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人的臺南研究──專訪國史館館長吳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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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吳密察
知名臺灣史學者,生長於臺南北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前館長,現任國史館館長。過去曾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Q1:什麼是臺南研究

首先必須先釐清。所謂的臺南研究是否指涉「行政區」的研究?舉例來說,身為一個在臺南北門長大的孩子,我對於「臺南市」的新定義還是感覺怪怪的。當我們在談「OO 研究」的時候,究竟依據什麼空間劃分,其實一直都沒有被深刻討論。即便以「行政區」劃分來處理,依然會出現是以前的「臺南市」還是縣市合併後的「大臺南」的疑惑。

另外一種視角是,「臺南」為什麼可以是一個研究的單位?

人類學家施堅雅(William Skinner,1925-2008)曾提出以市場劃分區域的方法。如果是地理學者,會用地形、地貌等角度來定義;社會學者則會用社會各群體間的連結關係來定義;現今許多碩、博士論文常用「地域社會」來進行空間上的泛稱,我反而認為應該要先定義什麼是「臺南」,才有可能講清楚「臺南」。

研究視角很重要。對於外來者來說,用一個行政區劃來討論相對容易,但對於一個在此地生長的人來說,他們詮釋的空間範圍可能就不一樣了。因此,臺南研究應該要在研究中不斷回應「臺南是什麼」。不論寫什麼年代、什麼題目,都必須要讓人感受得到「臺南研究」是什麼。

這是一個最初的問題,也絕對是一個永遠的問題。

目前擔任國史館館長的吳密察老師。(攝影:陳彥宏)

Q2:如果臺南研究成立的話在臺灣史當中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相對於整個臺灣史來說,臺南研究當然是地方研究。然而重點還是「為了什麼做研究」、「跟誰對話」以及「做什麼樣的研究」。

正因為臺南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是臺灣的首府,過去我們談論清代臺灣史所使用的材料,不管是統治者留下的地方志,或是文人的詩文集,都是以臺南為核心的紀錄,因為幾乎一半的作者主要在臺南活動。

所以如果是從史料上來說,只要把臺南搞清楚了,清代臺灣史幾乎已經掌握了一半。但是反過來說,這樣的臺灣史,能不能解釋臺南以外的臺灣呢?

這樣的研究脈絡其實和過去在研究明、清兩代的歷史當中,大量以都城為研究核心的概念一樣。

Q3:我們該如何看待內田勣所留下的大量關於臺南的資料這批資料該如何運用其他同時代的臺南日本學者如前島信次國分直一又如何

延續上一個問題,臺南研究在臺灣史研究當中,到目前為止扮演的仍是一種「鄉土史研究」的角色。

如果編纂臺灣府志、縣志,地方耆老文人撰寫采訪冊是清代的臺南研究的話,那麼「近代意義的鄉土史」就可以說是 1930 年代這批日本老師們做出來的。

日本的近代教育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科目叫做「鄉土史」,包括歷史、地理、考古、文學,有時候連當地的藝術活動都包含在內。內田勣、前島信次跟國分直一這些人幾乎都是在 1930 年前後來到臺南,他們不僅是當時臺南中等教育機構的老師,更重要的是,他們是一群「文史」老師。所以當年在臺南的中學做鄉土史教育,靠的就是這群日本人,反而臺南人很少參與。理由很簡單,有資格接受高等教育的臺南人往往都不在臺南,自然也就無法貢獻地方鄉土的研究。

這些在地方教書的老師填補了這樣的缺口,開始從事帶有近代意義的臺灣鄉土教學與研究。學生在這些老師的影響下,終於有機會用「近代」的方式來做地方的文史調查,其中石暘睢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跟著這些日本老師,把舊式由世家耆老做的方志採訪,轉型為臺南的鄉土調查工作。

正是因為臺南從清代以來就累積了非常多的歷史文物,對於這些來自日本的鄉土研究者,是一塊擁有眾多寶藏的文史空間。當時許多牌匾、碑文、書畫就這樣成為 1930 年「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中的重要展示物。透過這個大活動去推廣臺南是個「古都」的概念、是臺灣文化的首善之區,讓臺南人開始出現文化的自信與驕傲感。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文化自覺」的過程。對於臺南人的鼓舞作用,無可言喻。

在記念會結束後,有了文物可以擺,於是就有了成立史料館、歷史館的需求。為了管理這個館,他們從臺北帝國大學找來史學科的畢業生齋藤悌亮擔任館員。即使到現在,在地方上能有個專業的歷史資料館和館員,仍是相當了不起的事。

接下來登場的是《民俗臺灣》。《民俗臺灣》的成員中,比較年輕的、來不及參與「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的臺南鄉土史研究者,在《民俗臺灣》陸續登場。他們受到前島信次、國分直一的影響,也用一樣的辦法蒐集調查地方的資料、寫東西。到了戰後,就進入文獻會服務。

臺南如果有學術上的意義,就要看是用臺南來回答什麼學術議題,跟誰對話。但鄉土史不是這樣,鄉土史不是為了學術服務的,而是為了給在鄉土生活、對鄉土有情感的人看的。你可以同時是個歷史學者,也是個鄉土史家,但你必須知道自己當下在做什麼事。

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臺灣史料集成》(Source: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號2001.008.0058)

Q4:清末來臺灣的西方人主要是哪類人士?他們除了觀察臺南之外,與臺南人或臺南社會是否有所互動?

清代來臺灣的外國人幾乎都沒有跟當地人有所互動。

由於這些西洋人必須要依靠會英文的「中介者」(如買辦、通譯或傳教士),所以通常只會記錄、描述他眼睛看得到的東西(照相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他更有興趣,頂多再做一些訪問。為什麼這類紀錄對現在的我們來說都還有吸引力?因為透過洋人的資料,讀者可以形成一個對當地的清晰圖像,這是傳統中文材料缺乏的。

Q5:臺南研究有哪幾個重要的階段?不同階段的主要成果是什麼?對該領域和社會有什麼影響?

我一開始用了「近代式的鄉土史」這個詞彙,相對應的是 1930 年前後那批日本人,其影響就是《民俗臺灣》。而《民俗臺灣》這批人,到了戰後,又成為文獻委員會的成員。

可是文獻委員會想做的事,是編一個跟明清時代一樣的地方志,所以日本時代在臺灣培養出來近代式的鄉土史,沒有接著轉化成現代的地方史(地方自治體的歷史編纂事業),反而走回方志學的回頭路。

這樣的狀況到了大學歷史系訓練的學生出來後,才開始改變,時間約在 1970 年代的初期。當時不只臺南,全臺灣的文獻委員會都出現了一個尷尬的轉型,《臺南文化》、《南瀛文獻》在 1950、60 年代最盛,但是到了 70 年代突然就沒有了。這是因為那些作者都老了,新一代的作者如張炎憲、石萬壽這些歷史系畢業的人寫文章的風格就不同了(例如文章要有引文、註腳)。文獻委員會和歷史系畢業生出現一種好像可以合作但又好像不太一樣的情況。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臺灣風物》。《臺灣風物》原先模仿《民俗臺灣》的老先生這邊看一點那邊寫一點,到了 1970 年代轉變成黃富三和吳密察這種歷史系的人在編纂,從大學生、碩博士生這裡取得稿子。所以《臺灣風物》的英文雖然叫「Taiwan Folkways」,但後來也不太 folkway 了;另一方面,大學歷史系或中央研究院的學者也開始兼做鄉土史。如果說臺南研究有分期,1970 年代就是一個分水嶺。

Q6:對於入門者和研究者,有什麼建議?

臺灣所有地方的研究都有成果,尤其是臺南,東西更多。雖然多,但也很片段。在做研究的時候,如何把那麼多片段的東西較有系統的處理,像拼圖一樣拼出一個圖像,其實需要花一點時間。但把這些零碎片段的成果吸收,是做臺南研究的基本工夫。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帶著問題、結構來看東西,要不然什麼東西都是材料,但什麼東西都沒有用。如果不要什麼結構和問題,只是想做鄉土史,那就實實在在的做紀錄和調查,也很好。

吳密察認為「臺南研究是什麼」,是一個最初的問題,也是一個永遠的問題。(攝影:陳彥宏)

 


第 40 期《觀‧臺灣》「臺南印象」,除了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商店販售外,全臺各地均有實體書店購買點,並可至以下網路書店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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