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早的遊牧強權與帝國,認識歐亞草原的歷史──《草原王權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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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雄著,陳心慧譯,《草原王權的誕生》,臺北:八旗文化,2019。
作者:吳曉筠(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研究員)

在時下一般的理解中,善騎、驍勇、野蠻幾乎成了斯基泰及匈奴的標準形象。從迪士尼卡通《花木蘭》裡殘暴的匈奴單于,到 HBO 熱播影集《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中以斯基泰為藍本的嗜血多斯拉其人,這些對早期遊牧者的刻板印象深植人心。這種形象的來源則是拜古希臘的希羅多德(約西元前 484~前 425 年)及漢代的司馬遷(西元前 145~86 年)這兩位西方與東方歷史學之父所賜。

希羅多德和司馬遷筆下這些西元前一千紀下半生活於歐亞草原西、東兩端,讓定居人群如此懼怕的歐亞草原遊牧者,因缺少文字,而在之後的兩千年間無法為自己發聲辯駁。直到 19 世紀末,才隨著考古發現,逐漸揭開神秘面紗,以遺留下的物質文化向世人展現他們豐沛的文化實力。

近年隨著內亞研究意識的強調,拓拔鮮卑的北魏、蒙古的蒙元帝國以及女真的大清帝國等等由草原牧人所建立的政權,都得到了更全面、綜合且平衡的理解。但是關於他們千年之前便已生活在歐亞草原上的遊牧始祖,卻缺乏一般大眾適讀的中文著作。此次隨著八旗文化譯介日本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系列套書,將林俊雄教授撰寫的《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介紹給中文讀者,可說是填補了這一空缺。

馬與馬車串起的歐亞草原通道

斯基泰是最早的遊牧強權,匈奴則是最早的遊牧帝國。本書將這一前一後聲勢顯赫的遊牧民串連起來的做法,是相當有吸引力的。但若欲探究斯基泰及匈奴的形成,兩者之間是否存在關連性,便需從理解歐亞草原的動能及網絡開始。

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如本書第一章所示,是馬與馬戰車的利用,以及遊牧生態的形成。林俊雄教授即是由此開始,以相當篇幅介紹斯基泰及匈奴形成前的歐亞草原世界。書中列有大量由俄文轉譯的專有名詞及遺址名稱,可能會使讀者感到複雜困惑,因此在這篇導讀中,先簡單梳理一下書中所述草原文化的發展梗概。

對歐亞草原的一般迷思是:生活在歐亞草原上的早期人群是遊牧者,而馬車是兩河流域文明的產物。然而現有的考古資料顯示,馬戰車技術是西元前 2000 年前後出現於歐亞草原的烏拉爾山(Ural)地區;遊牧更是西元前 10 世紀以後才逐漸成為草原人群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前則是農牧混合的定居或半定居型態。

歐亞草原是馬的原生地,學界一般認為人類在此馴化馬的年代大約在西元前 3500 年,但在何地、如何開始,仍是爭論中的議題。馬最早的功能是提供乳源、肉品及骨髓等副食品需求,其次才是供騎乘使用。革新性的發展出現在西元前 2000 年前後,烏拉爾山一帶的辛塔什塔文化開始採用非常輕巧的雙馬戰車。

為了追求速度,這種馬車結構輕巧穩固,只能搭載一至二人,適合奔馳在廣闊的草原上。除了控制馬匹的能力,御手還需具備百步穿楊的射箭技術,可以迅捷獲取草原上的獵物,或是制服敵人。

為了保障鑄銅原料及財產安全,戰車這一空前技術出現後,成為各地爭相模仿的目標。人群間的對立關係加深,大型防禦建築開始出現;但另一方面,快速、遠距的移動能力也促進了交流,最終在西元前兩千紀下半青銅時代晚期,將整個歐亞草原密切聯繫起來,成為連通東西的交流網。包括馬戰車在內,大量草原特徵的物品及技術,往西進入了近東、埃及,往東進入了商王朝,將這些地區帶入了壯闊的車戰時代。

另外,遊牧的出現也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議題,多數學者傾向認為是氣候變遷造成的結果。但可以確定的是,在西元前 9 世紀前後,草原上大部分的人群都改為遊牧式的生活,作戰方式也轉為更加靈活的騎兵型態,斯基泰也隨之登場。

馬背上的黃金弓箭手

歐亞草原早期遊牧者的真實形象,隨著百餘年來的考古累積,以強健又富有浪漫氣息的方式,逐步呈現在世人的眼前。最引起關注的是發現於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的黃金飾品及器具。這些金器中,雜揉了西邊希臘、埃及、波斯的多樣風格,以既寫實又神秘的方式,展現了當時斯基泰的人物面貌及生活百態。另一方面,來自東部阿爾泰、圖瓦的精實動物造型,又為之注入了馬背民族特有的樸質感。因此,以斯基泰爲代表的草原藝術,可以視為歐亞草原東西部之間多元文化交流互惠的結果。

除了草原內部,這種交流更是多向互動的,來自波斯、希臘、羅馬、中國的物品被帶進了草原深處。俄羅斯戈諾─阿爾泰(Gorno-Altai)地區西元前 4 至前 3 世紀的巴澤雷克墓地中發現了來自波斯及楚國的織品、印度的鏡子,以及本地融合多樣技法及文化概念的織品與誇張的馬具,展現出在絲綢之路興盛之前,草原世界已是歐亞大陸東西文化流動的主要管道。

西元前 4 世紀晚期的亞歷山大東征使歐亞草原西端進入了希臘化時代,但在西元前 3 世紀末,歐亞草原東端的蒙古高原崛起了草原第一帝國──匈奴,延續至西元 1 世紀,長達三百年之久。

數千座匈奴墓葬及十餘座城池,已被發現在俄羅斯外貝加爾和圖瓦、蒙古國等地區。最早被確認、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匈奴墓地之一,是 1912 年在蒙古國中央省發現的諾彥烏拉墓地。

這一處墓地的年代約在西元前後之交,恰是匈奴帝國極盛轉衰之時,可視為典型匈奴文化的代表。一如三個世紀之前的巴澤雷克墓地,諾彥烏拉墓地的隨葬品也宛如當時世界的縮影:屬於匈奴的鬥獸腰帶排飾、髮辮、織品、尖頂帽,敵對漢帝國的織品、銅鏡、車具、漆器,以及來自內亞粟特,甚至是希臘、波斯風格的織品。

日本學者的研究

日本學者很早便已投入早期遊牧民的探索,特別是針對歐亞草原東部遊牧文化的考古研究。19 世紀末,白鳥庫吉(1865~1942)由語言學的角度發表了關於匈奴的文章。20 世紀初,梅原末治(1893~1983)更直接參與了國際性的諾彥烏拉匈奴墓地出土物的整理工作。不過最具代表性的是東京大學的江上波夫(1906~2002)及神戶大學的內田吟風(1907~2003),這兩位學者從自身的田野經驗及多元學科的角度──包括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及人類學,樹立了匈奴研究的經典。

林俊雄教授也應是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成長,參加了日本行之有年的蒙古考察團,進入文化與自然環境與日本有著天壤之別的歐亞草原東部,並在考古學者心目中夢幻般的遺址展開調查。這一股對草原文化的熱切憧憬及踏進草原的震撼,完全表露在作者的蒙古高原考古記行、面對遺址時的疑惑與思考,及書中大量作者親自拍攝的照片中。

承繼日本草原研究的傳統,不難在本書中看到林俊雄教授綜合性的研究取向。除了大量的考古資料,並以相當篇幅由比較神話學的角度,再帶入希羅多德《歷史》中的觀點,論證斯基泰的起源;另一方面,由人類學、民族學的視角鉅細靡遺地剖析《史記》、《漢書》及《後漢書》等史籍所記載的匈奴史事,試圖歸納出匈奴的社會結構、軍事組織,以及祭祀、刑法、葬儀等偏向社會生活層面的內涵。

但或許是過於偏重對中國史書的詮釋,本書關於匈奴的篇章在文獻及考古資料上不甚對稱,因此無法通過豐富的物質文化展現匈奴視角,以及體現現階段的學術研究成果,是較為可惜之處。此外必需說明的是,本書的初衷是為日本讀者所撰寫的,因此,為使日本讀者能更容易地進入書中世界,作者經常引用日本慣用的詞彙,如「古墳時代」,或是日本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作為對比參照。

不過這些並不影響臺灣讀者透過本書享受進入草原世界的感受。臺灣與日本均是受惠於土地與海洋的島嶼,氣候宜人,物資充裕,因此在面對廣闊的草原生態及遊牧文化時,多半會感受到強烈的文化衝擊。藉由日本學者的切身經驗與感受,或許也有助於臺灣讀者進入這一世界。

在本書中,林教授像是一位超級導遊般,穿梭在斯基泰、匈奴及其間大量尚無法定位的遊牧人群間,通過文獻、絢麗文物及神秘遺跡,以第一人稱主動參與式的寫法,與讀者分享他與千年前遊牧民交流的心路歷程及感動,使讀者對所述內容能有更深的感應及體會。

站在更寬廣的全球化視角理解世界

在全球化議題下的出版版圖中,串連古代世界的歐亞草原是一塊非常重要的拼圖。雖然此書是在「興與亡」的概念下呈現斯基泰及匈奴的興衰發展,但草原的遊牧式生活及隨之而起的強大政體,如我們所熟知的蒙古帝國或大清帝國,在此後的幾千年中,仍不斷地成為史家筆下恐怖又野蠻的遊牧侵略者,對定居人群造成威脅。反之,在多樣的接觸中,遊牧者又為其周邊的定居人群帶來新的文化概念,進而形塑定居文明。

也因此,唯有通過持平地認識歐亞草原上的人群生活、文化創造,才能更深入且全面理解歐亞大陸定居人群的文化形成及歷史脈動。這本書即可做為讀者進入這一世界的開始,或許也能對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帶來反思吧!

本文摘自八旗出版《草原王權的誕生》,原標題〈不容忽視的草原力量!〉:

匈人是匈奴人嗎?匈奴人和斯基泰人又有什麼關係?漢王朝如何被迫和親匈奴?它的復仇戰爭成功了嗎?

本書探尋中央歐亞草原的騎馬遊牧民──「斯基泰」與「匈奴」在世界史被忽略的意義,首次把橫亙東西方的騎馬遊牧民合併而寫,探尋古代草原世界的王權形成和它們的文化,藉此思考遊牧民在世界史中的積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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