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南邊的霸主,「雲南王」龍雲的傳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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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國西南邊的霸主,號稱「雲南王」的龍雲(中)

「雲南是有著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龍雲主政雲南 18 年,知人善用,刪繁就簡,建立新稅制,充裕金融財政,支持生產事業,鞏固財稅,以安民生。[1]龍雲的改革措施,振興了雲南的經濟,為養兵割據打下基礎。他以建設「新雲南」為願景,《大公報》大幅報道其政績,將雲南描繪成「自然資源的大寶庫」,「是有著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民國初年的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都是從偏遠的雲南打響,使默默無聞的雲南在全國政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全中國看來,雲南是窮鄉僻壤,但這個省份卻有其軍事基礎。滿清在雲南練了兩個國防師,編制仿照歐洲的師,一師約有一團砲兵、七十二門大砲,後來雲南的聲望都是靠這兩個國防師闖出來的。此外,清廷還在雲南建了一座造幣廠及兵工廠,準備許多裝備,甚至到抗戰時,軍官所用的毛呢衣和士兵所穿的皮夾,都還在使用清末的貯藏。[2]

雲南人民有尚武精神,一向愛槍,抗戰以前,民間的槍枝本就不少。抗戰期間,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告訴龍雲:「人民的槍太多了,不應任其發展。」想要收繳自衛隊的槍枝。龍雲答覆說:「他們又不拿政府當敵人,我不需要接收他們的槍枝。能自衛總是不錯的。」[3]這個想法跟美國憲法保護人民持槍權的思路不謀而合。所以,雲南寓兵於民,一旦發生戰事,徵兵頗為迅速。

龍雲主滇後,第三十八軍編轄六個師。1931 年 3 月,廢師改旅,縮小軍隊規模。龍雲仿效黃埔軍校,將「雲南講武堂」改為「雲南教導團」,親任團長。「教導團」培養出四千餘名軍官,分派部隊擔任幹部。1933 年 6 月 16 日,為紀念黃埔軍校成立九週年,中央統一全國軍事教育,龍雲將「雲南教導團」改為「中央陸軍官校第五分校」。名稱變了,實權仍牢牢掌握在龍雲手上。

雲南陸軍講武堂(Source:Wikipedia)

龍雲重視軍事教育,每次教導團舉行入團儀式時,都親自出席並發表演講,教導軍人要懂得政治:「國家的目的不外保障公安,及促進人民福利。軍隊設立之目的,即為捍衛國家,若軍中服務人員,於國家之整個目的,及軍隊與政治之關係,昧焉未覺,則鮮有能恰如其分,克盡使命者,故軍人不諳政治,不應以為得意,而當引為恥辱,軍人果不諳政治,必有感於人言,而不克舉其責任者,故健全之軍人,要當深悉政治。」[4]

龍雲讓軍人瞭解政治,在當時的軍頭中獨樹一幟。獨裁者往往害怕軍人懂政治,矇昧的軍人方能被驅使去屠殺人民,就像中共驅使軍人屠殺參加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學生和市民一樣。龍雲鼓勵軍人研究政治科學,至少說明他不那麽獨裁。

雲南的教育,自龍雲接掌省政後有長足發展。首先保障教育經費之獨立,義務教育和民眾教育兼顧,使小學、中學得以逐漸展佈,並鼓勵創辦私立小、中、高三種學校,「凡對教育有應當盡力的地方,自己總要盡力」。[5]龍雲促成「國立雲南大學」的成立,推舉清華大學教授、數學家熊慶來[6]任校長,並聘請許多留英、法、美的專家學者來滇任教,雲大由此享有「小清華」之美譽。

龍雲也送子女留洋,但由於教育背景和知識結構的限制,其思維方式仍深陷於儒家傳統之中。他成立演講會,提倡舊道德:「中國數千年來,能夠存在,也就是受舊道德的維繫,並不是僥倖存在的,自海禁一開,西方文化逐漸輸入,舊有道德,漸次喪失,而國勢亦日趨危殆。馴至演成今日嚴重的國難,所以自己認為舊道德對於國家存亡,實有重大的關係,我們應有提倡的必要。」[7]

殊不知,演講會這種形式是西方公民社會的組成部分,與封閉僵化的舊道德並不相符。龍雲的思想不出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範疇。有趣的是,作為「舊道德」的儒家思想,其崩潰是從此一文明的中心地帶開始(在中國,是作為皇權政治中心的北京、以及孔孟之鄉的山東等地);反之,越是邊陲地帶,越是少數民族,反倒以保存舊文化為榮,如雲南、如韓國。

抗戰期間,北大、清華、南開等三所大學遷到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龍雲幫助西南聯大安排校舍、提供物資。西南聯大被稱為民主堡壘,有一個必不可少的客觀有利條件,就是聯大地處昆明,龍雲在政治上比較開明──龍雲本人於 1944 年秘密加入民盟。如果西南聯大在四川或其它蔣介石直接控制的地方,不可能保持學術自由、兼容並包,也不可能成為民主堡壘。[8]為了保護了西南聯大的民主派教授,龍雲多次與國民黨特務機構發生衝突,「反對國民黨獨裁的聯大教授從地方軍閥雲南省主席龍雲得到支持,他阻礙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學校園政治思想的措施」。

西南聯合大學(Source:Wikipedia)

當然,龍雲未必對民主的價值多麽熱愛、未必對共和理念多麽認同,他更多是出於利害關係而支持民盟對抗蔣介石。他主張三權分立、多黨思想,認為地方與中央應均權,因為地方上許多情形中央不清楚,各省的情況也不相同。他不主張中央集權,這是他與蔣介石的根本分歧所在。[9]

龍雲不懂經濟,卻善用經濟專家整理財政、發展實業。1932 年,雲南成立富滇新銀行,龍雲任命留美歸來的繆嘉銘[10]為負責人,以本省銀幣為本位,又發行富滇新紙幣,穩定金融,投資省營企業。雲南可自行發行紙幣,表明其擁有半獨立的地位。

雲南也領先全國清丈土地,改田賦為耕地稅。創立「財政廳清丈人員養成所」計 27 期,招收高中學生接受一年制培訓,另有簡易測丈計的半年制培訓共計 10 期,培育清丈測量幹部 2000 餘人,實施全省土地清丈,改革土地利用,傳為佳話。

雲南交通落後,龍雲認識到,「修筑公路,整頓交通是一切民生建設的基礎,是替我們民眾自身謀生財之道」,「有錢自然是辦,沒有錢當然還是應該刻苦奮斗的去辦」。[11]龍雲執政期間,雲南修築了京滇、滇川、滇桂、滇緬、中印、滇康等多條公路,尤以滇緬公路享譽世界、對中國抗戰貢獻良多。

不過,鴉片種植和貿易仍然是雲南財政的支柱。1930 年代中期,雲南鴉片種植面積為 90 多萬畝,實際上可能達到 200 萬畝,有外國旅行者發現,「從昆明到大理之間的那些壩子,大約有一半用來種植大煙」。僅 1935 年一年雲南輸出的鴉片總值就在國幣 2000 萬元以上。龍雲成立「特貨統運處」,對外獨家壟斷出口,對內則強迫收購,該機構成為雲南歷史上最骯髒的名稱之一,也是雲南官場的一大肥缺。[12]

龍雲對雲南建設所做之貢獻,得到南京政府的肯定。1935 年,蔣介石攜夫人宋美齡來到昆明視察,發現昆明社會秩序良好、街道整齊清潔。宋美齡讚歎説:「昆明城的街道十分乾淨整潔,建築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們在其他地方見到的那些雜亂的建築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尤使蔣介石注意的是,龍雲在當地威望很高,「雲南政府全體成員的團結一致,是四川無法相比的」。由此,埋下蔣介石逼迫龍雲交出權力的伏筆。

1940 年代的昆明城門(Source:Wikipedia)

國民黨的叛徒,共產黨的「右派」

唐繼堯時代,雲南保持了 14 年獨立狀態,唐氏成為西南實力派中的強者。此種格局的形成,並非唐氏有卓越的軍事才華或政治手腕。唐氏前期的成功,更多是時勢使然──北京政府鞭長莫及,他又抓住「護國」和「護法」兩大輿論制高點,使自己從西南地方性人物,上升為全國性人物。此乃時勢造英雄。

龍雲時代,雲南保持 18 年獨立狀態,更多是靠龍雲縱橫捭闔、剛強壯膽的才能與性格,此乃英雄造時勢。南京政府比北京政府強勢,蔣介石統一全國的野心和努力遠比北洋的總統和執政們強烈。龍雲與南京的關係,比桂系的李宗仁、晉系的閻錫山與南京的關係要好,好幾次地方反叛時,他都站在蔣一邊,從未與中央兵刃相見,有時還出兵幫助中央攻擊其他派系(如桂系)。

然而,龍雲將雲南打造成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讓蔣介石如芒在背。北伐期間,國民黨勢力滲入雲南,龍雲在與本省其他軍閥生死纏鬥同時,對國共兩黨亦嚴加提防。1927 年,雲南先後出現 3 個國民黨地方組織:2 月,第一個建立的是以國民黨左派王復生為首的國民黨雲南黨部,地址設在法政學校內,被稱為「法政黨部」;第二個是蔣介石嫡系的雲南支部,設於昆明圓通街,人稱「圓通黨部」。龍雲對兩者都不支持,讓自己的舅子李天培組建另一個國民黨雲南支部,人稱「舅子黨部」,人數雖少,卻有龍雲的支持,佔據省議會大樓。[13]

長期以來,蔣龍雙方表面上行禮如儀,但底下已暗潮洶湧。紅軍「長征」經過西南地區,中央軍薛岳部即尾隨而至,名為剿匪,實際上是削藩。如此,給龍雲帶來重大危機。於是,只要紅軍答應不進入雲南境內,龍雲寧願在物質上接濟紅軍。蔣介石在剿共時仍懷有藉機清除地方軍閥的私心,地方軍閥也有保存實力之私心,這是南京政府剿共事業失敗的根本原因。

抗戰期間,雲南成為地位僅次於四川的大後方,容納了從日本佔領區湧入的數百萬難民及軍隊,如同台灣容納數百萬隨國民黨逃離中國的軍民。很長一段時間內,滇緬公路是中國惟一與外界聯繫、輸入物資的生命線。龍雲的地位在全國舉足輕重,美國也對他頗為看重──駐滇美軍及技術、外交人員約 2 萬多人,所需食物多由龍雲籌措,如每天需雞蛋六萬枚、菜牛百余頭。[14]

滇緬公路(Source:Wikipedia)

抗戰一結束,國民政府恢復對東南富庶省份的控制,雲南的重要性迅速下降。龍雲在抗戰後期與四川的潘文華、廣東的余漢謀和其他軍事長官以及民盟的知識分子們策划,改組腐敗的中央政府,以廉潔的國防政府取而代之──這是一個鬆散的聯盟,美國駐昆明領事評論説,「確實難以想像,還會有比封建政府貴冑與激進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和實用主義政客們結成的成分更為複雜的一夥」,龍雲是全部密謀的關鍵,他卻 1945 年 1 月退出反蔣活動,以換取足夠裝備 3 個雲南師的美國租借法案的補給品。[15]

蔣介石不會原諒龍雲的不忠。抗戰勝利僅九個月,蔣令杜聿明發動昆明事變,軟禁龍雲。龍雲被迫到重慶任軍事參議院議長之虛職。龍雲的長子龍繩武認為:「如果不發生昆明事變,中共絕對無法崛起,我們也絕對不會退守臺灣。」[16]

這種說法高估了雲南及龍雲在國共兩黨紛爭中的重要性,卻也揭示出,龍雲晚年投共,本非所願,是氣量狹小的蔣介石逼出來的。中共席捲中國之後,雲南和廣西一樣,是反抗程度最激烈、延續時間最長的省份。逃入緬泰邊境的國軍孤軍一度攻入雲南境內,得到雲南民眾的支持。若非蔣介石逼迫龍雲投共,雲南的反抗必更激烈與持久。

龍雲到重慶與蔣介石見面時,當面質問説:「我在你領導下服務很久了,自問對你、對國家、對地方都沒有什麽對不起的。改組一個地方政府,調換職務,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採用正常方式,而用這種非常手段,未免過分,這樣做,恐對國人留下不良影響。」蔣很難堪地説:「我的指示不是這樣的,這是杜聿明搞錯了,要處罰!」[17]蔣之「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可見一斑。

在重慶和南京過了一段軟禁生活之後,龍雲在陳納德將軍的幫助下逃到香港。逃出虎口那天,平時穿中裝的龍雲改穿西裝,「由公館乘坐吉普車出發。因為他平常都是下午出門,那天早上七點出走時,特務並沒有注意到」。[18]國民黨特務之低能瀆職亦讓人歎為觀止。

到香港之後,龍雲發表聲明支持中共,並在香港遙控雲南政局,促成盧漢發動雲南起義,他本人被中共任命為中央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

1950 年 1 月,龍雲北上進京,先後出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職。共產黨給龍雲在北京安排豪華講究的住處,配給司機、警衛、秘書、服務員、勤雜工、廚師,還有每月 500 元工資,相當於副總理待遇。表面上的尊榮,並不能掩飾「雲南王」的失落。親信趙鼎盛隨龍雲一同從香港返回中國,卻因是青年黨黨員,被以「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罪名勞改 13 年。龍雲說不上一句話。

龍家亦發生一起大慘劇。龍雲的第三個兒子龍繩曾號稱「龍家三少」,畢業於南京陸軍大學,在國共內戰期間,留在昭通組織軍隊,周旋於國共之間。中共雲南軍區指稱龍繩曾出任國民黨任命的「滇東北軍政長官」、「川滇黔康反共救國軍」總司令(在國民黨的史料中,找不到此任命狀),説他想打遊擊攻擊解放軍,用迫擊炮突擊其住宅,全家妻小、傭人數十人同時死難。

一起被殺的,除了龍繩曾之外,還包括他的 13 歲、11 歲的兩個兒子、9 歲的女兒和另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兒子。龍繩曾只有一個兒子逃過此劫,後旅居美國。龍雲得此噩耗,長久沉默無語。

龍雲投共後,立即感到上了大當。1950 年,他被許可回到雲南考察,對一些邊彊民族的頭人說:「我已沒有辦法保護你們了。」意思是「自求多福」。果然,中共很快發起對彞族的「剿匪」戰役,數萬彞族遭殺害,數千人被長期監禁,文革結束後,少數倖存者才被釋放。

文革時期的標語(Source:Wikipedia)

1957 年,毛澤東號召各界「大鳴大放」,原來想整肅黨內異己。誰知批評共產黨的言論鋪天蓋地而來,毛轉而發起「反右」運動。「大鳴大放」期間,耿直的龍雲在全國人大雲南組會議上發言説:「第一,蘇聯是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可是,他們太欺負我們的黨和國家了,借我們的債,要高利息,要限期歸還。

第二,雲南解放以前,雲南的農村已經遭到天災人禍的破壞,解放後應該讓人民休養生息。第三,我們涼山的彝族區域,還處在奴隸社會階段,社會十分落後。應該循序漸進地把他們帶進社會主義社會來。一來就搞階級鬥爭,實行土地改革,我覺得為時尚早。」[19]

當時,龍雲的老部下張沖在座,不由為老領導揪心:「唉,你發言為什麼不事前找我商量一下?你對於當前的形勢一點也不明白,現在正是運動開始的時候,怎麼可以潑冷水呢?」盧漢回家後也說:「老主席(龍雲)太孟浪,他說的話雖然在情在理,但是在『反右』的風頭上,怎麼能說這些話呢?要挨,要挨!」[20]

龍雲還對中共肅反工作提出不同意見,「逮捕民革成員前,不通知民革組織是不尊重民革組織,互相監督也要互相尊重」。對此,毛澤東的看法截然相反:「民主黨派中許多人過去是反共的,或者自己就是反革命,如龍雲、傅作義、黃炎培、梁漱溟、張治中、劉文輝,或者他們的親友與反革命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實際上是不贊成殺反革命的,是同情反革命的。但是他們打出的旗幟是維護憲法,如黃紹竑,提出捕人 48 小時前應經監察委員會批准,否則違憲。」毛的基本思路是依靠黨的政策行事,而非從法治的角度思考問題。[21]

1958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轉發統戰部《對一部分右派分子處理的初步意見》,列出 96 名右派分子,分六類作出不同處理。龍雲屬於「撤銷一部分或大部分職務,降職、降級、降薪」的 57 人之一。[22]作為被毛點名的「大右派」,他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兩項罪名,被列為少數民族「六大右派分子」 [23]之首。昔日的部下、如今的少數民族幹部紛紛落井下石,批判龍雲是「土皇帝」、「家天下」……從此,龍雲閉門不出,門可羅雀。他再也不能回到「滇山蒼蒼,滇水泱泱」的雲南故土,就像投降清朝的鄭克爽被安置在北京、不能回到台灣或福建。

1962 年,龍雲在北京淒涼地去世。中共破格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周恩來、彭真等前往弔唁。龍雲死後成為惟一一名骨灰放入「八寶山革命公墓」的中華民國高級將領──這是許多中共高級官員生前夢寐以求的「待遇」。儘管如此,1966 年,文革爆發之時,瘋狂的紅衛兵闖入龍家抄家,其家人備受羞辱,幸虧龍雲看不到這一切了。[24]

八寶山革命公墓正門(Source:Wikipedia)

[1] 譚家祿:《龍雲在滇史蹟》,台北:《雲南文獻》,第24期,1994年版。

[2] 龍繩武:《「雲南王」龍雲之子口述歷史》,頁71。

[3] 抗戰期間,雲南集結了四個集團軍,合計有八個軍,加上衛立煌的遠征軍,共約十萬人,自然有不少槍枝。其後遠征軍在緬甸戰敗,第五軍潰退回雲南;廣西甘麗初被調赴雲南邊境,戰敗後回雲南。槍枝流落地方者不少。雲南多槍的另一個原因是邊區種植鴉片,販賣後可以得到銀元,利於購買槍枝,甚至還有迫擊砲。中共統治雲南後,收繳了三十萬枝槍,結果還不滿意。據中共的估計,雲南差不多擁有七十萬枝槍。參閱龍繩武:《「雲南王」龍雲之子口述歷史》,頁71-72。

[4] 龍雲:《現代軍人應有之修養》,見《龍雲自述》,頁103。

[5] 龍雲:《所望於全省教育界者:全省教育會議開幕訓詞》,見《龍雲自述》,頁82-83。

[6] 熊慶來(一八九三-一九六九):雲南人,留法博士,數學家。在東南大學創建中國第一個高等數學系,在清華大學創建算學研究部。一九三七年,應龍雲之邀,任雲南大學校長,該校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獲得重大發展。一九四九年,赴法國研究。一九五七年,回到中國。一九六九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7] 龍雲:《提倡舊道德與復興國家:星期講演會講詞》,見《龍雲自述》,頁77。

[8] 黎勤、李淩:《龍雲與民主堡壘西南聯大》,《炎黃春秋》,2005年第4期。

[9] 龍繩武:《「雲南王」龍雲之子口述歷史》,頁35。

[10] 繆嘉銘(一八九四-一九八八):雲南人,財經專家、實業家。早年留美國學礦業,歸國後任個舊錫務公司總理。龍雲執政後,任省農礦廳長兼省政府委員、整頓金融委員會委員長、富滇新銀行行長。繆氏對規劃和發展雲南財經、實業作出重大貢獻。一九四九年,赴美定居。一九七九年,回中國,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11] 龍雲:《交通事業為一切庶政之母:昆柳段通車典禮訓詞》,見《龍雲自述》,頁134。

[12] 謝本書:《龍雲傳》,頁83-84。

[13] 謝本書:《龍雲傳》,頁49。

[14] 龍雲:《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見《龍雲自述》,頁23。

[15] 費正清、費維愷:《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頁695。

[16] 龍繩武:《「雲南王」龍雲之子口述歷史》,頁63。

[17] 龍雲:《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見《龍雲自述》,頁31。

[18] 龍繩武:《「雲南王」龍雲之子口述歷史》,頁80。

[19] 龍雲:《思想檢討》,《人民日報》,1957年7月14日。

[20] 馬子華:《一個幕僚眼中的雲南王龍雲》,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4年版,頁187-188。

[21]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2008年版,頁295。

[22]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頁684。

[23] 「少數民族六大右派」中的其餘五人分別為:黃現璠(一八九九九—一九八二),壯族、留日學者、民族學家和教育家。黃認為中國沒有奴隸制度,開創「無奴學派」,亦促成中國第一個民族學派「八桂學派」形成,著有《壯族簡史》等。因反對「大漢族中心主義」,發表(共產黨)「一個人入了黨,貓也變成虎」、「非黨人士做負責人都是傀儡」等言論,被打成右派。歐百川(一八九四—一九七零),苗族,黔軍將領,曾參與北伐及南昌起義。後在國民黨任軍職,抗戰期間參與長沙會戰。中共建政後,曾任貴州省副省長。因批評共產黨的民族政策,被劃為貴州省最大的右派。馬松亭(一八九五—一九九二),回族,伊斯蘭教大阿訇、經學教育家,與王靜齋、哈德成、達浦生並稱中國現代「四大阿訇」,中國回族文化促進會副主任。因批判共產黨「同化回族」政策、不滿被當作「鮮花擺設」,被打成右派。向達(一九零零—一九六六),土家族,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圖書館館長,專治敦煌学、中外交通史,版本目录学。因發表「黨委會是大頭鬼,頭大腳輕」、「少數民族應當自治,不要代治」等言論,被打成右派。王毅齋(一八九六—一九七二),回族,維也納大學經濟學博士,經濟學家。曾任民盟河南支部負責人。中共建政後,任河南大學教授、河南省副省長。因發表民主人士「有職無權」、共產黨「六親不認」、肅反「違法亂紀」的言論,被打成右派。

[24]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雲南廳舉行的龍雲誕辰一百週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勳發表講話説:「龍雲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愛國將領,對人民的事業有過重要的貢獻,他的一生是一個光榮的愛國者的一生。」這些翻雲覆雨、冠冕堂皇的說法,已經跟龍雲無關了。參閱民革中央宣传部:《民革领导人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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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杰

余 杰

蒙古族,出生四川,求學北京,居住美國,以台灣為第二故鄉。關注人權議題的作家、政治評論家。著作有《火與冰》、《劉曉波傳》、《中國教父習近平》、《我是右派,我是獨派:我的思想自傳》、台灣民主地圖系列等五十餘種。
余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