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倭寇的蹤跡──從1553年的一場倭船災難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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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元 1553 年初夏,嘉興海鹽縣的縣城裡,忽然議論紛紛,一陣騷動。

「是海船!」

「演武場外頭,來了艘大船哪!」

八、九丈長的帆船,驀然出現在一個不尋常的地方,自然要引起矚目。更有意思的是:帆船上的乘客,顯然都來自遙遠的異域他方。模樣奇怪的男人們剃去了頂上的大半頭髮,穿著也與中原習慣迥然不同。說起話來,那語言和聲調更是極其詭異,也難怪海鹽縣的百姓紛紛出了城門,扶老攜幼地跑到演武場邊來圍觀了。

海鹽縣城北門外的演武場,出自《海鹽縣圖經》。

海鹽縣是中國南方一個濱臨海岸的小城。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倒不是沒有海事活動的經驗,[1]也並非沒有見過帆船與海難。然而,海鹽畢竟不是對外貿易的港口,[2]一群外國人忽然在這裡泊船靠岸,說起來,仍是挺新鮮的事吧。

而在見到這群「禿髮鴂舌」、「髡頭鳥音」的傢伙以後,必然有一部分的縣民,會想起文獻典籍與耆老回憶裡面,那個意味著危險的關鍵字。

「倭……這是倭人吧?」

所謂「倭寇」,在海鹽縣的歷史來說,並不是一個陌生名詞。

翻開十七世紀初修纂的《海鹽縣圖經》,人們會發現:早在朱元璋當皇帝的時代,位處杭州灣口的海鹽便已是倭寇肆虐的所在。[3]後來的明政府在海鹽周遭著意佈防,用中國文人最喜歡的套語來說,配置於此地的軍事防衛體系「互為犄角」,「輔車相依」,簡直完美無虞──前提是,這一系統也必須如同文人們的理想那樣,確實有效地持續運作。


從地圖上看,海鹽是被一個設計過的防禦網絡緊密包覆的縣城。海鹽縣除了本身就是海寧衛的軍隊駐地,周遭還能見到澉浦、乍浦兩個千戶所,以及散布在海岸邊上的烽堠與水寨。附帶一提,明代的澉浦所城,今天仍舊存在部份的遺跡。出自《海鹽縣圖經》。

明代中葉,衛所兵制的漸行崩潰,已是歷史課本裡的常識。而在海鹽縣,沿海戍衛體系的破敗亦斑斑可見。十五世紀以後,除了零星的海盜案件之外,海鹽渡過了相當一段時間的太平日子。

與此同時,衛所兵的戰力則漸趨低落,及至十六世中葉,甚至已到「海船廢盡」的地步。[4]戰艦與海巡制度全數朽爛,假設國朝初年的倭寇又復襲來,對於海鹽縣的官民百姓而言,恐怕要是一場惡夢。

極糟糕的是,這樣的惡夢在 1553 年的初夏,竟然成為現實。

二、

帶上武器,軍隊步出了海鹽縣的城門,正朝著演武場的方向前進。他們並不打算進行操練──實際上,隸屬於海寧衛的這些士兵,可能有很長一段日子,已未曾集合演習了。[5]

無論如何,這支隊伍是衝著停泊在岸邊的帆船而來的。他們逼近外國人的船邊,卻礙於語言溝通的困難,始終無法展開對話。折騰了好一陣子之後,船上的陌生人決定以他們還算堪用的漢文能力,寫一封信,再把信件裝進木盒子丟向海面,憑藉著一波又一波向岸邊拍擊的碎浪,將訊息送到明軍指揮官王彥忠的手中。

「──吾日本人也,」

信件開宗明義,表示了他們的身份。原來,這群日本人的帆船在航海途中損壞了尾舵,只能就近泊船維修。古典文獻當中,類似的情況通常寫作「失舵」,在古代東亞的海洋世界裡,並不是罕見的船難原因。

若倭人在信中所述為真,明軍方面也能理解他們的難處,那麼,這起事故可能真的會迎來一個和平的結局。無奈,王彥忠並不打算讓船上的倭人待在岸邊進行修繕工作。日暮時分,他向部隊下達指令,逼迫倭船離開。

「──咻!」

綴著燕尾的利箭,猛然射穿了一名士兵的頭顱。頃刻間,數十支大箭從船上猛襲而來。只見倭人彎起高長的和弓,搭上了箭矢,極為準確地射向岸上的明軍,「矢不虛發,發輒斃人」。

如眾所皆知,倭寇的組成,相當一部份來源自日本戰國時代的流浪武士,弓術自然也是武藝養成的一部份。而王彥忠的部隊全然無法與之匹敵,在折損了許多士兵之後,明軍倉皇退回城內,閉門拒守。

與此同時,聚集在海岸邊圍觀倭船的海鹽縣百姓也終於察覺到危險──或者說,他們是從這一刻開始才逐漸意識到:父祖輩口中曾經肆虐鄉里的「倭寇」,究竟是怎麼樣子的一種災難。

三、

1553 年初夏發生於海鹽縣附近的這起衝突,最終演變成令人難以想像的局面。

在事件發生後的隔天清晨,船上的倭人有半數向內陸流竄。憑藉手中的武士刀,他們朝著北方的平湖縣沿路衝殺,繼而轉向東邊的衛所城乍浦。與此同時,明軍派遣的部隊竟全然無法阻止其行動,每一次的邀擊與堵截皆告失敗,讓人不禁要想:究竟是倭寇太強,還是對手太弱?

其中一場衝突發生在平湖附近的矮婆橋,包括幾個素負盛名的勇士在內,十八個明軍士兵於此役盡數戰歿。戰鬥結束後,這十八人的頭顱被鋒利的倭刀砍斷,整齊地排列在橋面上。如此這般的恫嚇手段,幾乎使人想起現代世界的恐怖份子。配合晚明江南相對發達的資訊傳播體系,「倭寇」殘忍而嗜殺的形象,或也藉著類似的屠戮場面,迅速地傳播開來,並且深植人心。

無論如何,一小群偶遇船難的日本浪人,[6]在浙江沿岸的數個衛所與縣城之間沿路衝殺,明軍部隊竟不能阻止他們的行動,委實有些離譜。更誇張的是,經過了兩個晝夜的逃亡以後,這群倭人終究擺脫了追兵,在乍浦城的港口奪得了一艘戰船,朝著海洋逃遁無蹤──現在,你應該可以體會歷史學家用以描述晚明衛所體系的「腐敗」二字,究竟是什麼概念了。

然而,1553 年這群在浙江省沿海遍路殺開的倭寇,並非單一個案。

踵繼上述事件之後,另一群倭寇出現在海鹽縣鄰近的青村。這支四十二人的隊伍據守在海鹽縣北方的白馬廟裡。針對他們進行圍剿的明軍,則據說多達千餘人,但由於整個指揮體系的失靈,部隊始終未曾主動出擊。

於是,在一個「海霧溟濛,天色似明未明」的清晨裡,倭寇陡然從廟中殺出,倭刀的無敵傳說於此再度上演。衝突之中,明軍的一名高級將領被鐵槍貫穿胸膛而死,其餘陣歿者四十餘人。而當海霧散開、天色大亮,倭寇早已揚長而去。

這一夥倭人後來繼續向南方衝殺。他們越過了門扉緊閉的海鹽縣城,直接進犯南方的海寧縣界。同樣的,當地的駐軍毫無抵抗能力,最終,他們竟也任由倭寇奪取船隻,航向錢塘江口,消失於茫茫大海之中。

當然,倭寇再怎麼神猛,也不容易與一整個帝國為敵。

隨著明政府對於倭寇的警戒意識不斷升高,動員的軍事力量也漸趨龐大,普遍為人熟知的戚繼光、俞大猷等所謂「抗倭名將」,就崛起於這樣的脈絡當中。[7] 1553 年 5 月,明將湯克寬率領一支親兵進駐海鹽縣,擊退了倭寇的大舉攻城──久違的捷報。但是,海盜如浪濤般前仆後繼地向岸上進逼,卻早早不是一場勝利能夠痛快解決的事情。史稱「嘉靖大倭寇」的這場變亂,已來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

四、

上文講述的故事,主要記錄於明人采九德的《倭變事略》與崔嘉祥的《崔鳴吾紀事》當中,[8]另有《海鹽縣圖經》等地方志書與一些零星史料可資對照。儘管種種文獻的敘述不盡相同,仍足以令我們掌握事件的脈絡與梗概。

從 153 初夏的那艘倭船開始,海鹽縣便籠罩在倭寇襲擾的陰霾當中。據說這一整年,該城遭遇了四次海盜攻擊,死者逾三千七百人,可謂慘烈。不過,當年的海鹽縣民並未意識到:整個浙江沿海的「倭亂」早從去年開始,便已在南方的溫州、台州等地擴散蔓延。[9]而倭寇之於中國南方的擾害,還將在接下來的十餘年內持續發作。

想當然,生活在海鹽縣的老百姓必定也曾疑惑:這一大群海盜,究竟從何而來,緣何而起?置身於歷史當中的人們,往往無力指認自身所出的位置。

實際上,起自嘉靖中葉的這波倭寇侵襲,不僅僅肇因於本朝的政治腐敗、海防廢弛、走私貿易的興盛、乃至於海禁政策的弊害。按照現代學者的後見之明,若欲追溯「嘉靖大倭寇」的形成線索,還應該看向早前肆虐於中國南方的旱災、北方邊境線上的蒙古襲擾、民間經濟發展對於日本白銀的需求、甚至是葡萄牙人在東亞的商業活動。[10]

同樣的,1553 年的這群海鹽縣民也難以預見的是:他們所遭遇的倭寇,將會對後來的歷史帶來什麼樣的衝擊。除了財政、軍事、戶口等明代國家總體實力的損耗之外,晚近的史學研究告訴我們,明代中後期的倭亂,至少還曾造成如下種種影響──倭寇的襲擊使得江南各地方政府積極投入於城牆的興築,直接改變了東南沿海區域的地景。倭刀及其操作技術流行於軍事系統與地方社會,圍繞著抵禦倭寇的實際問題,士人群體之間也掀起了談兵論劍的武俠風尚。

與此同時,兇猛的倭人還從現實世界一路殺進了通俗文學,在晚明的諸多小說當中登台亮相。以倭寇為主題的戰爭圖像甚至可能出現在當時的職業畫家筆下,成為書畫市場上的商品主題。[11]


「嘉靖大倭寇」影響之一斑。今天存在於上海黃浦的古城牆遺跡,即修造於1553年的倭亂期間。Source: Wikipedia

更有趣的是,若我們從複雜的歷史脈絡中刻意挑剔其遠近因緣,還可能注意到一些衍生自倭寇的奇妙故事。

比方說,倭亂再起的數年之後,就有這麼一艘由明政府派遣的帆船從廣東啟航,前往日本「宣諭」足利幕府,要他們出面遏止倭寇對中國的侵犯。儘管前述目的並未達成,帆船上的「大明國客」鄭舜功仍舊帶回了種種情報,並且將旅行見聞整理成書,名曰《日本一鑒》。由於鄭舜功的航海路線以臺灣為航標,這本書迄今仍是討論早期臺灣海洋歷史的重要文獻,同時也在近代釣魚臺主權問題的政治爭議當中屢屢被提及。

同樣連結到臺灣的另一些故事,則要回溯到倭寇的歷史本身。「嘉靖大倭寇」的代表人物首推「王直」,作為中國海商與倭寇領袖,他以日本平戶為根據地,組織起一個號令海上的武裝走私集團。王直被明政府設局誘殺之後,其養子李旦則接收舊有勢力,順勢崛起。

李旦的後繼者為鄭芝龍,之後接班的則是鄭成功──如眾所皆知,所有這些名號響亮的人物,都曾參與在十六、十七世紀臺灣貿易與開發的過程中。而他們各自建立的事業,在脈絡上,其實都可以追溯到早前那些縱橫於東亞海域的倭寇群體。

五、

我個人很喜歡的中國電影導演徐皓峰,有一部作品叫「倭寇的蹤跡」。該片雖然不曾出現任何一個真正的「倭寇」,但始自嘉靖朝的倭亂及其遺緒,卻有如鬼魅一般漂浮在整部劇本當中,並且牽繫於劇情裡的種種衝突轉折。

在我看來,「嘉靖大倭寇」也是類似這樣一種牽連廣泛的歷史故事。如同本文前半段那些以當代文獻為基礎的摹寫所示:在十六世紀一個海鹽縣民或江南士人的世界裡,倭寇像是一種帶有傳奇色彩的災禍。然而,若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時間與空間維度當中,仔細審視「倭寇的蹤跡」,或有可能描繪出另一種別具意義的歷史圖景。

傳統的中國史研究習慣將倭寇這樣的海盜群體視為一種邊際性的擾動因子,他們僅僅是「騷擾」了線性歷史的進程,或只是長時段裡的一種周期性現象。

這樣說,其實也不算錯。海盜未曾在中國本土形構一個長久的政治實體,他們所帶起的暴亂也並沒有直接掀翻一整個國家。相較於北方草原民族之於中原王朝的影響,從南方上岸的海盜,其力量似乎顯得鬆散而疲弱。換句話說,個別的海盜群體對於中國史而言,似乎只是歷史長河之中偶生波濤的事件。

然而,若我們不再侷限於國別史的既定框架,轉而嘗試以東亞世界作為歷史論述的軸線,倭寇的重要性便會顯得截然不同。

晚近的海洋史研究,倡議以海洋上活動的人群為基礎視點,思考他們在歷史環境中的作用與影響力。[12]從這個角度來看,倭寇在東亞海域的歷史過程裡所扮演的角色,確實值得重新考慮。

實際上,所謂「前期倭寇」活躍的十四世紀晚期,正好也是東亞各國政權交替的關鍵時刻。在朝鮮,高麗王朝由李氏朝鮮所取代;在中國,蒙元王朝更替為大明帝國;在日本,南北朝的分裂結束於足利義滿之手;在琉球,三山時代的政權分立在尚巴志崛起後已逐漸步入尾聲。而上述東亞諸地域的政治局勢變化,都在不同程度上與倭寇的活動相互關連。

十六世紀的「後期倭寇」則以其「亦商亦盜」的群體特性,與他們對於走私貿易的參與而受到矚目。這一時期,倭寇所置身的貿易網絡已發展得龐大而複雜。過去的研究特別注意倭寇之於明代海禁政策、以及華南地方社會等等背景因素的互動關係,晚近的學人則進一步將視野擴大到東亞其他角落,觀察倭寇在這一時期的整體動向。

以中國近代的海盜為主題,歷史學者已為我們展示了許多可資挖掘的寶藏。比如十七世紀中葉的鄭氏家族之於東亞海域的多方角力、十八世紀末的華南海盜之於越南的西山叛亂、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廣東海盜之於駐港英軍,這些論著都看見了其研究對象背後的整體歷史環境,進一步能彰顯出這些海盜群體如何連結於各時代的脈動。[13]

相對上述議題,活動長達數百年的倭寇群體,其實置身於一個更為宏大的歷史世界。倭寇作為學術議題,在上個世紀已有豐碩的研究積累,迄今仍迭見創發,屢有新作。然而,出版市場上其實已有相當長時間,未能見到一部以倭寇為題的系統性研究。在這個海洋史逐漸受到矚目的時代,或許應該期待一部新著,能夠整理並介紹後出的相關知識,並從東亞海洋的視野來重新探問倭寇之於全局歷史的影響。

從陸地望向岸邊,海洋上的人群身影,勢必顯得模糊漫漶。若能嘗試從海洋上鳥瞰歷史,觀照各個端點之間的交會與互動,仔細考慮人的行動及其影響,我們或許有更好的機會,從倭寇的故事裡得出新的詮釋與理解,更清楚地看見「倭寇的蹤跡」。[14]


[1] 例如[明]樊維城、胡震亨等纂修,《海鹽縣圖經》(臺北縣:成文出版社,1983,明天啟四年刊本),卷4,〈方域篇第一之四〉,頁15b:「海上業捕魚者約二百家」。

[2] 值得一提的是,數百年前的南宋時候,海鹽鄰近繁盛的貿易口岸澉浦。那時的海鹽人,對於「番人」大概不會感到太陌生吧。參見[明]樊維城、胡震亨等纂修,《海鹽縣圖經》,卷6,〈食貨篇第二之下‧附市舶〉,頁37a-39b。

[3] 關於倭寇侵擾海鹽縣的記錄,參見[明]樊維城、胡震亨等纂修,《海鹽縣圖經》,卷16,〈雜識〉,頁12b-13a。

[4] 參閱[明]樊維城、胡震亨等纂修,《海鹽縣圖經》,卷7,頁23b:「成弘而後,海上久無事,……」。

[5] 關於海鹽縣周遭衛所兵體制的衰敗,參見[明]樊維城、胡震亨等纂修,《海鹽縣圖經》,卷7,頁23b-24a。

[6] 儘管現代歷史學家認為後期倭寇的組成多數為中國百姓,但從史料上看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故事裡的倭寇絕大部分是日本人

[7] 而這些軍官也在傳統的軍事體制之外,逐漸找到了與倭寇爭勝的辦法:重新組織一批兵將相習的部隊,設計一種針對倭寇的套路,然後精準訓練、切實執行。

[8] 參見[明]采九德,《倭變事略》,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十編》(臺北市:新興書局,1975,據明嘉靖三十七年序刊本影印),冊4,不分卷,總頁2327-2334,線上全文可見此連結;[明]崔嘉祥,《崔鳴吾紀事》,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臺北市:新文豐,1985),冊89,不分卷,頁103-104,線上全文可見此連結

[9] 參見《明實錄‧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2),卷384,〈世宗本紀二〉,頁6789,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丙子條:「漳泉海賊勾引倭奴萬餘人,駕船千餘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流刼台、溫、寧、召間,攻陷城塞,殺虜居民無數」。

[10] 一種解析,可參見童杰,〈“嘉靖大倭寇”成因新探〉,《中國社會歷史評論》,卷12(天津:2011),頁298-313。

[11] 這裡提到的種種研究,可參閱吳大昕,〈海商、海盜、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29-40;王鴻泰,〈倭刀與俠士──明代倭亂衝擊下江南士人的武俠風尚〉,《漢學研究》,30:3(臺北,2012),頁63-98;孟倩,〈明代中後期倭寇形象──以文學作品為例〉,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18;馬雅貞,〈戰勳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17(臺北,2011),頁49-89。

[12] 參見夏繼果,〈海洋史研究的全球史轉向〉,《全球史評論》,9(北京,2015),頁3-18。

[13] 參考安樂博、余康力,〈中國明清海盜研究回顧──以英文論著為中心〉,《海洋史研究》,12(廣州,2018),頁339-354。

[14] 關於「東亞海域」作為一種概念與方向,參見羽田正,〈東亞海域史的實驗〉,〈東亞海域史的實驗〉,收錄於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世界史中的東亞海域》(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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