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與永生──導讀唐.德里羅的《Zer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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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科學家準備進行換頭手術的試驗,即把一個活人的頭切開,嫁接到另一個人的脖子上。如果他成功的話,人的身體不斷衰敗甚至壞死都沒有關係,換頭科技可以幫人續命。這種科技的產生固然會讓人擔心人類會不會陷入倫理困境,但是科技能否逆轉生死有時的宿命?

這個問題關係到人類命運之休戚,無論是流行文化還是嚴肅文學都難以繞過。近幾年,美國科幻電影如《機械姬》(Ex Machina)、《觸不到的她》(Her)、《明日邊界》(Edge of Tomorrow)、《危機解密》(Source Code)等等從不同面向觸及過這個議題。美國小說家也不遑多讓,2013年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寫出了《放血尖端》(Bleeding Edge,而今年唐.德里羅(Don DeLillo)出版了《Zero K》

《Zero K》

品欽和德里羅分別成名於 1960 和 1970 年代,他們都是美國當代最優秀小說家,近年諾貝爾文學獎評選,他們都在賠率榜單上。雖然他們往往被貼上「後現代小說家」的標籤,但是幾十年後當他們在寫出文學教授、小說評論家和書評家都無法輕易下判斷的科幻作品,讀者不禁想問,「後現代」的前面究竟要加上多少個「後」字才能體現兩位小說大師天馬行空的構想。

品欽的小說愈寫愈厚,並以此著稱,據聞出版社甚至考慮過改換紙質來控制成本。而德里羅自從 1997 年出版《地下世界》(Underworld之後,他的小說則愈寫愈薄,愈寫愈黑暗,愈寫愈冷峻,愈寫愈晦澀,今年出版的《Zero K》還不足三百頁,有些嚴謹的書評家一讀再讀仍沒有輕易下任何結論。

Don DeLillo
Don DeLillo

冷凍在人體膠囊裝置裏的人

《Zero K》的題材引人注目:「人體超低溫保存」,即通過超低溫保持技術,把絕症患者的身體保存在比膠囊旅館還要小的人體膠囊裝置裏,以期有朝一日醫學技術能夠克服該絕症時,再將人體解凍並進行治療。

我們在科幻電影中曾經看過許多試圖超越人類感覺時間,甚至超越生死的科技,例如宇航員可以在生命維持裝置中睡掉整個航程,而他們的生理年齡卻不會增長;人可以將自己的大腦信息轉化成數據,存在於數碼世界之中,又或者下載到另一具軀體。可以說,「人體超低溫保存」已並不是那麼新穎的科學構想。德里羅並沒有去深究倫理上的問題,而是將此原本不得已而為之的技術變成人類的選擇。

德里羅各部小說的內容互相穿插,形成斑駁多姿的小說世界。要談《Zero K》,須從他出版於 1985 年小說《白色噪音》(White Noise談起。

《白色噪音》的敘述者傑克和他的太太白碧特有一場頗為浪漫的對話。二人在談論死亡的問題時,都願意成為先死的那位,而且他們給出的原因也是一樣的:他們都深愛着對方,無法忍受自己的生活中沒有對方的存在。二人可說是一體兩面。日常生活中的情侶或者夫妻也會進行這種對話,如果一個人選擇後死,因為他不願意愛人去忍受失去摯愛的孤獨和悲痛,這又何嘗不是愛呢?

諷刺的是,傑克在一段內心獨白承認,他自己不想先死,他真正想要的是二人都能苦樂與共,長生不死。這在現實中當時是不可能的,而在小說中,傑克也沒有選擇,因為德里羅為這部小說設置了宿命:「所有的情節終於死亡」(all plots end in death),因此它的結局可以說是早已注定。

《Zero K》也講到一對恩愛的夫妻,羅斯和阿蒂絲。羅斯是億萬富翁,六十幾歲,身體健康,而阿蒂絲已病入膏肓,必須進行人體冷凍技術以暫時「保存」性命。與《白色噪音》中沒有選擇的傑克不同,《Zero K》的羅斯有了選擇的自由。他決定把自己也冷凍了,一方面他想要在無盡的黑暗和睡眠中陪伴自己的太太,另一方面他不願意一個人孤零零地面對妻子冷凍後的日子。冷凍在人體膠囊裝置裏的人都集中存放在一個叫 Convergence 的收集中心,大部分都是由於客觀原因而被迫冷凍的,而小部分自願被冷凍的人則放在一個叫做「Zero K」的單位。

實際上,比起《白色噪音》,《Zero K》對生死狀態的探索讓讀者更加覺得陰森可怖。一個人進入冷凍狀態,他就像進入一個最深層的無夢之眠,雖說保存了生命,卻又最接近死亡。只要沒有人拔掉插蘇,那麼在這個狀態中,Immortality(永生)和 Mortality(死亡)已經是同一回事,前綴「Im-」可有可無,又無法完全消失。科技既讓人觸碰到超越生死的界線,又無法讓人完全超越。人靜靜地躺在生死的界線上,與界線一同成就永恆。

當然,這是筆者猜想的文字遊戲,但是這種解讀有更深一層的意義。「Im-」無疑會讓人想起「I’m」,即「I am」的縮寫,於是「我存在」變成一種模糊曖昧的狀態。筆者認為,這就是《Zero K》整本小說所探討的核心。

讀起來有點像黑色幽默

如果德里羅單方面去寫羅斯,小說就不會具有說服力了。

羅斯故意召回他和前妻生的兒子謝夫,並打算把自己的生意交給他,而謝夫正是這個這本小說的敘事者。謝夫是一個存在感極弱的人,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十分麻木,但是對身邊的小事情卻十分執著。他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在大時代中浮沉的小人物。選擇他做敘事者,或許是一招險着,例如他會執著於機場安檢諸如此類的小事上,並從中闡發一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讀起來有點像黑色幽默,但又不是完全如此。

小說中最顯著的一幕莫過於他在紐約的士上和女朋友滔滔不絕地講身邊「定義我們的小事物」(minor matters that define us),但是他說話的聲音又不得不被馬路上的車聲和電視屏幕上的新聞報道穿插。謝夫終究是個平凡的美國人,既服膺於時代,又不得不對抗時代,一個對抗現實的現實主義者。

這本充滿冷感的小說中唯一的溫情就是兩父子重逢的對話和幽默,但是他們很快就產生分歧。謝夫沒有辦法認同作為時代勝利者的父親羅斯,但是同樣沒有辦法改變父親自我冷凍的決定。兩父子之間南轅北轍的世界觀正是《Zero K》這部小說最強的張力,亦是其中一個最大的看點。羅斯帶着一種冰寒的浪漫情調試圖征服生死之限,謝夫則維持一副尖刻的現實至上的面孔。三十多歲的謝夫對現實的見解仍未夠深刻。

其實再往下一步去想,他的父親羅斯進入冷凍狀態以後,就不再能夠被謝夫所說的身邊的小事物所定義。羅斯不僅不能被定義,由於進入冷凍狀態後便失去意識,這些小事物以及謝夫的敘述根本無法對他生效。不是羅斯否定了現實,就是現實否定了羅斯。

《Zero K》是一部典型德里羅晚期風格的作品。當然讀者也可以從科學哲學、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等角度去批評這部長篇小說對科學倫理的探究不夠深刻,幾乎無視女性的存在、資產階級玩弄尖端科技之不公不義,但是德里羅晚期風格就是一面多稜鏡,讀他的小說或許更不能被單一理論框架所限吧。

本文轉載自《明報》「世紀.文學課(2016年11月6日)」。