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恥和富強之後,中國要往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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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強」,近代中國人前仆後繼、日思夜想所希望達成的目標。而在嘗試與經歷多少方法與實驗,中國終於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逐漸富強,直至今日已成為世界不可忽視的大國。有許許多多的學者專家,出版了大量的專書,從政策、政治制度、經濟等各種層面進行分析。

相對於上述的專心,本書《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的特色是從傳統政治思想史的方法入手,縱向剖析中國歷代重要的思想家與政治家,以「富強」為核心,寫出這些人們如何思考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外來者、如何解決國內問題、如何建設中國達到富強乃至於對中國未來的規劃等,而在思考這些事情時,運用的則是張之洞所說的「體」與「用」的思考模式。如此的思維模式,不僅表現也侷限了他們思考與從事政治運動的特殊能動性與特色。作者透過這兩個重點,細緻也親和地描繪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這些人們,以及他們對中國的影響。

作者夏偉(Orville Schell),是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紐約)主任,而另一位作者魯樂漢(John Delury)則是副主任,目前在韓國延世大學國際關係系任教。
作者夏偉(Orville Schell),是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紐約)主任,而另一位作者魯樂漢(John Delury)則是副主任,目前在韓國延世大學國際關係系任教。

本書的時空背景,是在中國開始遭逢歐美各國資本主義與新帝國主義發展的時候,資本主義在歐美各民族國家中蓬勃成長,促使民族國家向世界各地推進尋覓市場與資本,以維持產業發展與經濟成長。中國作為歐美各國覬覦的目標之一,與歐美的關係遂呈現出從摩擦到戰爭,從自主國家淪為次殖民地的發展。清朝末年,中國因為國內問題而疲憊不堪,面對西方亦因科技落後而無力對抗,因此遂受到其所不明瞭的、西方條約體系的制約,對中國逐漸產生全面性的衝擊。甲午戰後,歐美列強與日本(新興帝國主義國家)看見中國的虛弱,經濟與政治侵略於是更烈。到了民國建立,「次殖民地」的狀況更為嚴重。而在抗戰後,美蘇冷戰在世界各地展開,中國為其中一環,國民黨因內戰失利,逃至台灣,但中國卻因共產黨的統治而遭到美國圍堵政策所孤立,遂向蘇聯「一面倒」。然而蘇聯隨後也與中國交惡,中國仍處於遭侵略的恐懼。而國內也持續發動政治運動,除了共產社會的理想,「超英趕美」的強國夢仍持續發酵,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更是企圖不依賴外人,靠自己來成為一等強國。然而毛終歸失敗,但鄧小平及後繼者繼承毛的遺產,使中國能夠在較輕的傳統包袱下,務實地轉向經濟發展,達至富強。

列強瓜分中國圖
列強瓜分中國圖

故本書在〈導言〉中即點出「富強」的主旨,認為在近代中國與西方遭遇、面臨不斷的挫敗與羞辱的這段期間,這種「恥辱」的受害者心態,是使中國人奮發圖強、民族主義的催生器,以及讓中國人團結一致的黏著劑,而他們所做的各種事,均是為了中國的「富強」(有富國強兵,也有富饒與強盛之意)而不斷進行嘗試。在進行這種嘗試的時候,他們的思維模式則是「體」與「用」,「體」與「用」的資源各不相同,「體」從中國傳統與西方各種主義中擷取資源,「用」則是效法西方(從技術到整個文化與生活模式),透過這種思維與行動有時結合、有時分離乃至衝突的思維模式,人們將中國作為一個試驗場,從事他們心中拯救中國的思考與行動。

從最起始的魏源、馮桂芬、慈禧(第一、二、三章),即開始探索如何在儒家根柢上去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即「中體西用」,從最初始的軍事技術,到政治體制的變革),以求保護中國不受外國人侵略。

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6)與馮桂芬(1809-1874)
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6)與馮桂芬(1809-1874)

然而甲午戰敗,使得中國人猛然從溫和的自強運動中覺醒,在此之後作者所描述的梁啟超(第四章,承先啟後的重要人物)看見光學習技術無法成事,而需要對傳統進行破壞,對中國人民進行文化上等各方面的更新(即內在的體的變革:「新民」),才能夠從根本上去拯救中國。

梁啟超(1873-1929)與孫中山(1866-1925)
梁啟超(1873-1929)與孫中山(1866-1925)

同一時期的孫中山(第五章)則因看見中國猶如「一盤散沙」,故提出了他認為能夠使中國能夠富強、擺脫恥辱、重新以大國姿態屹立於世界的方案:具有開放性可供眾人使用的思想資源《三民主義》(「體」),這成為了日後人們如蔣、毛、鄧使用的開放性資源。而在隨後孫中山因深感共和政體的失敗,在國際環境下,他最終採用具有精英性質與高度嚴密組織的列寧式政黨體制改造國民黨(「用」),並與共產黨合作。這成功地改造了國民黨,卻也埋下了日後國共分裂的種子。

而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第六章),過往受到梁啟超的啟發,到民國時期,陳在新文化運動中尋求社會文化改革、破壞傳統文化、提出「德先生」與「賽先生」,希望藉此創造新的、強大的中國。然而旋即發現此為死路,因此之後轉向馬列主義(體),創立共產黨。而陳氏都希望以這些西方事物做為使國家富強的工具(用),表現出近代中國思想的特點。

隨著國民黨取得政治權力後,國共分裂。而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第七章)作為孫中山的後繼者與民族主義者,他在其所認定能強國的方向上進行努力,一方面號召恢復傳統,一方面向德日等國學習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希望能夠使中國團結強盛,解決不平等條約此一恥辱。蔣為此付出許多努力,他所領導下的國民黨也成為運用各種西方「工具」、但以傳統中國思想為核心的混合體。然而要完全解決外國的壓迫,尋求中國的獨立自主與強大,蔣仍未竟全功,仍舊要等到共產黨來完成。

蔣介石(1887-1975)與毛澤東(1893-1976)
蔣介石(1887-1975)與毛澤東(1893-1976)

蔣的對手毛澤東(第八、九章)則完美呈現了這種「體用」思維模式的運用,在他的腦中,自魏源以降的中國思想家的思想以及外來的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創造性的結合,以及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創造了屬於自己的「體」:毛主義。而他在與國民黨的鬥爭、實踐中(特別是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更使他相信,透過思想改造以及中國農民的力量能夠推動革命、改變歷史進程,而他的毛主義正是中國人要富強、重建大國的新信條。因此在透過強大的列寧式政黨與意識形態改造後,他不僅打敗國民黨,更在建立新政權後,發動各種政治運動,要翻轉中國、根除中國傳統,將毛主義以外的思想與傳統一併打碎,建設「新人」,亦即改變中國的「體」,換之以毛澤東思想。「用」(各種技術與政黨)則只是在「體」之下,作為輔佐,不可違背「體」。毛對中國的貢獻,在於重創了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過往的思想家都猶豫或失敗,最後回歸傳統者更多,毛是唯一一個突破這個狀況、尋求不斷破壞的人),並留下了靈活運動、根據現實調整的觀念和遺產,給予鄧小平改革的空間。

作為毛氏後繼者的鄧小平(第十、十一章)則是繼承毛的遺產後,大刀闊斧改革中國。他不再像過往的人注重於思想觀念(「體」)的改革,而是注重於「用」,即何種方法技術可以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命運(故有「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之語)。鄧年輕時在莫斯科的經歷,使他成為堅貞的列寧主義信徒,擁護「民主集中制」、由菁英革命家領導的政黨領導中國。鄧主張周恩來「四個現代化」,強調「發展」與「經濟建設」,並鼓勵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技術」,更決心告別過去,不再回頭。然而在針對民主化的方面上,鄧因過去政治運動的經驗、對列寧主義的信仰,深信由黨領導和建立穩定的秩序才能發展經濟,他覺得他已經選好了「用」的工具,民主並不在「用」的選項,更不可以是「體」的信仰。因此其對於魏京生、六四等民主運動都大力壓制,黨已擁有「生產力發展發達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經濟已經繁榮發展,中國不需要民主。只是黨內保守派與鄧的鬥爭、黨的腐化、地方經濟發展過猛、鎮壓民主運動帶來的後果等等問題,也使鄧陷入困境,這些問題在一九九七年其過世時,仍未能解決。

中共改革開放的領導者鄧小平(1904-1997)

鄧逝世後,國務總理朱鎔基(第十二章)持續推動改革,解決了鄧小平時代遺留下的經濟、貪污等各大問題,作者稱朱的作法為「國家資本主義」。另一方面,朱也面對新的挑戰,如貧富差距開始擴大、中國駐貝爾格勒使館遭美國轟炸等事件的衝擊,後者成功地成為中國進入WTO的籌碼,但前者卻沒有解決。在朱鎔基的任期內,他積極調控經濟發展,推動各種經濟政策,使中國更加富裕強大。而作者認為,朱同鄧在「用」上面,持續將資本主義來富強中國,但都一樣沒有在「體」上做選擇其他問題,選擇不面對民主問題,而把這些議題留給異議人士。

朱鎔基(1928-)與劉曉波(1955-)
朱鎔基(1928-)與劉曉波(1955-)

作者選擇劉曉波(第十三章)作為最後一章,乃是因為這些民運人士是中國產生變革時一個重要的思想資源。劉參加過六四等政治活動,發表許多諷刺與批判政府的言論,反對中共將西方文化只做為富強工具,並提倡實踐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更積極推動民主政治,同時針對中國成為世界經濟一流強國(僅次於美國)發出省思性批評,指出發展所帶來的問題。然而共產黨在面對劉與這些問題時,選擇將劉多次囚禁,並由於「社會主義」(「體」)早已隨著改革開放而流逝,遂改提倡以往的意識形態敵人:強調「和」的儒家,以求減少社會矛盾。在儒家之外,也以民族主義作為另一種「體」,號召洗刷「百年國恥」。然而劉深以日益激進的、可能導致不良發展的民族主義為憂,同時並透過網路大力發表文章,其中最著名即《零八憲章》,說明建立法治、結束一黨專政的重要性。針對網路這一新戰場,中共投入大筆資金進行封鎖消息,最後再次逮捕劉曉波。但諷刺的是,中國渴望的諾貝爾獎卻由劉獲得,成為對中國追求國際地位的反諷。

最後,作者回顧從魏源一直到毛澤東,一直糾結於「體」的問題(在傳統與西方思想中不斷地拉扯),直到毛澤東逝世(毛是革新「體」的最後一位,也得到成功,從而給鄧留下龐大空間與遺產發揮),鄧小平及其後繼者即不再注重體而專注於「用」,運用資本主義各方面的優點來富裕社會主義中國,取得了空前輝煌的成功,但作者認為作為以往中國精髓的「體」,至今卻已經模糊不清,中國仍處於尋求尊嚴與地位的尋求「富強」之路,而「富強」之後的道路,或許劉曉波等人的思想資源是其中一個選擇,但這兩條路是否會結合,仍未可知。

綜觀這些思想家、政治家與中國近代歷史的互動,可以見到近代中國內憂外患,「富強」、「國恥」、「救亡圖存」等議題壓在中國人的身上。為了救亡圖存、為了富強、為了抵抗帝國主義暴力的入侵,我們看到中國不僅成為各種思潮的試驗場,也變得更為激烈、暴力與不安。過往的歷史影響至今,並透過歷史教育中強調「恥辱」的「受害者敘事」,令即使已經富強的中國,在對外仍然有著極強烈的不安全感。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人一方面懷有極為強烈的民族主義與大國心態,另一方面卻又處處顯露受害者情結,認定世界對其懷有惡意、意圖搞垮中國,因此多數都響應、擁護強調是愛國、保衛國家利益的共產黨政府,流露出了一種大國不滿足的要求和受害者情結的矛盾行為與情感。然而中國這樣的表現,卻也因此而導致了她的形象與內在受損,使得中國的未來也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大國情結與受害者情結的矛盾表現
大國情結與受害者情結的矛盾表現

而透過了解這段歷史現象,作者對此提出許多反思:中國現在既富且強了,然而中國所謂的「富強」夢有停止的一天嗎?倘若沒有,在「富強」之外,還有發展其他價值的可能嗎?而中國在「富強」後是否迷失了方向?他們要的尊嚴與安全感是否因為「富強」而獲得了呢?中國有可能會接受「民主」嗎?中國會如何運用她的「富強」?這些問題,作者認為中國仍在摸索,如同書名雖為「長征」,但本書作者並未寫出中國之後將走向何方,將此做為開放式的問題,給予當今我們這些讀者以及後人無限想像的空間。

在閱讀這本書之後,想到台灣人應是世界中,對於中國懷有高度不安全感的這個受害者心態最有感觸的人們了。過往台灣的一舉一動,動輒招致中國說「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而各國的行為也同樣極易引起這樣的反彈。現在中國復興重回大國,其一舉一動對世界、對臺灣的影響都非常巨大。因此,當我們同情地理解中國人何以至此的歷史之後,「台灣人該怎麼應對這種狀況?」這一個問題,對於台灣的你我來說特別關鍵,也是需要集思廣益去應對的。而對於中國人來說,如何擺脫這樣的狀態,以一種新的姿態來面對世界,我想也是他們所需要思考的。

黎冠忠

黎冠忠

尋求寧靜和平穩定生活的市井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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