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脫西歐與華夏中心史觀,中央歐亞史如何成為臺灣的借鑑──《草原王權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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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雄著,陳心慧譯,《草原王權的誕生》,臺北:八旗文化,2019。
作者:孔令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與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外國人共同研究者)

自 2006 至 2010 年間,日本講談社為紀念該社創立一百週年而發起「興亡的世界史」系列叢書一套共二十一本的出版計畫。這套兼具知識普及性及學術嚴謹性的叢書,由日本各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執筆,雖然各自側重的地理範圍以及研究主題有所不同,但總體來說本系列各書擁有一個共同的主軸,即試圖從多元的世界史觀點跳脫甚至是挑戰過去長期具有主導地位的西歐中心與華夏中心史觀。近年來,八旗出版社陸續翻譯「興亡的世界史」叢書,將日文的出版成果引介給中文世界的讀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筆者的研究興趣主要是近世以降中原與中央歐亞大陸關係史,而「興亡的世界史」叢書所體現的多元世界史視野中,以中央歐亞大陸為出發的世界史觀可以說是本叢書的一大特點,如其中第六卷森安孝夫《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遊牧民眼中的拓拔國家[1]、第十卷杉山正明《蒙古帝國的漫長延續》,以及本文所討論之第三卷林俊雄《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皆為「中央歐亞大陸史觀」的代表之作。

有別於過去以西歐或中原文明為核心的傳統歷史敘事,林俊雄、森安孝夫以及杉山正明等人的著作則關注活躍於中央歐亞地區的遊牧政權,並強調其溝通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重要歷史角色。通過這三本著作,中文世界的讀者或許可以嘗試跳脫過去歷史教科書中立基於華夏中心論的「漢—唐—元」一元中國史斷代敘事,進而從更為廣闊的歐亞大陸視角正視匈奴、鮮卑、突厥、粟特、回鶻、蒙古等過去被邊緣化的「他者」的歷史,及其對傳統中國乃至於世界歷史發展格局所造成的影響。

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的作者林俊雄為日本出身的歷史學與考古學學者,主要研究古代中央歐亞大陸史,現為日本創價大學教授。本書的特色主要在於結合現地考古證據與東西文字史料,比較活躍於中央歐亞大陸西部的斯基泰與東部的匈奴這兩個遊牧政權,及其在溝通東西方文明上所發揮的歷史作用。

本書各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對於不熟悉中央歐亞史的一般讀者來說,值得學習反思。如第一章提到,遊牧其實並不是一種落後於定居農耕的社會形體,相反地,中央歐亞上的人類文明應該是由最初的狩獵採集,在公元前六千年左右逐步進入定居的畜牧農耕社會;最終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左右,由於氣候乾燥化以及車輪與騎馬技術的引進,中央歐亞地區開始產生了遊牧化的社會。換句話說,遊牧社會並不是落後於農業社會的「野蠻人」,而是早期中央歐亞居民為了適應自然與社會環境變遷所產生的複雜社會生產型態。

在第二到第四章中,本書就古希臘史書、神話以及中央歐亞地區的考古材料,討論了斯基泰人的起源、藝術與墓葬。本書的觀點認為主要操東伊朗語系的斯基泰人起源於中央歐亞草原東部,根據目前的考古證據顯示,其最早的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九世紀的蒙古高原西北部,隨後逐步向北高加索與西亞等地遷徙。

這個論點主要的意義,在於提醒一般讀者在探討中央歐亞史時,當代的國族劃分與歷史時期往往有重大的落差,尤其是對部分熟悉中國歷史的讀者來說,所謂「上下五千年」以及「自古以來」的歷史解釋,往往同樣地被挪用來理解世界其他文明的歷史發展而產生誤讀。換句話說,在公元九世紀前後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的並非今日的蒙古人種,而是深目高鼻的古代印歐人。另一方面,本書作者也指出過去蘇聯學者因為政治因素傾向將斯基泰人視為黑海北岸的土著民而非來自東方的移民。這些都是近代國族觀點影響下歷史解釋所產生的明顯偏誤,值得後人所警惕。

在第五到第八章中,本書通過《史記》、《漢書》等漢文傳世史籍與相關考古學證據,試圖探討匈奴與漢朝的互動往來。作者在此提及了幾個比較重要的論點,如今天不少人提到「絲綢之路」,往往會將其緣起追溯至公元前二世紀漢朝派遣張騫「鑿空」西域,此後中國才通過西域的沙漠綠洲與西方進一步聯繫。實際上這種華夏中心史觀的解釋,並不能完全體現中央歐亞地區溝通東西方文明的實相。

根據目前發現的考古資料顯示,早在公元前三至四世紀,也就是中國史上的戰國後期,作為中央歐亞遊牧政權的匈奴便已經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扮演著經濟中介與文化交流的角色。而後來張騫的出使路線,實際上即是根據當時中央歐亞遊牧民所開闢的商道。值得注意的是,匈奴的中間地位除了促成東西方在實體器物上的貿易往來,更通過物質文化流動推進了東西方神話中「格里芬」(獅鷲)與「龍」等抽象概念的交流。

除了東西交流的世界史意義外,本書關於匈奴的討論尚有一點值得中文世界的讀者留意,即考古證據指出匈奴統治範圍中存在不少定居人口聚落。過去蘇聯學者認為這些定居聚落的組成是匈奴從西域或者中原地區擄掠來的戰俘,但本書作者認為這些匈奴統治下的定居聚落具有強烈的漢文化色彩,而文獻史料也指出有不少漢人自願逃亡匈奴境內從事農耕活動。

這個特殊的歷史現象實際上可以為我們進一步反思近代西方對「文明」(civilization)的定義提供問題意識的起點:以遊牧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匈奴,是否完全沒有定居聚落?以遊牧為主要生產方式而「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的匈奴是否能稱作「文明」?強調定居築城的「文明」是否是衡量人類社會發展程度的唯一圭臬?這些問題或許都是隨著匈奴考古研究的推進,而值得進一步反思的人文課題。

西方語境中的「文明」(civilization),實際上起源於拉丁文 cīvīlis,這個形容詞被用來指涉與「市民」(cīvis)以及「城市」(cīvitās)等相關的概念,由此西方語境中所定義的「文明」實際上是根據定居社會所產生的價值話語,這點與早期華夏文化中對「國人」與「野人」的區分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當代社會往往將西方語境中的「文明」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然而按照這個近代西方所推行的價值標準,那麼匈奴似乎很難被視為一個如同漢朝那樣高度發展而具有都市化的「文明」,而這又與傳統華夏中心史觀指導下的歷史論述,往往傾向將匈奴描述為侵略中原的野蠻人,而忽略其溝通歐亞大陸東西方文化的關鍵面貌,正好不謀而合。

換句話說,在傳統華夏中心史觀之外,近代「文明」概念指導下的史學研究,也很可能帶有過度強調定居社會的優越意識以及貶低遊牧社會的他者偏見;而這兩種史觀在二十世紀初近代中國史學的揉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史研究與中央歐亞研究的隔閡。而如何從世界史的格局出發,正視中原與中央歐亞之間的文化交流,進一步促成中國史研究與中央歐亞研究兩種研究範式的積極互動,應該是未來研究者應努力的目標。

行文至此,不禁令人聯想起電影《賽德克・巴萊》(Seediq Bale)中莫那・魯道(Mona Rudo)所說的那句台詞:「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將「定居/遊牧」等同於「文明/野蠻」的二元對立概念,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與其說是一種普世價值,不如說更像是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權力話語(the discourse of power)。

學習理解中央歐亞的歷史,正有助於培養讀者獨立反省這種權力話語的歷史思維,對於進一步省思近代臺灣原住民的歷史遭遇同樣有所裨益。從這個角度來說,世界史視野下的中央歐亞大陸,為今日中文世界的讀者提供了一個跳脫西歐與華夏中心史觀的出發點,進而為培養現代公民的多元世界史觀提供遼闊的思想沃土。


[1]相關介紹見拙評《澎湃新聞・上海書評》https://reurl.cc/mYb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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