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社事件結束後,賽德克族人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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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馮郁庭

1930 年,賽德克族原住民因不滿日本政府長期壓迫,掠奪原住民資源,賽德克族頭目莫那.魯道領導馬赫坡社等番社聯合起事,而後被日本政府平定。參與起事的賽德克族六社,原有人口約 1200 多人,霧社事件結束後,賽德克族人六社倖存的 298 人被迫從他們的祖靈地遷往川中島(今清流部落),成為族人無法抹滅的無奈與傷痛。

台灣原住民紀錄片導演比令.亞布所拍攝的紀錄片《霧社.川中島》就是在回溯這段歷史。

事件遺族迫遷至「川中島」(圖片來源

為什麼這部紀錄片講的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

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當時的政治情勢很需要塑造反日、抗日的氛圍,莫那.魯道理所當然被塑造成抗日英雄,完全忽略薩拉茂社事件中,莫那.魯道也曾協助日本政府鎮壓抗日的薩拉茂社(Slamao)族人,許多歷史的細節逐漸被掩埋和遺忘,原住民的聲音總是缺席。

關於霧社事件,原住民的聲音缺席還有另一個原因,賽德克族的族人本身不願多談。

賽德克族分為 Tgdaya、Toda、Truku 三個亞族,1930 年的霧社事件中,主謀者莫那.魯道所屬的 Tgdaya 是主要參戰反抗日本的亞族,霧社事件過後,1931 年日本政府用以番制番的手段,派 Toda 和 Truku 兩族,再次去殲滅 Tgdaya,被稱為「第二次霧社事件」。

許多人認為 Toda 是較為親日的一方,Tgdaya 則是抗日的一方,但其實也不能劃分所謂的親日、抗日,在當時如果不聽日本政府的命令,就是死路一條,莫那.魯道雖然被稱為抗日英雄,但也曾協助日人攻打薩拉茂社(Slamao)族人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雖然這段過往是來自於統治者的操弄,但三個賽德克亞族之間互相殘殺的不堪過往也是事實,所以族人多半閉口不談部落,多數人選擇遺忘內部創傷。

紀錄片以Tgdaya 族人Takun.Walis的訪談作為開場。(圖片來源

影片一開始 Tgdaya 族人Takun.Walis(邱建堂)在訪談中提到:

其實我們清流的人是不談霧社事件的,你一談霧社事件,簡直就是翻他的舊傷,你問他們,他們就傷心,你問隔壁鄰居,大家都傷心,那不是我家一個人的歷史,是大家的傷心,所以大家都不要談。

魏德聖導演拍攝的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後,霧社事件再度受到矚目,整個社會開始討論這個議題,將賽德克族人們的歷史創傷重新攤在陽光下。不過,電影為了整體劇情需要,有很多地方不完全符合史實,受邀擔任電影顧問的歷史學者郭明正因此特別執筆寫下《真相‧巴萊》一書,針對電影中的錯誤提出澄清與說明。

值得注意的是,魏德聖導演是漢人,《賽德克.巴萊》是部由漢人來講原住民歷史的電影。而不只這部電影,許多國內外有關霧社事件的研究、書藉、影片等,絕大部分也都為漢人及日本之資料,其中幾乎聽不到原住民觀點的聲音。

然而,這段歷史不僅不該被遺忘,部落族人的記憶和觀點更應該受到重視。

比令‧亞布(Pilin Yapu)導演自1990年代投入原住民族紀錄片攝製工作。(圖片來源

因此,比令.亞布執導的《霧社.川中島》試圖以霧社事件餘生的後裔族人的觀點,特別是賽德克族 Tgdaya、Toda 與 Truku 的族人觀點互動下,來詮釋這個事件。導演比令.亞布認為:

「電影《賽德克.巴萊》放映以後,對於部落的國中生、高中生,或這是中年人,他們對於『霧社事件』知識的取得,百分之八九十大部分都來自於電影,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因為我身為教育工作者的關係,我一直都很希望能去拍一部片子,用族人的觀點去談論『霧社事件』」。

紀錄片中穿插《賽德克.巴萊》中較爭議的影片片段,形成紀錄片與電影之間彼此的對話。可惜的是,這部紀錄片雖然是從族人的觀點來呈現霧社事件,詮釋了不同於電影的另一種觀點,卻無法如電影一般被很多人看見。

雖說如此,《霧社.川中島》還是有用紀錄片呈現的必要。

訪談是紀錄片重要的元素,這部紀錄片由部落族人的口述歷史交織而成,彼此呼應、對話及論辯,讓部落與部落之間有彼此對話的可能,從中尋找和解的途徑。談這段歷史的時候也必須格外小心,不應再挑起部落內的仇恨與衝突,維護族群之間的和諧應為首要之務。

雖然電影有很多地方偏離真實,但訪談的內容也不可全信。訪談通常是有目的的談話,敘述的過程中就已經參雜虛構的成分,再加上部落的族人多數選擇遺忘這段記憶,生活中很少提及,甚至沒有流傳下來,許多遺族的後代對這段歷史也是一知半解,每個人的詮釋也有所不同,原住民族內部的觀點也有分歧。

縱使訪談的內容也不完全等於事實,它還是提供了多面向的觀看角度與可能性,也讓清流部落族人重新掌握歷史再現的詮釋權,談他們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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