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國族洪流淹沒的近代中國,「她」如何攪動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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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onmon-chewinggum

法庭審判上,將誰判為「漢奸」,足使法官焦頭爛額;再加上「性別」,審判的曲折離奇,更讓人拍案叫絕。

過去讀間諜的故事,最期待的莫過於機關算盡的諜報戰。想像中的間諜,個個身懷絕藝,蒐羅情報、潛伏敵營是基本功,易容、肉搏、色誘等身體對壘,是更高的身段。然而我們很少想像,一旦戰爭結束,間諜們都去哪裡了?

這本書告訴我們,戰後的敵我清算,是漢奸審判。身處審判中的「她」,遇上大麻煩了。

本書《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講述五位女性,在中日戰爭以後遭遇漢奸審判、國族審問過程中,啟人無數的疑竇。為什麼間諜鄭蘋如一而再、再而三穿越時空,進入張愛玲的小說、李安的電影中?為什麼中共地下黨員關露受表揚為忠誠楷模後,決定仰藥自盡?為什麼畫家李青萍受盡特(務)嫌(疑)、右派、反革命的控訴與羞辱,仍能奉行「人生唯有藝術」?為什麼滿族貴冑川島芳子行刑半個世紀以後,她的身世、性別依舊諱莫如深?為什麼義大利中國媳婦貝安加在審訊、拘役期間生下了中義混血孩子?如果她們不是女性,故事結局還會一樣嗎?

這是本書所欲窮盡的疑問:近代中國的忠奸之辨中,「性別」如何攪動一池春水,如何在國族大纛底下迴旋自我。

《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

五個個案的共同點,是她們的故事性與議題性,不因時間而失去意義或吸引力。

鄭蘋如的故事,最為現代人熟知。她在戰時上海參加情報工作,欲暗殺汪精衛政府的特工丁默邨,後事蹟敗露,遭到特工機構處決。由於她所效忠的對象不明,所從事的諜報活動也無從可考,因而其死亡充滿懸疑性。

關於鄭蘋如的死亡有四種主要的說法,一是認為她死於汪政權七十六號特工總部兩個首腦間的派系鬥爭;二是丁默邨即是最想讓鄭蘋如消失的人;三是上海日本憲兵隊因鄭蘋如具危險性,欲置其死地;四是丁默邨的證詞,直指鄭同時替國、共、日、偽四方面做情報工作,殺鄭的人,是日本人。

充滿懸疑的死因,也發酵在她身後的多歧歷史論述與再現。由於官方的褒揚令遲遲未至,等於未視其殉國,也未肯定其忠誠。而官方始終沒有拍板定案,正由於其性別與身體的操作,無法完全吻合國家黑白分明的忠奸二分論述。由此諸多情色聯想被搭掛在鄭蘋如的間諜活動上。作家鄭振鐸在戰後發表一系列雜文,悼念死難英雄,並痛批投敵漢奸。鄭振鐸對鄭蘋如的「殉難」,即視為是利用風姿綽約的身體,為國家賠上性命的「完美女情報員」。

然而,鄭振鐸似乎沒有懷疑過,鄭蘋如是否有個人的情感與情慾存在?這種夾在性別與國族敘事之間尖銳的質問,在張愛玲的小說,以及隨之而來張系國的嚴厲批評下,徹底顯露女性身體自主,所具有的廣闊討論空間。張系國懷抱的理想愛國少女是秋瑾,沒有兒女私情,只有捨身為國;張愛玲小說〈色,戒〉中影射鄭蘋如的主人公王佳芝,則是「憑一時愛國心的衝動」,將特工活動當作表演的舞台,女性的身體自然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在漢奸易先生溫情繾綣、鑽戒相送下,真情穿透了表演。對張系國來說,這是極其巨大的認同衝擊,只能目之為「不道德的題材」,轉身撇過頭去。

鄭蘋如

中共地下黨員關露,於 1939 年奉命留在淪陷區,協助策反李士群,並擔任日人主辦的雜誌《女聲》編輯,留下大量的著作。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關露成為國民政府緝捕漢奸的名單之一,中共地下黨迅速安排她離開上海。關露雖然逃過漢奸審判,但因淪陷區的地下工作經歷,她遭受中共一次次的忠誠懷疑與羞辱,在鎮反、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皆逃不過被批判、逮捕的命運。1982 年,中共中央平反關露的問題,定調她為忠誠楷模。關露卻於同年底,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關露的命運,並非特例,是許多中共地下黨員共同承擔的政治磨難。但從其作品中具有的強烈性別自主意識,可反映她在高壓的黨國集體意識底下,緊張關係如何伴隨她的後半生。戰後她為中共限制不得繼續用本名發表作品而力竭抗辯,欲討回自己真實且忠誠的過去,卻被指斥為「精神不大正常」;與之惺惺相惜的中共黨員王炳南,聽從鄧穎超的勸阻而停止和她往來。她自覺忠黨的自我意識,讓她在往後的政治運動,都無法以叛徒自絕於黨,一次次為忠誠辯白。最終,迎來平反後,關露的辯白卻再也沒有棲身之所,她的小我被集體消融,徹底的崩潰瓦解。

關露

畫家李青萍,因戰時在淪陷區各地,以及東京、橫濱舉辦畫展,於戰後被以「認賊作父,與敵苟且」等罪嫌逮捕,八個月後釋放。1949年後,因她過去在淪陷區的活動,讓她先後被扣上特務嫌疑、右派份子、反革命等帽子,接受管制與勞動教養,並在底層從事拾荒、賣水等低下的工作。不同於關露對黨忠誠的辯白,李青萍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因對藝術的自我追求,使她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叛徒,而以沉默對抗運動。由於缺乏從事特務的證據,她的政治問題一直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她也不能到處寫生、體驗生活。直到 1982 年獲得平反,她再度展現驚人的創作量,震驚藝壇。

由於李青萍留下的文字紀錄相對缺乏,作者僅能從畫作中的生命力探討她的自主意識,認為若非具有高度的性別自主,她也不會「目無組織」、踏遍大江南北,不安於北京人民畫報社裡。也正是她女性藝術家的身分,「女間諜」、「交際花」等歧視標準緊貼著她;不管是戰後,或是 1949 年後,當權者都欲藉由懲處一位到處亂跑的女畫家,來重建性別角色。戰爭既導致社會脫序,也讓人們更渴望秩序,李青萍的遭遇,突顯戰爭與婦女解放之間的弔詭。

川島芳子

川島芳子,是肅親王善耆的第十四王女,從小過繼給日人川島浪速,後參與日本在華諜報工作。先後擔任滿州國女官長、安國軍總司令;戰後國民黨軍統局以漢奸罪嫌逮捕她,判處死刑,1948 年執行槍決。川島芳子由於長期游走在中、日、滿之間,受人側目,但因通敵的證據與影響力不明,加上國籍歸屬未定,她是否需對中華民國效忠,而適用於《懲治漢奸條例》,法庭上有一番爭端。然川島芳子不若影星李香蘭幸運,得以證明為日本人而遣返,最終她以具有滿洲國、關東軍本部與日本外交高層的人脈,被推定為通敵叛國。

國籍的追究,沒有解決川島芳子的身分歸屬問題,並且暴露她在國族認同上的混亂。不僅如此,她的性別越界,顯示她的性別認知一樣混淆不清。她在 1922 年宣告與女體告別,開始變裝,時而男性,時而女性;同樣的跨界,也反映她的善惡混沌,一方面以京劇演員保護者自居,一方面又敲詐無助的淪陷區人民。川島芳子的國家認同、性別與道德,在界線與界線間不斷擺盪,成了非中非日、不男不女、亦正亦邪的人物。作者認為探討川島芳子的自我糾結,能將人從代表國族與性別的論述中釋放出來,找回個人的價值。

義籍婦女貝安加,在義大利與香港華僑譚展超結為連理,攜一雙兒女隨夫返華。譚展超後奉調參加印緬戰役,夫妻感情生變。貝安加攜子女定居上海,並替日本情報機構蒐集情報。戰爭結束後,美國戰略情報署葛雷中尉,以間諜罪嫌將她拘提移送廣州行營法辦。經過兩年纏訟,廣東高等法院以罪證不足,判決無罪。貝安加被指控的罪刑,不外與日方高層有染、同居,從事皮肉生涯等肉體通敵,再加上侵吞外僑財產。貝安加對上述的指控,只承認從事美金黑市交易,賺取佣金,其他概不承認。

按葛雷的揭發,欲以危害盟國利益的戰犯罪審判貝安加,然中國法庭仍須解決貝安加的國籍問題,以判別適用戰犯還是漢奸條例。這給貝安加迴旋的空間,她只要能夠證明與譚展超的夫妻關係,即視同取得中國國籍,開脫戰犯嫌疑。惟她早已於 1944 年向上海地方法院申請片面離婚並獲准,譚展超也已另有妻室,貝安加如何證明她仍為中國軍人之妻,是一大挑戰。

1947 年,她在保外就醫的醫院裡,宣告懷孕,譚展超並寫下切結書,承認自己就是孩子的父親。國籍歸屬的疑慮,頓時煙消雲散,隨後無罪開釋。貝安加懷孕生子,超越法庭的忠奸之辨,無需言語辯白,她生下的男嬰,就是她作為一個中國媳婦、母親,在淪陷區為兒女犧牲的最好見證人。這是否是貝安加精確的算計,已無從得知,也無法追究。

貝安加與譚展超的結婚照

這五個女性豐富的故事,充分展現國族認同禁錮、忠奸劃分下性別的自主空間。她們若非女性,絕對是不一樣的故事。過去研究中日戰爭史,甚少人問及個人歷史,也疑惑個人的歷史是否舉足輕重。然而戰後流傳、再現的各種個人故事,卻持續發酵在小說、電影、鄉野傳奇文本裡,並且生命力遠超過主角的經歷本身。我們無法體會戰爭的殘酷,卻能從這些血肉清晰的個人遭遇中,穿越時代的限制,直擊人性,如同張愛玲世故的眼下:「看明白之後,也只有哀矜」。

書評是評者的主觀閱讀,本書尚包含許多圍繞五位女性所產生的重要議題,如民國的法律訴訟問題、中共政治運動的特質,以及戰爭社會的失序等。由於這些外在大環境條件,得以構成這五個精彩絕倫的生命書寫。相信不同的觀者,會在本書中,得到各自想望的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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