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失掉的好地獄──讀張貴興《野豬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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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貴興,《野豬渡河》,臺北:聯經出版,2018。
作者:王德威

經過十七年醞釀,張貴興終於推出最新長篇小說《野豬渡河》。張貴興是當代華語世界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此前作品《群象》(一九九八)、《猴杯》(二〇〇〇)早已奠定了文學經典地位。這些小說刻畫了他的故鄉──婆羅洲砂拉越──華人墾殖歷史,及與自然環境的錯綜關係。雨林沼澤莽莽蒼蒼,犀鳥、鱷魚、蜥蜴盤踞,絲綿樹、豬籠草蔓延,達雅克等數十族原住民部落神出鬼沒,在在引人入勝。所謂文明與野蠻的分野由此展開,但從來沒有如此曖昧游移。

張貴興的雨林深處包藏無限誘惑與危險:醜陋猥褻的家族祕密,激進慘烈的政治行動,浪漫無端的情色冒險……都以此為淵藪。叢林潮濕深邃,盤根錯節,一切的一切難以捉摸。但「黑暗之心」的盡頭可能一無所有,但見張貴興漫漶的文字。他的風格縟麗詭譎,夾纏如藤蔓、如巨蟒,每每讓陷入其中的讀者透不過氣來──或產生窒息性快感。張貴興的雨林與書寫其實是一體的兩面。

這些特色在《野豬渡河》裡一樣不少,作家深厚的書寫功力自不在話下。但《猴杯》創造高峰多年以後,張貴興新作的變與不變究竟何在?本文著眼於三個面向:「天地不仁」的敘事倫理;野豬、罌粟、面具交織的(反)寓言結構;華夷想像的憂鬱徵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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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不難發現,相較於《群象》、《猴杯》對砂拉越華人聚落的描寫,《野豬渡河》更上層樓,將故事背景置於寬廣的歷史脈絡裡。時序來到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東南亞、占領大部分婆羅洲,砂拉越西北小漁港豬芭村無從倖免。在這史稱「三年八個月」時期,日本人大肆屠殺異己,壓迫土著從事軍備生産,豬芭村人組織抗敵,卻遭致最血腥的報復。與此同時,豬芭村周圍野豬肆虐,年年進犯,村人如臨大敵。

張貴興生於砂拉越,十九歲來台定居,卻不曾遺忘家鄉。砂拉越位在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西北部,自古即與中國往來,十六世紀受汶萊帝國(渤泥國)控制;一八四一年,汶萊委任的砂拉越首任「白人拉惹」占姆士・布洛克平定汶萊蘇丹及砂拉越統領之爭,建立砂拉越王國。太平洋戰爭爆發,砂拉越為日本占領,戰後歸屬英國,成爲直轄殖民地,直到一九六三年七月才脫離統治。同年九月,砂拉越與沙巴、新加坡馬來亞聯合邦(馬來亞半島或西馬)組成今之馬來西亞(不包括一九六五年退出的新加坡)。這一體制受到鄰國印尼反對,導致長達三年的武裝對抗。之後砂拉越又經歷砂共叛亂,直到九〇年才停息。

張貴興的重要作品幾乎都聯結著砂拉越。《群象》處理砂共遺事、《猴杯》追溯華人墾殖者的罪與罰,時間跨度都延伸到當代。以時序而言,《野豬渡河》描寫的「三年八個月」更像是一部前史,為日後的風風雨雨做鋪陳。日軍侵入砂拉越,不僅占領布洛克王朝屬地,也牽動南洋英國與荷蘭兩大傳統殖民勢力的消長。這段歷史的慘烈與複雜令我們瞠目結舌。華人早自十七世紀以來移民婆羅洲,與土著及各種外來勢力角力不斷,而華人移民間的鬥爭一樣未曾稍息。華人既是被壓迫者,也經常是壓迫者。海外謀生充滿艱險,生存的本能,掠奪的欲望,種族的壓力,還有無所不在的資本政治糾葛形成生活常態。

是在這裡,《野豬渡河》顯現了張貴興不同以往的敘述立場。《群象》描寫最後的獵象殺伐,「中國」之為(意)象的消亡,仍然透露感時憂國的痕跡。《猴杯》則從國族認同移轉到人種與人/性的辯證,藉著進出雨林演義雜種和亂倫的威脅。《野豬渡河》既以日軍蹂躪、屠殺豬芭村華人居民爲敘述主軸,似乎大可就海外僑胞愛國犧牲作文章。小說情節也確實始於日軍追殺「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成員。但讀者不難發現「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非但面貌模糊,那個等著被賑的「祖國」更是渺不可及。不僅如此,張貴興擅於描寫的性與家族倫理關係雖然仍占一席之地,但大量的暴力和殺戮顯然更是焦點。非正常死亡成爲等閒之事,甚且及於童稚。〈龐蒂雅克〉一章所述的場景何其殘忍和詭祕,堪稱近年華語小說的極致,哈日族和小清新們必須有心理準備。

張貴興的敘事鋌而走險,以最華麗而冷靜的修辭寫出生命最血腥的即景,寫作的倫理界線在此被逾越了。我們甚至可以如此說,大開殺戒的不僅是小說中的日本人,也是敘述者張貴興本人。然而,即便張貴興毫不避諱的,以如此不忍卒讀的文字揭開豬芭村創傷,那無數「淒慘無言的嘴」的冤屈和沉默又哪裡說得盡,寫得清?另一方面,敘述者對肢解、強暴、斬首如此細密的描寫,幾乎是以暴易暴似的對受害者施予又一次襲擊,也強迫讀者思考他的過與不及的動機。

野豬渡河》對歷史、對敘述倫理的思考最終落實到小說真正的「角色」,那千千百百的野豬上。如張貴興所述,野豬是南洋特有的長鬚豬,分布於婆羅洲、蘇門答臘、馬來半島和蘇祿群島,貪婪縱慾,鬥性堅強。因爲移民大量墾殖,野豬棲居地急速縮小,以致每每成千上萬出動,侵入農地民居,帶來極大災害。野豬桀驁不馴,生殖和覓食爲其本能。牠們既不「離散」也不「反離散」;交配繁衍,生生死死,形成另一種生態和生命邏輯。

這幾年華語文學世界吹起動物風,從莫言(《生死疲勞》、《蛙》)到賈平凹(《懷念狼》),從夏曼・藍波安(《天空的眼睛》)到吳明益(《單車失竊記》)作家各顯本事,而姜戎的《狼圖騰》更直逼國家神話。張貴興自己也是象群、猴黨的創造者。但野豬出場,顛覆了這些動物敘事。在一個以伊斯蘭信仰為主的文化語境裡大談野豬,作者的種族諷刺意圖昭然若揭。但另一方面,千萬華人移民賣身爲豬仔、渡海謀求溫飽的處境,一樣等而下之。小說中的華人爲了防禦野豬,年年疲於奔命,豬芭村的獵豬行動從戰前持續到戰後,難捨難分。尤有甚者,亂世裡中日英荷各色人等,不論勝者敗者,兀自你爭我奪,相互殘殺獵食,交媾生殖,他們的躁動飢渴也不過就是過了河的野豬吧。

如果說張貴興藉豬喻人,那也只是敘述的表相。他其實無意經營一個簡單的寓言故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豬狗」。《野豬渡河》讀來恐怖,因爲張貴興寫出了一種流竄你我之間的動物性,一種蠻荒的、衆牲平等的虛無感。蠢蠢欲動,死而不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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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玆(Gilles Deleuze)、瓜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論動物,曾區分三種層次,伊底帕斯動物(Oedipus animal),以動物為家畜甚至家寵,愛之養之不分彼此;原型動物(Archetype/state animal),以動物為某種神話、政教的象徵,拜之敬之。而第三種則為異類動物(daemon animal,由古希臘“daimōn” [δαίμων] 延伸而來),以動物為人、神、魔之間一種過渡生物,[1]繁衍多變化,難以定位,因此不斷攪擾其間的界線。對德勒玆、瓜達利而言,更重要的是,動物之為「動」物(becoming animal),意義在於其變動衍生的過程。任何人爲的馴養、模擬或想當然耳的感情、道德附會,都是自作多情而已。[2]

張對野豬、對人物儘管善惡評價有別,但描寫過程中卻一視同仁,給與相等分量。小說開始,主人公關亞鳳的父親就告訴他「野豬在豬窩裡吸啜地氣,在山嶺採擷日月精華……早已經和荒山大林、綠丘汪澤合為一體……單靠獵槍和帕朗刀是無法和野豬對抗的。人類必須心靈感應草木蟲獸,對著野地釋放每一根筋脈,讓自己的血肉流濬天地,讓自己和野豬合為一體,野豬就無所遁形了。」亞鳳父親的說法正是把野豬視爲「原型」動物,賦予象徵定位。但小說的發展恰恰反其道而行。千百野豬飄忽不定,防不勝防,或者過河越界,或者被驅逐殲滅。如果與人「合為一體」,那是夢魘的開始。

於是小說有了如下殘酷劇場。豬芭村裡日軍搜尋奸細,砍下二十二個男人頭顱,刀劈三個孕婦的肚子後,一片鬼哭神嚎。就在此時,一隻齜著獠牙的公豬循著母豬的足跡翩然而至,牠伸出舌頭舔著地板上死者的血液,一路舔進他的屍體,毫不猶豫的將嘴吻插入老頭肚子裡,開始凶猛囫圇的刨食,已經飽餐一頓的母豬看見雄豬後,嗅著雄豬的肛門和陰莖,拱起屁股摩擦雄豬,發出純情氾濫的低鳴……雄豬將老頭肚子刨食乾淨後,肚皮鼓的像皮球。牠從老頭肚皮囊裡抽出半顆血淋淋的頭顱,嗅了嗅母豬的陰部和乳頭,將嘴吻伸到母豬兩腿之間,用力的拱撞著母豬屁股,口吐白沫……突然高舉兩隻前蹄,上半身跨騎母豬身上,將細長的豬鞭插入母豬陰道……

張貴興的描寫幾乎要讓人掩面而逃。但他更要暗示的應是豬就是豬,我們未必能,也不必,對牠們的殘暴或盲動做出更多人道解釋。與其說張意在自然主義式的冷血描述,更不如說他的筆觸讓文本内外的人與物與文字撞擊出新的關聯。

比方說面具。野豬血淋淋的衝撞如此原始直接,恰恰激發出小說另一意象──面具──的潛在意義。面具是豬芭村早年日本雜貨商人小林二郎店中流出,從九尾狐到河童的造型精緻無比,極受老少歡迎。隨著小林身分的曝光,所謂的本尊證明從來也只是張面具。知人知面不知心,比起野豬的齜嘴獠牙,或在地傳說中女吸血鬼龐蒂雅娜飄蕩幻化的頭顱,日本人不動聲色的面/具豈不更爲恐怖。然而小說最終的面具不到最後不會揭開。當生命的真相大白,是人面,還是獸心,破壞性難分軒輊。

除了野豬和面具,豬芭村最特殊的還有鴉片。張貴興告訴我們,鴉片一八二三年經印度傾銷到南洋,成爲華人不可或缺的消費品和感官寄託。即使太平洋戰爭期間,鴉片的供應仍然不絕如縷,平民百姓甚至抗日志士都同好此道。在罌粟的幽香裡,在氤氳的煙霧中,痛徹心肺的國仇家恨也暫時休止,何況鴉片所暗示的慾望瀰散,如醉如癡,一發即不可收拾。

野豬、面具、鴉片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意象,在張貴興筆下有了詭異的交接,或媾和。經過「三年八個月」,《野豬渡河》裡人類、動物、自然界關係其實已經以始料未及的方式改變。獸性與癮癖,仇恨與迷戀,暴烈與頹靡,……共同烘托出一個「大時代」裡最混沌的切面。在野豬與鴉片,野豬與面具,或鴉片與面具間沒有必然的模擬邏輯,卻有一股力量傳染流淌,汨汨生出轉折關係。

暴虐的魅惑、假面的癡迷、慾念的狂熱。這裡沒有什麽「國族寓言」,有的是反寓言。在人與獸的雜遝中,在叢林巨蟲怪鳥的齊聲鳴叫中,在血肉與淫穢物的氾濫中,野豬渡河了:異類動物的能量一旦啓動,摧枯拉朽,天地變色,文字或文明豈能完全承載?張貴興的雨林想像以此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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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華語世界有兩位作家以書寫婆羅洲知名,一位是李永平(一九四七─二〇一七),一位就是張貴興。他們都對故鄉風物一往情深,同時極盡文字修辭之能事。李後期的「月河三部曲」──《雨雪霏霏》、《大河盡頭》、《朱鴒書》──寫盡一位砂拉越少年成長、流浪的心路歷程。他對島上華人,尤其是女性,所遭受的侮辱和損害,有不能已於言者的傷痛。《大河盡頭》撻伐日本和歐裔男性的淫行不遺餘力;然而《朱鴒書》裡,李永平卻採取了童話形式,幻想不同族裔的小女生深入婆羅洲雨林深處,大戰曾經蹂躪他們的元凶,報仇雪恨。李永平舉重若輕,寫出南洋版的《愛麗絲夢遊仙境》,作爲與歷史暴力抗衡的方式。但他筆下那些女孩匪夷所思的冒險和勝利裡,藏不住憂傷的底線:多半女孩其實早已經是鬼不是人了。

面對歷史創傷,《野豬渡河》的態度截然不同。故事結束時,豬芭村民驅逐了日本人,只迎來了英國人。太陽底下無新事,死人屍骨未寒,活人繼續吃喝拉撒生殖死亡。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野豬渡河》全書以主人公關亞鳳一九五二年自殺作爲開場,再回溯進入正題。亞鳳英武挺拔,是豬芭村的英雄人物。在「三年八個月」占領期間度過無數考驗和苦難,終於等到日軍戰敗,豬芭恢復平靜。何以六年後,我們的英雄反而一心求死?此時的他已經失去雙臂,成爲一個雜貨店的主人。在平淡的生活裡,他還有什麽難言之隱?

相對於此,小說最後一章以倒敘亞鳳的摯愛愛蜜莉早年的經歷作爲結束。愛蜜莉是小說的關鍵人物,背景神祕,暫且按下不表。可以一提的是,她所象徵的青春情愫,原初的女性誘惑其實是張貴興不斷處理的主題。早在《賽蓮之歌》(一九九二)裡,他已借用了希臘神話賽蓮(Siren)的典故,描摹青春女性那不可言狀的召喚與牽引,讓男人色授魂與,做鬼也要風流。而在《野豬渡河》裡,他將賽蓮調換成了色喜(Circe)──希臘神話中另一位要命的女性。相傳色喜有魔法,能將任何色慾薰心的男人變成豬。

關亞鳳曾與三位女性有過情愫,他失去雙臂和死亡與此有關。但歷史的後見之明不禁讓我們深思,就算關亞鳳活下去,他日後的遭遇可能更好麽?誠如張貴興所言,華人在婆羅洲近三百年的移民史就是一部痛史。太平洋戰爭結束,布洛克王朝將砂拉越的管轄權交給英國殖民者。宣揚「反英反帝反殖」的砂共活動一九五三年開始。一九六二年,由印尼政府撐腰、馬來人領導的共黨組織在汶萊發起政變,殖民者大肆逮捕左派人士,大量砂華青年被逼上梁山,展開近四十年的對抗。一九六三年砂拉越加入馬來西亞,但馬來半島(西馬)與婆羅洲(東馬)地理和心理上的對峙始終存在。「馬來西亞」獨立了,但砂拉越始終沒有獨立。與此同時,經過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後,不論東馬、西馬,華人地位日益受到打壓。西馬馬共一九八九年走出叢林,東馬砂共一九九〇年棄械投降。砂拉越的歷史如此曲折,日後種種學說,不論是「靈根自植」還是「定居殖民」、「反離散」,都顯得隔靴搔癢了。

李永平《朱鴒書》以天馬行空的方式超越現實,向歷史討交代,也為畢生的馬華書寫帶來詩學正義(poetic justice)。《野豬渡河》則走向對立面,發展出殘酷版華夷詩學。歷史的途徑無他,就是且進且退,永劫回歸──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野豬渡河」。小說的敘事開始於故事結束之後,結束於故事開始之前。我們彷彿看見關亞鳳、愛蜜莉還有豬芭村人的命運:太平洋戰爭結束,再給他們二十年、三十年時間,恐怕也是介入一次又一次反殖民,反東馬政權,反馬來化……的鬥爭裡,絕難全身而退。

我們想到魯迅的名篇〈失掉的好地獄〉(一九二五)。人到了萬惡的地獄,整飭一切,得到群鬼的歡呼。然而人立刻坐上中央,用盡威嚴,叱咤眾鬼,當鬼魂們又發一聲反獄的绝叫時,即已成爲人類的叛徒,得到永劫沉淪的罰,遷入劍樹林的中央。

人類於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獄的大威權,那威權且在魔鬼以上。

……

曼陀羅花立即焦枯了。油一樣沸;刀一樣銛;火一樣熱;鬼眾一樣呻吟,一樣宛轉,至於都不暇記起失掉的好地獄。

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尋野獸和惡鬼……。[3]

野豬渡河》訴說一段不堪回首的砂華史,但比起日後華人每下愈況的遭遇,那段混混沌沌的歷史,竟可能是「失掉的好地獄」。張貴興驀然回首之際,是否會做如是異想?面向砂拉越華族的過去與現在,張貴興是憂鬱的。野豬渡河?野豬不再渡河。


[1] Gilles Deleuze and Pierre-Félix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 237.

[2] Gilles Deleuze and Pierre-FélixGuattari,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 13.

[3] 魯迅,〈失掉的好地獄〉,《野草》,《魯迅全集》卷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二〇〇。

本書收錄於聯經出版《野豬渡河》,原標題〈失掉的好地獄〉在歷史傷痕與鬼魅記憶的深處, 我選擇有尊嚴的抵抗, 如果你們的暴力侵略是要我低頭屈服, 我就讓你們感受以血還血、以頭還頭的暴力! 繼《群象》、《猴杯》後, 張貴興最新長篇小說力作《野豬渡河》, 描寫二戰期間日軍占領婆羅洲砂拉越豬芭村的故事,訴說一段不堪回首的砂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