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19世紀爆發的淘金熱,意外掀起了白澳政策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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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澳洲打工度假,已經成為台灣新世代的一種現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親友曾經加入這個行列,高峰時期,每年至少有 2 萬台灣青年背包客飛越半個地球,前進這個「遠得要命袋鼠王國」。

澳洲向來以高品質低工時的生活聞名於世,前幾年昆士蘭觀光局以「全世界最棒的工作」行銷手法,向全世界青年招手,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與此同時,卻對中東、南太平洋偷渡客難民,祭出高規格的打壓手段,說是西方諸國中態度最強硬者也不為過。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很難想像,這個盛產可愛無尾熊、以自然風光、人民友善著稱的國家,在百年前,曾經擬訂「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與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並列,高唱官方種族主義,讓其他先進國家頗為感冒。

這不光彩的過去,居然跟黃澄澄的金條有關。

究竟是什麼樣的發展脈絡,讓這個曾經飽受母國壓榨的經濟殖民地,以種族之名,掀起保護主義?讓我們話說從頭,來看看 1851 年,也就是大清咸豐元年所發生的歷史大事件。

那一年,澳洲還只是個地理名詞,那裡有的,只是澳洲大陸上的大英子民,以及統治他們的各殖民地總督府。

澳洲各時期殖民地行政地圖(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新金山」淘金狂潮

1851 年 5 月初,雪梨晨驅報刊出了轟動全澳洲的爆炸性消息,新南威爾斯殖民地的橘鎮(Orange)附近,發現豐富的金礦藏量。

哈格雷夫斯(Edward Hargraves)這個將消息放給媒體的發現者,曾經在 1849 年遠渡加州淘金,學習到新式尋礦技術。他還將找到的金礦所在地,命名為「Ophir」,也就是聖經當中,索羅門王寶藏所在之處。

耐人尋味的是,報紙上甚至連詳細地點都有,不出一週,大批各行各業的民眾,放下手邊工作,湧入媒體藏寶圖所指之處,人人都想挖到黃金、一夜致富。

為何哈格雷夫斯選擇公開秘密呢?

19 世紀的英國法律規定,屬於貴金屬的金銀礦,一旦發現,所有權與開發權都屬皇家所有,所以即使找到金礦也只能通報政府,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分一杯羹。

再說,當時人們就相信新南威爾斯總督府早就知道哪裡有金礦,卻遲遲按兵不動,將消息壓下,甚至沒有上報倫敦。最主要的考量,就是澳洲嚴重缺乏年輕男性勞動力。1848 年北美加州地區開始的淘金潮就是前車之鑑,短短兩年內就磁吸澳洲上萬人離境,每個人都想著一夜致富,攔也攔不住,要知道當時雪梨人口還不到 4 萬呢!

當局深怕金礦消息走漏之後,從此以後就沒人要做工了,殖民地的榨取式經濟將遭到毀滅性打擊。

也有一說是認為,食古不化的殖民地官方不想讓流放變成一種獎勵、破壞既有的帝國秩序。英國殖民地官僚體系,向來以降低風險與成本為最高指導原則,用最少的人來管理「化外之地」。萬一黃金消息走漏,將大幅提高統治成本,更糟一點,還可能引來敵國勢力。

哈格雷夫刻意昭告天下,就是想在澳洲複製美國模式,看準官方人力無法阻止大批湧入民眾、也不可能向遠在天邊的倫敦求救。

果不其然,雪梨的新南威爾斯總督府不得以只好頒布命令,允許民眾自由淘金,但必須事先繳納「金礦開採許可費」,對皇家以示尊重。

《澳洲淘金潮》(An Australian Gold Diggings),Edwin Stockqueler 作品(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新南威爾斯的淘金熱,意外緩解了加州淘金熱以來,人力流失的狀況,卻引爆了各個殖民地的狂熱,不到 4 個月,連維多利亞殖民地的克呂納(Clunes)和 巴拉瑞特(Ballarat),也傳出發現金礦。

同年 11 月,維多利亞殖民地總督拉籌伯(Charles La Trobe)向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格雷(Sir George Grey)送出的緊急報告當中提到:

維多利亞發現的金礦距離城鎮比較近,結果在墨爾本、季隆(Geelong)的廣大郊區,短短三個禮拜,許多男性居民消失得無影無蹤。棉花田荒蕪了,房舍出租了,商業全面停擺,甚至連學校也關門了。想聘僱勞工難如登天,這種情況下,任何契約都不再有人遵守

有趣的是,因為水手們都跑去淘金了,船隻被捨棄在碼頭,總督府開不出直航的船,所以連這份緊急報告都是隔年,1852年 4 月份才送抵倫敦。

這一年,恰好是大清帝國的咸豐二年,澳洲發現黃金的消息,很快傳到了華南地區,大批投機商人與招工開始大批招募三年為期的華工。

1849 年,全澳洲農場主首次計畫性輸入華人契約勞工,累計也不過才 390 人,但從 1852 年下半年後的十年,每年湧入各個礦區的華工居然平均高達 4 萬人,而 1852 年當時的墨爾本總人口還不到 3 萬人,可以想像究竟是何等盛況。這些華工主要來自廣東,墨爾本也因此被華人稱為「新金山」,與加州的舊金山遙相呼應。

 

影片為歷史文化紀錄片《大金山》(影像來源:Culture Victoria)

 

從數據來看,單是從 1856 到 1857 的一年間,華人便從澳洲運了 11 萬兩(盎司)、時價約 50 萬英鎊的黃金回到清國,令人眼紅。再加上不懂白人礦工的潛規則,例如先找到新礦要先豎起旗子標示、或是採礦技術差異、不理解水資源在澳洲的珍貴、喜歡集體行動等等,都引起了白人開採者的憤怒,於是連年的排華衝突就爆發了。

1855 年一份官方礦區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就能窺見白人心中的不滿:

中國人滿足于通過最粗糙的採礦方式,獲取最細小的收穫。在反復淘洗舊礦坑時,他們用起水來,毫不考慮會不會浪費,甚至無視被保護、用來飲用的水資源。結果,由於他們無法、或者不願意理解金礦管理方,或者周圍礦工的意見,惹出了許多口角

1854 年,維多利亞的本迪戈(Bendigo),爆發了最早有紀錄的排華事件。歐裔與美裔的礦工在一處金礦附近集結,宣示驅離該地約 4000 名華人,引發肢體衝突。三年後的 1857 年,當第二次鴉片戰爭在如火如荼的開戰時,澳洲卻發生了「巴克蘭谷暴動」(The Buckland Valley Riot),白人礦工群起攻擊,打死 3 名華工,數十人受傷,導致維多利亞總督府不得不派兵介入。

1858 年,維多利亞地區的聖公會華人傳教士張卓雄,希望透過倫敦來施壓偏袒白人礦工的總督府。於是他代表當地華人社群,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陳情信給英國下議院,其中一段是這麼陳述的:

在中國,我們永遠無法擺脫貧困,恰在此時我們高興地聽說英國的一個殖民地發現了金礦……我們祈求議院同情窮苦人,不要強行索取我們的財富,那麼所有中國人將快樂並永遠尊敬總督和立法者,當我們回到家鄉後也會讚揚這樣的統治者

 

1860年代,昆士蘭殖民地的淘金華工照片(圖片來源:The State Library of Queensland

 

這封信引起了帝都的注意,卻沒有在第一時間發揮積極作用。

很快的,又發生了另一件更有名的礦區衝突:新南威爾斯的「藍濱灘暴動」(Lambing Flat Riots)

藍濱灘暴動從 1860 年 12 月一直延燒到隔年 6 月,最嚴重的一波衝突在 1861 年 6 月 30 日達到巔峰,兩三千名華工遭遇白人暴徒洗劫,房屋直接被焚燒,華人礦工甚至集體拋棄駐紮地外逃。事後,這些施暴者辯稱,是因為華人奪走水源才不得以至此。

由於「藍濱灘暴動」規模過大,1861 年 3 月到 6 月,當地政府直接派兵進駐,新南威爾斯總督府的反應則是,火速在當年 11 月通過「限華法案」(Chinese Immigration Act 1861)嚴格限制入境華工人數。

對華工來說,只要哪個發現金礦的殖民地規矩比較寬鬆,自然就會往哪裡跑。殖民地官方則視之為潛在的不可控因素,提心吊膽,深怕種族衝突的不定時炸彈,哪一天就被引爆。

各總督府之間的溝通不良,也間接導致各殖民地的立法競賽。習於榨取式經濟的總督府,對於最根本的礦區管理問題,並沒有提出解決之道。沒想到,這樣一拖就整整拖了 30 年。

 

1871-1875 年,新南威爾斯,古崗(Gulgong) 礦礦坑與白人礦工(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白色的明天

1888 年,6 月 12 日,時間是下午 2 點,澳洲,雪梨。

時間正值大英帝國橫掃全球的殖民盛世,才蓋好不到 5 年的雪梨市政廳,門口熙熙攘攘,黑壓壓一片,不時有記者穿梭其中。

從澳洲六大總督府趕來的官方代表陸續抵達。現場冠蓋雲集,連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路過此地的市井小民,也紛紛張羅打聽。原來,再過半小時,議政廳就要討論一件攸關國際的重要大事。

這天,歷史悠久的雪梨晨驅報的重要版面,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字眼「『中國人問題』殖民地會議」(Intercolonial Conference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1900年代早期,雪梨市政廳(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850 年代澳洲淘金熱潮以來,礦區的種族衝突時有所聞,經歷幾次英國與大清帝國的戰爭之後,甚至連坊間也曾謠傳,大清將會利用快速增加的移民,來控制人數本來就不多的澳洲社會。為了平抑民怨、減少引發國際糾紛的風險,澳洲六大殖民地總督府,破天荒地齊聚一堂,針對單一國家的移民問題商討辦法。

那時候的人們多半不曉得,或許連與會者自己也沒意識到,這場盛會,將影響澳洲往後超過百年的歷史軌跡。它既是白澳政策的原爆點,也可說是創造「澳洲人認同」的起始點。

議政廳內的掌聲響起,大門一開,以往高不可攀的總督府大爺們,臉上掛著說不出的疲憊。經歷了 4 天馬拉松式的殖民地大會師,會場上的激辯展現了英式議會的嘲諷、幽默,當然也少不了澳洲式的直白。

儘管互有歧見,六大殖民地最終還是就立法方針達成共識。由出身維多利亞總督府、有公共工程部長經驗的的代表艾爾弗雷德迪金(Alfred Deakin)起草,並保留了部分新南威爾斯總督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在會中所提出的嚴苛內容。

接下來各個殖民地的立法當局,將慢慢統一方向,朝這幾個大原則邁進:

  1. 各殖民地確信,進一步禁止中國移民,攸關澳洲人民基本福祉
  2. 本會共識,需要大英帝國政府追認,並採取進一步外交動作,搭配澳洲各殖民地立法一致,才能有效執行
  3. 本會考慮派出一位澳洲全權代表,向大英帝國政府表達意見,以敦促帝國當局採取進一步外交動作
  4. 各殖民地立法要點:
    1. 適用於全體華人,並訂定具體細則
    2. 中國移民抵達澳洲各港口的人數,必須要明確設定上限,無論船隻類型,船重每 500 噸,只能配有 1 位中國人入港名額
    3. 在各殖民地總督府之間,沒有特殊安排的情況之下,華人旅客不得進行跨殖民地的移動,否則將視為違法

條件到底有多嚴苛?無論在時間或空間的緯度來說,這都是前所未有。

原先 1854 時的規定是船重每 5 噸限搭載 1 名中國人,到了 1857 年則是調為每 10 噸 1 人,因此就當時商船噸位的實際情況來說,本來每船的中國船員就很少超過 5 人,最新規定等於是表明除了有能力經營大型船隻的船隊以外,一概不許擔保任何中國人入境。

更令人感到訝異的規定是,每次跨殖民地移動、單次進出澳洲,華人都必須申請「華人豁免證」(Chinese Exemption Certificates) 、繳交 100 英鎊的費用,換算成今天的價格,大約就是 6000 到7000 澳幣左右,對於需要出外打拼的人來說,根本是天價。在那個澳洲大陸上沒多少城鎮的年代,也意味著華人一旦入境,就形同要牢牢禁錮在特定的土地上。

以上規定還開宗明義就表明「適用於所有華人」,也就是說,在殖民地政府沒有特殊安排的狀況下,連澳洲出生的華人也得乖乖照辦。然而,在這場以中國人為名的會議上,卻完全沒有任何華裔代表列席,也沒有任何來自華人族群的請願書被宣讀。

華人豁免證(圖片來源: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理所當然的意外

其實,早在這場會議之前,倫敦就發出嚴重警告,認為澳洲總督們持續針對華人祭出禁令,不僅破壞帝國內部的和諧,也藐視帝國法律位階。因為英國人想要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擔心清政府以此政策為藉口作梗。站在倫敦的角度來看,萬萬沒想到殖民地政府居然會為了「蠅頭小利」不顧大局。

1888 年 6 月 1 日的報紙,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報導這些尖銳的意見;英國下議院議員海頓(John Henniker Heaton)早在「『中國人問題』殖民地會議」前就向媒體放話,稱「中國人問題」正讓英澳關係變得緊張,更別說可能再次引起清英兩國之間的齟齬。

位高權重的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諾士佛子爵(Henry Thurstan Holland)甚至烙下重話,質疑澳洲各殖民地政府,總督諸公這是想要在澳洲創造另一個美國嗎? 藉此暗示澳洲當局不要自找麻煩,當時的美洲大陸,因為黑奴問題爆發的南北戰爭才剛剛落幕 20 多年,前車之鑑不遠矣!

真正的癥結點在於,在國際法地位上,由清國與大英簽訂的條約,名義上能讓澳洲的華人拒絕遵守法律位階低一等的殖民地法律,但是天高皇帝遠,實際執行的情形,只要能及時封鎖消息,就不是倫敦和北京真正關心的了。

因此,站在澳洲各總督府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結果就算不是必然,也出於無奈。

他們的邏輯是:既然倫敦無法增派治安人力,上頭只是空口說白話,要殖民政府「相忍為國」,又真的無力社會衝突惡化的情況下,乾脆就阻止「引起衝突」的源頭──華人移民,把矛頭指向社會中少數的外來者,許多官民之間的緊張議題自然「迎刃而解」。

而此一概念隨著年代議題不同,後來的投射主體也曾轉變為「亞洲移民」、「中東移民」或「南太移民」。

1888年著名的「中國人問題」會議過後不久,雪梨當時最顯赫的清國商人梅光達,可能是為了討好當地政府,或是迫於無奈,正式同意接受官方的說法,更無權無勢的華人,自然鴉雀無聲。

然而,在墨爾本,情況卻有所不同。

會議結果公布兩周後的 6月 28 日,維多利亞華人居民委員會(The  Victorian  Chinese  Residents  Committee)召開會議,之前曾寫過陳情書給英國下議院的傳教士張卓雄,再度代表當地華人社群,寫了一份態度堅決的陳情書給維多利亞總督府,抗議歧視性法令、並暗示不排除通知北京或是清國駐倫敦大使,並且將此內容公告維多利亞居民周知,要公眾評評理。

信件內容以不卑不亢的方式抗議:第一,無論是在澳華人百姓還是可能潛入澳洲的流民,從來就不是大清朝廷會主動關心的議題,第二,澳洲當時並不是清國人民的移民熱點,這項法案實際上受害的是早就在澳洲定居的華人,並且表示擔心這個趨勢會為澳洲的未來種下惡果。

這兩大重點正好凸顯了這個「禁華令」只是個「攻擊稻草人」的歧視性法案。

 

1890 年代,昆士蘭殖民地,庫克鎮(Cooktown)的中式喪禮。庫克鎮因鄰近金礦,吸引大量華工前來淘金,鎮上人口也隨之成長。(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尋找自我的時代

19 世紀,澳洲從罪犯流放地,轉型成經濟殖地,已經隨著英國本土的工業化,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而淘金熱發生的時機點,恰巧成為催化劑,發現金礦解決了澳洲長期缺乏的勞動人口吸引力,也提供了產業擴張所需資金。光是墨爾本,1850 年到 1860 年的十年間,人口足足成長了 3 倍,達到 12.5 萬人的規模。

事實上,英國當局在 1830 年代,就逐漸興起「系統性殖民理論」,越來越多官僚認為,應該減少向澳洲流放囚犯,以廉價土地與補助,吸引底層的英國民眾移居澳洲,不但能「淨化」英國,降低革命爆發的機會,還能補充殖民地勞動力、滿足母國對初級產業的供給需求,邏輯類似於日治時期的「工業日本、農業台灣」。

澳洲民眾自然也察覺到這種大變動,來自母國的衝擊,讓整個澳洲社會開始思考自我定位、與「內地」的異同等等,經濟、身份焦慮感與地處亞洲,遠離母國的不安全感,最終讓澳洲在 20 世紀初,建立聯邦國家之際,走上了藉著否定他者,來定義我輩的道路。

張卓雄的先見之明,一語成讖。

發展至此,「白澳政策」的基本樣貌,儼然成形。距離這個辭彙真正登上官方歷史舞台,剩下不到 20 年。

不過,那又是另一段令人神傷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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