值可以衍生現世意義。譬如,根據他自己的解釋,民生政策如青苗法,不僅僅是研究財政與經濟的結果,更是遵循古代制度的精神。經典可以支持學者去掌握世事,這是他構想的「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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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變法史上的重要人物,由左至右:王安石(1021-1086)、司馬光(1019-1086)、范仲淹(989-1052)

p>所以這從來不只是考試制度的改革,而牽涉到價值體系的全盤改造。更重要的是,它必須出自統一的見解,這是王安石「一道德、同風俗」的理念。新人才分享著一個單一、強大的理念,他們清楚知道國家應何去何從,反對的人則是腦筋不清。如何確保所有人都擁有正確的知識,用以對抗那些「流俗」的愚見?自己的課本就自己編吧。

王安石自己編寫的《三經新義》,搭配上其他新法派官員的作品,成為學生的指定讀物,也是考試的依據。古典是變法的力量泉源,也是他信仰的真理。從學校科舉出發,改變世界。

並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王安石的這種說法。新法的民生政策受到很多攻擊,平心而論,不少批評確實是意氣用事。不過,核心精神被批評只是王安石的一家之言,倒還算中肯。譬如,王安石用他自己的方式解釋造字邏輯,寫成了《字說》,蘇軾就覺得太沒道理:「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永遠不要在蘇軾面前宣稱自己最聰明。即使是同意詩賦無用的司馬光,也不能忍受王安石的一家之言。

更諷刺的是,雖然科舉不考詩賦了,士人寫詩的興趣與動機卻從未停止。新法在神宗過世後,被短暫停止,科舉也恢復了詩賦。但因為主政者不少也認為詩賦無用,朝廷將詩賦與經義分成兩科,考生可以自由選擇。根據紀錄,1093年,2176位太學生中,選修詩賦的有2093人,選修經義的只有83人。

即使政黨輪替真的這麼威猛,比例的差距還是相當驚人。詩賦是開趴的重要活動,自不待言;即使在職場上,也必須寫作流暢優雅的公文書,大概是一個職場寫作技能的概念。在以詩賦為文化資本的社會中,即使改革派極力壓抑,知識與技術還是找到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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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聚會怎麼能不寫兩首詩呢?
南宋,(傳)劉松年,西園雅集(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連結

知識與權力

宋代的教育改革,總是伴隨政治的權力鬥爭,詩人墨客並未浪漫以對。王安石代表的新法,在1085年被停止,新皇帝哲宗的奶奶,高太皇太后,不太喜歡新法。她找回蜷居洛陽寫書的司馬光擔任宰相,而新政權的首要工作就是檢討過去的十七年遺毒,一部分的新法被停止,科舉也勉強恢復了詩賦。舊法派的官員被召回,新法派的官員被迫離任、貶逐。

舊法派的好景不常。小皇帝早就恨透這些挾祖母自重的大臣,一則故事說,小皇帝曾經抱著一張準備報廢的桌子不讓丟:「這是爸爸的桌子。」等他在1093年親政後,首先就是重新啟用爸爸信賴的官員,推崇爸爸認可的思想,延續爸爸未竟的事業。舊大臣現在自己被稱做八年遺毒,死的追討封贈,活的貶去外地,子孫限制住居,更不用提做官了。他們在過去怎麼對付新法派,現在加倍奉還。舊黨成了一個邪惡的圖騰,是阻礙進步的象徵,結果,連那些過去支持新法、但跟現在的當權派過不去的人,也莫名其妙進了黑名單。

伴隨著政治上的整肅,知識也被重新界定。因為只有王安石等人認證的古典,才是真理,其他的作品都只能是異端邪說,下達禁書令也是很正常的。考生只該讀一種解釋,如果信奉異端,不但無法錄取,還會惹上政治麻煩。司馬光代表的歷史學,蘇軾代表的詩學,通通都因為不夠古典、沒用、價值不正確,遭到禁止。

沒錯,資治通鑑,這部被當代一些傳統文化派視作典範的史書,曾經一度是威脅「古典」的著作。這還沒有算上那些躺著也中槍的陶淵明、李白、杜甫。官方的理由是這些人的作品妨礙人認識真正的經典。北宋的最後四十幾年,便在這種反反覆覆的真理—邪惡辯論中度過,在這個時代,教改永遠不只是教改。

士人的信心

宋代的科舉戰爭,是一個未完的進程。帝國的北部被女真人奪走後,遷往杭州的朝廷仍然在辯論。什麼科目可以納入考試,什麼知識應該學習,又有什麼知識應該被禁止,仍然是激烈且沒有定論的問題。其間也並非沒有殘酷的劇情,辯論的戰神之一、今天被認為是「霸權」的道學,也曾面臨很長一段時間的不公不義。這是另一個故事。

詩賦與經義,或者可以看做兩種不同的核心能力,對核心能力的效用,雙方沒有共識。被一部分人認為「無用」的知識,其實擁有堅強的社會基礎;而被認為有用的價值,卻必須仰賴政府的強力支持。

我們或許可以用詩賦的例子,證明知識唯有與社會結合,才能生存,但社會性只能解釋存在的合理,卻未必保證知識的正當。又或者,我們可以說,唯有現世的,才反映最真實的智慧與理念。但這麼一來,似乎又墜入了比人數、比大小的陷阱,並且從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帶有古典意味的知識。

從後見之明來看,雖然王安石的古典最棒論,問題很多,但有強大輿論支持的詩賦,似乎對治國幫助也不大。國家要支持的,到底是社會基礎強的知識,還是曲高和寡的知識?宋人與我們可能有類似的困擾。

不管是哪一種傾向,北宋的官員都有十足的信心,王安石、蔡京、宋徽宗知道他們信仰的價值是甚麼,他們認證的知識,絕對正確;那些被掃進垃圾桶的知識,則是罪有應得。他們偶爾也會說服對方,但更多時候則是無情鎮壓。據說,在12世紀開頭幾年,還曾有官員要求,凡是學習詩賦的,都要打一百下屁股。當代的人們,能否、又應否有這種信心?

當然,王安石也好,王安石的敵人也好,最終逃不開形式主義的如來神掌。為了適應考試,再有理想的知識,也必須形成一種固定模式。據說王安石自己都感嘆,推動價值教育,並沒有帶來理想的結果:「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當他自己的理論成了教科書,也就被系統反噬,失去了本來預期的彈性與創意。這或許也映證了蘇軾的預言:這麼大聲,還不是沒用。也許,他們的敵人,根本就不是彼此。

延伸閱讀:

賈志揚(John Chaffee),《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

Levine, Ari Daniel.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童永昌

童永昌

台大歷史系,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生。喜歡撿拾文明發展的瑣碎故事,觀察古典與現代的衝突與對話。最近的興趣是歷史上的資訊、戲謔與未來。
童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